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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这段文字，一直以来深为玄学者所关注。沈从文在文章里提到一位会赶尸之术的“有道之士”，名为阙五老，据说他十五岁时就远走云贵，跟名师学习过赶尸术，晚年，当人们问起他是否真的见过此术时，他必装作很认真的神气说：“当然的，我还亲自赶过！那是我一个亲戚，在云南做官，死在任上，赶回湖南，每天为死者换新草鞋一双，到得湖南时，死人脚趾头全走脱了。只是功夫不练就不灵，早丢下了。”
今天就来看看民国初期学者对于“赶尸”的一些解释。
记载“赶尸”现象的笔记最“权威”者，当属《清稗类钞》中的一篇：“贵州商人采木为生者，每春水生时，辄编木为筏，乘之，直下湖南常德等处，将木筏析卖，乃遵陆还乡（即循着旱路回乡）。有病死者，道远，尸不易回，同行者往往有送尸之术。”然而这种送尸术必须要两人同施才有效。“其术，一人导于前，一人以手持碗水随于后（碗中必须是清水，而且必须加持符咒）。水不倾泼，尸不倒也。”那尸体与活着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能说话，而且走路的姿势显得僵硬，“与生人亦微异，盖人行则行，人止则止，纯随二人步趋”。到薄暮时分需要投宿旅店时，旅店主人一见，就知道是赶尸之人，必然会辟出一间专门的房间让其居住（“此种送尸人，时时不绝于道，彼处客店，每专备一房招待之”）。到了晚上，那两个赶尸者睡在床上，尸体则立于门侧，这就是湘西民谚所谓的“三人住店，两人吃饭”。将到家的前一天晚上，“尸必托梦于其家人，其家则将棺木衣衾，预备齐整”。等到赶尸者将尸体领进了家，直接驱使尸体走进棺木内，然后赶尸者将那碗加了符咒的清水在地上一洒，尸体立刻倒下。这时要马上为其收敛，“否则其尸立变，现出腐坏之形矣”，腐败的状态与死亡时间完全一致，“如已死一月者，尸即现一月之腐状”。
所谓“三人住店，两人吃饭”，说的是赶尸者运送一具尸体，而在郭则沄所著笔记《洞灵小志》中，还记载了运送多具尸体的情况：“湘黔有谙是术者，人死不殓，招术者咒之则能行。”赶尸者在前面引导，“或二三尸，或四五尸，从以行”。这些尸体都要用纸盖住脸，前面的路上有诵经的或演乐的，必须让他们停止，然后赶尸者才能过去，“否则术败”。而晚上住店时，与《清稗类钞》中的记载不同，尸体不能立于门侧，必须立于门后，这是怕生人进来时不小心触碰到，也会导致术败。“如是昼行夜止，虽千里可达，抵家亟殓之，稍延则腐。”当时战乱频仍，死在异地他乡的人非常多，所以“馆驿间往往见行尸，不足为怪”。
在《清稗类钞》里，同样谈到了赶尸现象在清末的多见。湘军名将黄忠浩曾驻军川边，“一日，营外忽大哗”，他询问手下出了什么事，手下报告说是“有人解死尸经过，尸能自行”。黄忠浩感到很惊讶，出营观看，则见一人持布旛在前面引导，身后跟着一个面无血色、全身僵硬、直挺挺的“人”随之奔走。黄忠浩便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赶尸者说：“此人旅途中死去，不能具备棺木，所以我用法术驱之自行，带他回家以就殓。”黄忠浩问法术怎样施行，赶尸者说：“这是我们行业的奥秘，怎么可能告诉你。”黄忠浩又问他此去还需要几天才能到家，赶尸者说大约四五天，又问晚上住宿时，尸体“放”在哪里，赶尸者说“置之门侧可矣”。黄忠浩还有些不敢相信，让手下检验那个“人”，发现确实是一具尸体。这一下整个军营都轰动了，士兵们纷纷出来观看，但当地人却说：“此事常有之，不足异也。”vx公主号：灵 异 社 区
《清稗类钞》的编撰者徐珂，在另外一部笔记《康居笔记汇函》中，还摘录了刊发于1926年的《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一号中一篇名为《缅甸人的生活》中的一句话：“缅甸术士，于客死他乡之人，可念咒使复活，挈以归，比至家，乃退咒下葬。”徐珂认为，这与中国的“赶尸”乃是同样一种“法术”。
对于“赶尸”，著名学者狄葆贤持“催眠术”观点，他在《平等阁笔记》中说：“贵州采木商人病死于湘中者，能以送尸术送之返乡，似与西人之催眠术同理。”他与很多朋友函来信往地对此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早已与肉体分离，而肉体还能像生前那样运动自如，“乃其生前之余气耳”。他又进一步比喻道：“人之余气，犹灯火熄时之有余影，儒家或谓之魄，人死时往往有报信托梦于亲友者，皆此余气为之，非灵魂也。”所以，送尸术是施术者将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死者体内，与死者的余气“相合相接而成者也”，这很像是催眠术的施术者用自己的意念诱导受术者按照其指令所为，所以狄葆贤说：“催生人者谓之催眠术，催死人者，谓之催死术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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