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张岱年先生

中国文化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的民族(或称为种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从历史来看，不能不承认，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汉族文化曾经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汲取过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间有一个长期的文化交融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谓精神？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对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曾经指出：“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们特别注意考察中国旧有的思想意识中有消极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旧有思想意识中的陈腐萎靡的病态。这当然是必要的。对于这些缺点、病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地加以改革。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缺点、病态的堆积，那么，中华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过去，一些帝国主义者正是以此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我们在严正地予以反驳的同时，应当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又获得了新生，进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文化能够历久不衰、虽衰而复盛的情况，证明了中国文化中一定有不少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粹内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这里试举出四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我认为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略说如下。

01. 刚健有为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又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居于主导的地位。《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 “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从汉代到清代，二千年之中，《周易大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它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曾对很多知识分子起过激励作用。事实上，《周易大传》并非孔子所著，“刚健”之说应是战国时代儒家中讲《易》的学者提出来的。“刚健”虽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孔子确实比较重视“刚”，《论语》记载：“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郑玄注云：“刚谓强志不屈挠。”《论语》又载孔子云：“刚毅木讷近仁。”可见孔子肯定“刚” 是有价值的品德。《周易大传》的刚健之说实渊源于孔子。

孟子鄙视“以顺为正”，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准则。《孟子》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应有独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准则，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孟子这种见解与《周易大传》的刚健思想有一致之处。孔子重“刚”，老子则贵“柔”，两说相反。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子提出“无为”说，孔子也尝赞美无为的政治，但孔子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自称“为之不 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坚决主张有作所为，表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

宋代周敦颐受道家影响，提出“主静”之说，在宋、明时代，影响很大。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重新肯定了《周易大传》的刚健学说。王夫之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又说：“惟君子积刚以固其 德，而不懈于动。”王夫之有力地宣扬了“健”与“动”的学说。

《周易大传》关于“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则是“刚健”思想的一种补充，两者相互对峙，相互引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

02. 和与中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言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和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 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

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史伯、晏子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

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0)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由于后来的思想家对中庸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也不是单纯的。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对于中庸的含义未加说明。《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

从汉至宋，经学家对于中庸有不同解释。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13)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郑玄的解释是比较符合原意的。

中庸思想的主要涵义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作过。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而会转变到原来的的反面。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有些事情，确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例如，饮食卫生一类的事情，确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个度在过与不及之间。但是社会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固守原来的标准，就会陷于停滞不前了。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03. 崇德利用

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贵族却缺的言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用指工具器物之类)；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楚国申叔时之言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又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晏婴之言云：“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生活丰厚，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幅是节制之义。晋、楚、齐三国的贵族都谈到正德、利用、厚生，可见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思想。“三事”之说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周易大传》中讲到“崇德”与“利用”的关系问题，《系辞下传》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朱熹《本义》解释说：“精研其义，至于入神，……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然乃所以为入而崇德之资。……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义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实际运用，是为了提高道德；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对微妙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了。《周易大传》既重“崇德”，又重“利用”，也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春秋时代的“三事”之说，兼重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比较全面的正确观点。儒家特重“正德”、“崇德”，而对“利用”、“厚生”的问题则研究得不多。道家反对“利用”，也不赞成“厚生”，这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历代都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对“利用厚生”的实际问题进行过切实的研究，从而促进了文经的发展。

“正德、利用、厚生”，“崇德、利用”的思想，虽然秦、汉以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04. 天人协调

天、人关系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庄子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无以人灭天”。荀子主张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而最重要的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系辞上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义，曲成亦即辅相之义。《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王夫之提出“相天”之说，他说：“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人弗敢以圣自尸，抑岂同禽、鱼之化哉？……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传统的观点以为“相天”是圣人的大业，普通人虽非圣人，但也与禽、鱼等动物有所不同。增加自然所没有的，改变自然所已有的，这是人的作用。王夫之的“相天”之说，是对古代“裁成、辅相”天、地的思想的发挥。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代西方强调克服自己，战胜自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自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化是受生产方式决定的。周、秦至明、清的文化，基本上是封建文化。西方中世纪文化，也是封建文化。中、西的封建文化，彼此很不相同。中国封建制时代的文化确实有很高的成就。到了近代，中国文化，较之西方，却相形见绌，远远落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确有消极的病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健康的一面。识别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对于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还有一个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此以后，维护民族的尊严、保卫民族文化，便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过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各族中，都有许多为国家为本族而献身的志士仁人，表现了复杂的情况。例如宋、元之际，文天祥宁死不屈，发扬了民族的正气，起了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许衡把南宋的学术传播到北方，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都是不能用简单化的办法随意抹煞的。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成就借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佛教在中国流传之后，一部分中国佛教徒把佛教教义中国化了，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儒家学者在批判佛教的过程中，充实了传统儒学的思想，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使中国的固有学术放出新的光彩。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对世界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五四”运动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对于除旧布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不但要批判封建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对过去各时代的文化，批判地加以总结，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有中国的特点。清理传统文化的复杂内容，区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肃清一切陈腐、庸俗思想的流毒，充分认识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文化遗产，并加以改造提高，这是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