张涛：易学研究内容综述

本文节选自傅海燕著《中国易学史略》张涛撰写序文——《周易》的历史地位与核心价值

《周易》一书所自甚早，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将《易》之成书，视作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相继创作、推演、加工的产物。今天的研究成果表明，《周易》的两大部分经与传，其中《易传》部分在历经了春秋以来数百年的人文理性的浸润之后，最迟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形成。而更早的《易经》部分，其源头虽不必然如古人所说的那样，是伏羲氏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但也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骤成的。张政烺先生曾试图以“数字卦”解释《易经》的起源，而近年来有关清华简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同样说明了《易经》在早期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和久远。当然，正如《周易·系辞下传》中所说的那样：“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周易》能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元典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其年代久远、文字古奥，而是自汉朝以来，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阶层基本知识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本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与开拓进取、顺时而变的价值理念对历代的思想创新和社会变革，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应用阐发的过程中，《周易》博大深邃的思想得以不断拓展，《周易》“无所不包”的社会价值得以不断发掘。这种互动关系使《周易》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条主线，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由此形成的对《周易》的种种理解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即为易学。

如果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易学算起，易学在中国最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成果之丰硕、名家之辈出、流派之纷呈，堪称中国古代经典之最。清代四库馆臣曾对易学之发展进行过归纳、总结，其言曰：“《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此论固然可视为探究古代易学发展时的不刊之论，但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传统易学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今时今日易学之研究内容已非旧式之貌，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大领域。

第一，对易学理论的研究。其内容主要有两部分，其一是对《周易》经传本身所作的文字训解以及多角度、跨领域的文化阐释，很多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套以易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其二即所谓的易学史研究，虽然撰述者因其所择取的立足点的差别而导致其内容乃至结论各有千秋，但是其研究之视域，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实体，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易学专家与易学典籍。自然，与中国古人视《周易》经传为圣人之言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同，现当代的易学理论研究单就其多样性而论已经是空前的了。

在中国大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最炫目的易学成果中，易学理论的研究是占据主要部分的。然而，我们也明显地感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往往只是在传统经学的范围内周旋，把注意力放在典籍授受、经传注释、学派演变等问题上，关注的是那些专门的易学著作，那些专治易学且有著述传世的易学家，而未能紧密结合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展开多视角、全方位考察，致使易学史上的某些阶段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讲。

例如，对于秦汉易学、南北朝易学、明代易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这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易学研究范围较窄，研究对象较少。因此，我们应该摆脱传统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束缚，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受《周易》及易学启示、影响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学术文化现象上来。易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周易》和易学启示、影响下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曾经研究易学、运用易学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张，而不管这些人物是否有所师承的易学家，不管这些著作是否专门的易学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把握易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认识、解读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现象，从而推动易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

第二，对易学典籍的研究。中国古代易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乎所有易学家都有各自的注本，各家《周易注》就不知凡几。此外，以《周易》学说为本的历法、乐律、中医学等各种著述所在多有。如果计算与易学相关的文章、诗词等著述，则无异于恒河沙数。故如不适时加以整理、研究，则必将有泛滥无归、无处措手之憾。正因为如此，古代学人非常重视对不同时期的易学发展加以总结，并集中体现在目录学著作中。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等官修书目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易学文献在历代国家大规模典籍整理时的情况。

而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私家书目里，则可见易学典籍在私人藏书家手中的存留情况。正是得益于前人打下的雄厚、坚实的学术基础，发展到清代，易学典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学者朱彝尊的《经义考》是一部经学专科目录，其中有70卷涉及《周易》，占总卷数的四分之一。朱氏所论及的易学典籍不但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面广。尽管有许多本不属于正统的经学范围，但也由此得以展现出易学文化的全貌。中国古代典籍的大规模整理工作最为瞩目的当属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周易》作为儒家五经之首，位列开篇。《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就有161部，逾千卷，是所有分类中最多者。随之而辑录的《四库全书总目》则是中国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之作，而其中的《经部·易类》又是中国易学文献目录的重要作品。另外，阮元主持编纂的《清经解》中所汇集的清儒易学作品，其规模虽不及《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但却是对清代易学水平的总结，其集大成之功不容低估。王先谦又在阮元的基础上，编成《清经解续编》，续收清代学者经学著作209种，其中就有胡渭、惠栋、李林松、张惠言、宋翔凤、李富孙、李锐、姚配中、胡祥麟、俞樾等十数家之易说，清代易学之全貌得以完整展现。民国初年，一些学者出于补正《四库全书》之失的考虑，本着考察“二百年来新出书籍”之态度，倡议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此事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但随着时局的动荡，续修之事不了了之。

然而，在“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组织下，一些文史领域内的学者仍然撰写出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其中，易学文献依旧居于各种典籍之首。通过此书，后人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嘉庆、道光直至民国时期的最新易学研究成果。直至今天，在重新整理易学典籍时，它仍是重要的参考用书。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新的易学典籍工程开始不断涌现。1994年，启动了《续修四库全书》大型文化工程，其中仅《经部·易类》又收书200余部，数千卷。1998年四川大学启动《儒藏》编纂工程，2002年北京大学也启动《儒藏》编纂工程，易学典籍整理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当然，易学典籍研究并不仅仅包括传世文献，同样也包括出土文献。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出土的一批简帛文献中，就有不少易学方面的内容。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的帛书《周易》，到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中发掘的汉简《周易》；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迄今为止版本最为古老的《周易》，到敦煌经部文献中《周易注》《周易正义·贲卦》的整理，再到近年来清华简中颇为学界所重视的《筮法》《别卦》两篇易学文献的公布。每一次“新发见”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出土易学文献及其与传世文献相互释证的研究，更在深层次上推动了易学理论的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如上所言，因缺乏足够的“易学视角”，这些“新发见”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易学研究的整体面貌。

第三，对国外易学的研究。《周易》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成果。国外易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本土与域外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如今，《周易》已先后被译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鲜文、俄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各国纷纷建立从事《周易》研究的学术组织，手段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和著述相继推出，其中更是不乏拥有全球视野和国际视野、富于启发性的佳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强对国外易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新的问题意识以及新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自身文化，这对于推进本土易学研究，丰富和完善自身文化体系，坚持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创新，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关于国外易学典籍，目前除了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初刻本《周易注疏》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孤本《郭氏易解》等少数几种有学者整理外，其他大多处于介绍研究动态、梳理传播史和学术史的阶段，较少有专门的整理成果、系统的翻译作品、全面的研究论著，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以及专业知识储备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开拓空间。特别是现存易学典籍的总数、详目尚无整体性定论，也没有系统规划、编纂的书面成果。普查、编目等基础性工作方面的薄弱，限制了国外易学典籍整理、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因此，对国外易学典籍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相关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整理编辑：中国风水业协会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