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耕：对《周易》几个重要议题的解读

古今易学传授图，《七经图》卷二，明万历刊本

《周易》乃《十三经》之一，并居其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其作为一部古老的典籍，最初是用于占卜的书，后来随着对它的解释，逐渐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关于《周易》名称的意义，有三种解释：一是所谓“周”是指周朝，“易”为简易，《周易》即是周代人简易的算卦之书；二是“周”是周普的意思，“易”为变易、变化之义，《周易》乃探求普遍的变化法则之书；三是“周”即圆，《周易》就是研究循环变易的规律之书。多数学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比较符合原意。汉代人所说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传是对经所做的解释。

一

《易经》的著作年代和作者

《易经》成于何时，作者何人，迄今仍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认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东汉经师又提出周公旦作爻辞说。宋朝朱熹概括为“人更四圣”说。“五四”运动以后，新史学兴起，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认为卦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足证《易经》成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因此出现了周初说、西周末说和战国说。

顾颉刚先生写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第一次从《易经》的卦爻辞中的故事来考证《易经》的著作年代。其中有“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顾氏指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武王之弟，称康叔，其事迹在武王之后，故卦辞非文王所作。而《易经》中没有引用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据此，《易经》当成于西周初叶。

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收有《〈周易〉之制作年代》一文，认为《易经》乃战国初期的作品。其证据是《周易》中有几个地方提到“中行”。他以为“中行”是人名，指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在与楚国交战时统帅中军，又称“中行桓子”，其子孙以“中行”为氏。据此，认为《易经》不能早于春秋中叶；可能是孔子再传弟子馯臂子弓所作。其实，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因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就讲到“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的事情。这发生在荀林父做统帅八十多年以前，证明《易经》不是作于战国乃至春秋中叶，而在春秋初叶就存在了。《周易》中的“中行”二字，旧注解释为“中道”，是有理由的，并非人名。

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则折中以上两说，主西周末年说，认为《周易》之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于西周晚期。

总起来说，虽然说法不一，但多数学者认为，《周易》的基本素材是西周初年或前期的产物，其成书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陆续形成的作品。我们倾向于周初说。

《易经》是怎样编成的？可能是当时掌管卜筮的人，于每次占卜之后，将所得的兆象和占断的词句记录下来，到年终，又将积累的筮辞和卜辞加以统计、整理，看其有多少条已经应验。已经应验的则筛选出来，作为以后卜筮的参考或依据。经过无数次的筛选、编排和文字加工，最后形成了《易经》。近人认为，《易经》的编纂，出于周朝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

二

《易传》的著作年代和作者

过去传统的说法，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即持此说，影响很深。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著《易童子问》，才开始怀疑《系辞》以下为孔子所作。理由是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众说淆乱；所谓“子曰”，乃讲师之言。南宋叶适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清朝史学家崔述于《洙泗考信录》中，又作了更加详备的考辨，进而怀疑《彖》、《象》为孔子所作。近人通过研究，几乎一致认为，《易传》十篇确非孔子所作。这已成定论。但这十篇的作者究竟是谁，已无可考。多数学者认为，《易传》各篇非出一时一人之手，乃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但对各篇形成的年代，仍有不同意见。大的分歧有二：一是战国前期说，一是战国后期说。争论的焦点为《彖》、《象》和《系辞》的年代。

战国前期说以张岱年、高亨先生为代表。张先生根据战国末至前汉初期的著作中对《易传》的引述，以及哲学命题的立定和否定，基本范畴的提出和运用，来考定《易传》的著作年代。其结论是：“《易大传》的年代应在老子之后，庄子之前。”（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系辞传》的若干章节，当成于梁惠王以前，即写成于战国前期。”（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彖传》应在荀子以前”，《文言》、《象传》“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

战国后期说以冯友兰、朱伯崑先生为代表。朱先生于《易学哲学史》第一卷中，对《易传》形成的年代，主要从《易传》所提出的概念、范畴、命题、术语和学说，如太极、道德、性命、天尊地卑、时中说、顺天应人说、养贤说等，同战国时期的作品如《孟子》、《商君书》、《管子》、《庄子》、《吕氏春秋》、《中庸》的联系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彖》文当在《孟子》以后”，“孟子和荀子之间”；《象》出于《彖》之后，“《象》的下限，当在秦汉之际以前，同样可以看作是战国后期的作品”；《文言》多引《象》、《彖》文意，加以发挥，其“下限当在《吕氏春秋》以前”；“《系辞》的上限当在《彖》文和《庄子·大宗师》之后，乃战国后期陆续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断在战国末年”。考辨精详，比较有说服力。此不一一赘述。

三

《周易》经传的流传和演变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材料看，《易经》作为占筮的依据，在春秋时期已经十分流行。据《左传》和《国语》记载，当时人以《周易》占问吉凶，共有二十余条，且讲论《周易》的情况，涉及周、陈、晋、鲁、齐、秦、郑、卫等国，足证春秋时代《周易》流传之广泛。这说明，当时人已经把《周易》奉为神圣的典籍。

春秋时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也颇有研究。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马王堆帛书《要》篇也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之说。《论语》中有两处讲到《周易》，视其为道德修养的重要典籍。《论语·子路》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解释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强调卦爻辞道德修养的含义，认为善于学易的人，不必去占筮。《论语·述而》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认为《周易》对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予以高度评价。

西晋太康二年，在魏襄王（前318—前296）墓中出土了一批有关《周易》的著作，有《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爻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可以代表战国时期《周易》流传的情况。这说明，战国前期和中期，人们已经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解释《周易》。而以“阴阳”观念解说《周易》，似出于道家和阴阳家，因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从孔子到孟子，乃至孔子的孙子子思，其著作《论语》、《孟子》、《中庸》中，皆无阴阳说。

随着人们对《易经》的推崇和研究，陆续形成了一批系统解《易》的著作，即《易传》，使这部用于占筮的迷信之书，成为一部讲哲理的哲学著述。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自孔子授《易》，传承不断，六代而至汉初经师田何。由于统治者表彰儒家，提倡经学，《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无论官方和民间，都有一大批经师和学者，以治《易》为己任，使人们对它的解说，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田何传《易》于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王同又传授给杨何。丁宽传《易》于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称为“施、孟、梁丘之学”。孟喜又传于焦延寿，焦的学生是京房，于是又产生了“京氏之学”。其易学敢于创新，独树一帜，不同于田何易学的传统，被视为“异党”。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易学属于今文经学系统，皆立于学官。此外，还有一个易学传授系统，以费直为代表。其以《易传》解释经文，注重义理，无章句，被称为费氏易，属于古文经学系统，未立博士，乃民间易学。

后汉时期，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又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皆为费氏之学。自此，费氏之学大盛，而京氏之学遂衰。但传费氏易者，也都受了京房易学的影响，如郑玄解经，虽属古文经学的传统，但又精通今文经学，以注纬书而闻名。荀爽虽不大讲阴阳灾变，但亦主卦气说。继承费氏易学的传统，排斥京房易学影响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成为义理派王弼易学的先导。

汉人解《易》的显著特点是注重象数，以阴阳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宋人称之为象数之学。并同当时的天文历法相结合，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汉代易学提出了许多新的体例，如卦变、互体、纳甲、飞伏、爻辰等，以此解说卦爻辞的意义，非常烦琐。

三国时代，王弼开创易学新风。他注重义理，有意识地排斥取象、互体、卦变、纳甲等说，一扫汉易象数之学的烦琐解《易》学风，是易学史上一个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又以老庄玄学观点解释卦爻辞，对《周易》原理的理解，抽象化、逻辑化了。其《周易注》只注解了《易经》上下篇和《彖》、《象》、《文言》等传，而未及《系辞》传。后来，晋人韩康伯补注了《系辞》等传。唐孔颖达将此二注合在一起，收入《周易正义》中，成为玄学派易学的代表作。此后，王学大盛，而汉学渐衰。

宋朝讲《周易》同汉人和王弼又有不同。他们不再追求《周易》经传文字训诂方面的考证，而注重探讨其中的义理。追求《周易》中的哲理，将《周易》原理高度哲理化，是宋易各派的共同特征之一。张载的《易说》用气学的观点解释《周易》，根据《系辞》传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邵雍继承道教易学的传统，著《皇极经世》，提出先天、后天之学。程颐依王弼易学作《程氏易传》，以理或天理为易学的最高范畴，成为宋代占统治地位的易学。朱熹又继承程传的传统，并吸收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作《周易本义》，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教科书。

元明两代，是宋易深入发展的时期。明朝颁布《周易大全》，意味着程朱易学，特别是朱熹易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元明两代的象数之学提倡以图像解《易》，又形成了易图学，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象数派易学还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并形成了医易学派，成为易学发展的新特点。明清之际，方以智父子对以前的象数之学作了一次总结；而王夫之则从义理学派的角度，对宋明易学进行了总结，并建立起自己的易学体系。

清朝人解《易》，一方面反对宋人的易学，另一方面也反对王弼派的易学，而要求恢复汉人解《易》的传统，注重文字训诂和考据。其代表人物是惠栋和张惠言。而焦循著《易学三书》，并不惟汉易是从，而是依汉人解《易》的精神，独辟蹊径，建立自己的体系。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们对《周易》的研究也开创了新的局面：一反过去以传解经的传统，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周易》经传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分别进行研究，开拓了从哲学、史学、社会学、古文字学方面研究《周易》的新领域。

关于《周易》经传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记载，施、孟、梁丘三家讲解《周易》的本子都是十二篇。《周易》的经和传，是由经师分别传授的。又据《汉书·儒林传》和《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汉代经师费直和郑玄为了便于查阅，使人“寻省易了”，开始以传附经，后传至王弼。现在通行本《周易》经分上下篇，《彖》、《象》及《文言》分系各卦经文之后，即是王弼的传本。孔颖达将王弼和韩康伯《易》注收集在一起，并为之作疏，称为《周易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中，这是《周易》流传下来影响最大的版本。

朱熹用吕祖谦所定《古周易》本，经和传仍分为十二篇，撰为《周易本义》。后董楷撰《周易传义附录》，“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书，散附程传之后。沿及明永乐中，胡广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误。至成矩专刻《本义》，亦用程传之次序。乡塾之士遂不复知有古经”（《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三）。《周易本义》是宋代以后通行本。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又有《周易》。帛书《周易》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六十四卦的卦名与通行本有很大差异，其排列次序与通行本完全不一样，其卦辞和爻辞也有出入。帛书《周易》中又有《系辞》传，共约六千七百余字，较通行本为多。其中无“大衍之数”章，但包括通行本《说卦》的前三节，有两千余字为今本《系辞》所无。帛书《周易》没有《彖》、《象》、《文言》，但卷后抄有《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诸篇，为通行本所没有。帛书《周易》抄写于汉文帝初年。这说明《周易》在汉初就有不同的写本，不仅是田何的传本。帛书《周易》是现存《周易》中最早的别本。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周易》经传的注释，历代有史可查的就有数百家，可谓浩如烟海。现在流传下来，影响大的有以下几种：

《周易注疏》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周易集解》唐李鼎祚，《四库全书》本，清刻本，《丛书集成》本。

《程氏易传》宋程颐，《二程全书》本，《四库全书》本，清刻本，中华书局《二程集》本。

《周易本义》朱熹，《四库全书》本，清刻本。

《周易集注》明来知德，虎林刻本，《四库全书》本。

《周易述》清惠栋，《四库全书》本，清刻本，《四部备要》本。

《周易集解》清孙星衍，清刻本，《丛书集成》本。

《周易古经今注》高亨，中华书局刊本。

《周易大传今注》高亨，齐鲁书社刊本。

四

《易经》的内容和性质

古书一般都由篇或章来构成，《周易》则不同，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卦。卦也相当于其他书的一篇或一章。《易经》整部书共由六十四卦组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这种分法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从魏襄王墓中挖出的《易经》就分为两篇。

《易经》由六十四卦组成，六十四卦的内容包括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卦象指卦的图像，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图像。卦中六画的排列自下而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序位，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初、二、三爻为下卦，亦称内卦；四、五、上爻为上卦，亦称外卦。这样的三画卦共有八种，分别叫做乾（卦形是☰）、坤（卦形是☷）、震（卦形是☳）、巽（卦形是☴）、坎（卦形是☵）、离（卦形是☲）、艮（卦形是☶）、兑（卦形是☱），称为八经卦。八经卦两两相重，便构成六十四别卦。解说一卦的基本内容的词句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卦辞起初被称为“彖辞”，唐以后改称卦辞，更加通俗易懂。说明每一爻的性质和内容的词句称为爻辞，列于卦辞之后。例如《易经》的第一卦，为卦象，其卦名为《乾》，卦辞为“元亨，利贞”。六画皆为阳爻，均称九，下第一画为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第二画为九二，爻辞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余为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各爻皆系有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总称为筮辞，共四百五十条。

就卦辞和爻辞的内容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就从文句体例、社会史和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过探讨。例如高亨、李镜池先生就将卦爻辞归纳为：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占断之辞四类；郭沫若、李镜池、闻一多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卦爻辞的内容，又将卦爻辞区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科技知识三类。

如果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卦爻辞的内容进行分析，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渐》卦九五爻辞说：“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离》卦九三爻辞说：“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尤其是《乾》卦爻辞，更以龙象的变化来表现人的政治生涯的起伏升降。这些比喻，都是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试图在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寻找某种共同的东西，或借自然现象的变化说明人事活动的规则。这是认为，天道与人道具有一致性，对于以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说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

第二，讲人事的得失可以转化。《周易》卦爻辞涉及到许多对立的事物，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大人小人、夫妇、吉凶、往来、得丧等。难能可贵的是，《易经》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平陂、往复是两对对立面，但它们之间都可以转化，平的会变成陂的，往可以变成复。因此，虽处于艰难不利之境，也可以无咎。又如《乾》卦九五爻辞为“飞龙在天”，上九爻辞为“亢龙有悔”。这是以《乾》之第五画为龙飞的极限，认为超过此极限，至第六画就要走下坡路，即向反面转化，亦即后来所说的“物极则反”。因为吉凶、得失可以转化，所以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如《乾》卦九三爻辞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种认为人的生活遭遇可以转化的观念，在卜辞中是没有的。

第三，提出了某些行为准则，对人有劝诫之意。有些卦爻辞不仅示人以吉凶，同时予人以教训，令人的行为按某种规范而行动。如《谦》卦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初六爻辞说：“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强调人有谦卑的品德，则可以取得好的结果。又如《恒》卦六五爻辞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认为做妻子的德行有恒，遇事吉利；做丈夫的恒守其德，不能随时应变，当机立断，遇事则凶。又如《益》卦九五爻辞说：“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对人诚信，有慈惠之心，自然吉利，因为别人也以慈惠之心待我。所有这些，都强调凶吉悔吝是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为人事吉凶对人有劝诫之意，突出所占问之事的道德教训的意义的思想，也是卜辞所不可比拟的。

以上三点说明，《易经》卦爻辞中，含有某些逻辑思维，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对后来易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周易》被认为是讲天人之道即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被认为是讲事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被认为是讲人生修养的典籍，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但是，从卦爻辞总的内容看，它仍然是用于占筮的典籍，并不是哲学著作。

关于《易经》一书的性质，从古到今，历来有着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义理之书，即主要是讲天道和人事教训的著作。这种认识从战国时期的《易传》就开始了。如《系辞》所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认为《易经》广大悉备，天道、地道、人道，无所不包，乃“穷理尽性”之书。后来，无论是象数学派，还是义理学派，都有把《易经》一书哲理化的倾向。这种情况，直到朱熹那里，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反复强调，“《易》本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认为《易经》原本是周朝人用来占筮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赋予其哲理的解释，是孔子《易》即《易传》的任务。此说颇有眼力，难以反驳。因为他依据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周礼》等有关记载，作了详细论证。这也就是历史上关于《易经》性质的第二种主要看法。当然，《易经》虽为卜筮之书，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生活智慧，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易经》一书逐渐摆脱卜筮之书的本来面目，能够不断被哲理化的根据所在。

五

阅读《周易》应当注意的问题

总结历史上经学家和近代疑古派的治学经验，我们应该提倡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阅读和研究古代的典籍。具体到学习《周易》经传，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将《周易》系统的典籍区分为经、传、学三部分，既要看到三者的联系，又要看到三者的区别，不能以传代经，或以学代传。从《周易》这部典籍流传的过程看，它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易经》、《易传》即《十翼》、历代易学。《易经》是周人占筮用的典籍；《易传》是战国时代学人对《易经》所作的解释，将占筮的典籍哲理化；历代易学是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和哲学家依据《易传》的解经原则，对《周易》经传所作的再诠释。经、传、学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具特色，不能混为一谈。如“太极”这一范畴，始见于《易传》，《易经》无太极概念。如黑白点河图、洛书，见于宋易，《易传》无此种图式。又如以春夏秋冬四时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见于汉唐易学，《易传》无此种说法。总之，经、传、学乃一历史的发展过程，各自受到其历史环境的制约。因此，学习和研究《周易》系统的典籍，要注意其所处的时代的特征，不能将后人的解释强加于前人身上，也不能将后人的解释一概视为经、传的本义。

其次，要对经、传、学中的术语、概念、命题以及理论体系，进行逻辑分析。因为《周易》系统的典籍，从卜筮之书，通过《易传》的解释和历代易学家的阐发，成为一部哲学典籍，从而建立起以经、传为核心的各种易学体系。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可以揭示其理论思维的特征及其价值，从而给人以智慧，以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如不进行逻辑分析，一部易学史便成了一笔糊涂账。比如“太极”这一范畴，在《易传》中是作为筮法范畴出现的，“易有太极”章是讲揲蓍成卦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表明，从太极到八卦，乃一连续和演化的过程，所以到了汉代，易学家们便将“太极”从筮法范畴提升为哲学范畴，视“太极”为宇宙的本原，即元气，从而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模式，到宋代周敦颐发展为《太极图说》，成为中国哲学中谈宇宙生成论的典型。到朱熹，又在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影响下，视“太极”为阴阳五行之理的全体，认为太极同两仪、四象、八卦的关系，不是母生子的关系，而是逻辑上的相互蕴涵的关系，并在哲学上导出“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结论，又将宇宙生成论引向了本体论。如果不对“太极”范畴进行逻辑分析，其理论价值就被湮灭了。

第三，要区分《易传》解经的两套语言。由于《易传》的特征是将《易经》哲理化，因而其对《周易》的解释，则有两套语言，即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前者谈筮法问题，后者谈哲学问题，谈哲学问题往往又不脱离筮法问题。因此，我们阅读《易传》，要注意区分其所谈问题的性质。就其解《易》的两种语言说，所谈论的问题的性质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谈筮法，如《系辞》“大衍之数”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章，“易有太极”章；又如讲“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等，都是讲筮法问题；又如《说卦》传中对取象和取义说的概括，提出乾坤父母卦说，亦是讲筮法问题。二是谈哲理，如《系辞》“易与天地准”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章，三陈九卦章等，都属于哲学语言。三是既讲筮法，又谈哲理，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况较为普遍，而以《彖》、《象》二传最为突出，充分体现了《易传》解经的特色。《彖》传解经，采用取象、取义、爻位三说，解释“象辞相应之理”，是谈筮法问题；但解释一卦的卦义时，又谈天道和人道，又是讲哲学问题。《大象》传解经，主取象说，上半句解说卦象和卦名，属于筮法问题；下半句则依卦象讲人道，又属于哲学问题。总之，《易传》的两套语言，或言筮法，或言哲理，不同篇章各有偏重，但无论哪套语言，都不脱离筮法，或从筮法问题引出哲理，或予筮法以哲理的依据。因此，注意区分两套语言，同时，又看到二者的联系，对于阅读《易传》，认识其本来面貌，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研习《周易》还要发扬儒家人文主义的解《易》传统，从中“观其德义”，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道德修养，而不能热衷于占卜算命，因为《周易》的价值不在于占术，而在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其实，用《周易》进行占卜，并不能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它只能给人以精神安慰。

说明：文章转自古典文献学微刊，要籍解题 |《周易》，章节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