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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邵雍区分了两种“知易”：其一能“引用讲解”，其二“人能用易，是为知易”。他强调，后者才是真正的知易。孟子著书没有提及《易》，在其中易道却是存在的。孟子的刚健精神、生命关怀、忧患意识、成圣追求等，无不说明“知《易》者莫如孟子”。
《易》被汉儒判为“群经之首”，其地位无与伦比。事实亦如此，若不懂《易》，则难以真正领会“天人贯通”之奥义，断然称不上大儒。然而，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就其著作而言，似未曾谈《易》。据学者统计，《孟子》引用《诗》二十六处，论《诗》四处，引用《尚书》一处，论《礼》及《春秋》者亦可查询得到，但查遍《孟子》七篇，却无一处论《易》。以至于清代大儒李榕村在《语录》中竟云：“孟子不曾见《易》，平生深于《诗》《书》《春秋》，《礼经》便不熟。”果真如此否？
李榕村之言未免武断，理由至少有三：其一，“不谈（引用）《易》”未必真的不知《易》、不懂《易》。一个简单的史实是，孟子之时，《易》乃学者的基本“教科书”，因而孟子不可能不知《易》，至少对《易》不陌生。其二，李氏所论似倾向于从术数的角度切入。然懂《易》与否，不能仅仅局限于是否精通“术数”。《易》本为卜蓍之书，故后人尝以是否精通“卜筮”（术数）作为懂《易》的标准，而历史上确实不曾有孟子卜筮的记载，故后人认为孟子不懂《易》。殊不知，卜筮毕竟仅属“易”之术，岂能涵盖《易》博厚之思想乎！荀子就曾有“善为《易》者不占”之说。退一步讲，孟子未必真的不懂术数，他曾言，“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可坐而致也”，这其实已涉及术数的内容。故而可知，孟子不但懂《易》，而且知晓象术之理。杭辛斋甚至认为，“此非深通象术理论者不能言之”；“榕村自命大儒，乃为此言，非但不知孟子，亦并不知《易》矣！”其三，孟子不引《易》并非意味着他不用“易”；相反，通过深究《易》与《孟子》当知孟子不但精通“易理”，而且能将之运用、发挥，可谓深得“大易”之精髓。当然，这里的“易理”并非占卜之理，而是绍述孔子的人文化成之“易理”。
就此而论，笔者以为孟子所弘扬、阐述的人文化成之“易”，远超一般术士。孟子所继承的大易精神，主要源自“易传”中的《系辞》《文言》《说卦》等文本所囊括的人文精神。在此，关于《易传》有必要稍作说明。一般认为，《文言》《系辞》《说卦》大抵为孔子及弟子所作，是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的最大特点在于将以预测为主的“卜筮之术”转变为人文化成的性理之书。正如《易传》所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又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道为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孔子以天道推人道，倡导仁义、修辞以立诚，从人的本位考虑问题，率先将“卜蓍”之术化为人文化成的人文易，可谓善莫大焉。孟子私淑孔子，紧住“仁义”之枢要横说竖说，究其要就在于弘扬并发挥孔子倡导的“大易”精神。质言之，孟子的“大易”精神至少有以下表现。
其一，自觉践行“大易”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乾·文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要人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孟子可谓此刚健精神的践行者。其虽处乱世，然心存正道，为弘扬仁义精神四处奔波，以宣传仁义之道。此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孤往勇气，“虽九死而不悔”的大无畏之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正是对“乾”之刚健精神的完美诠释。
其二，切己发挥大易“天之大德曰生”的“仁”之生命关怀。《系辞》曰，“天之大德曰生”，“使人生、使万物生”，乃是《易传》的基本精神。“天之大德曰生”在孔子那里化为仁，“仁”实则凸显了圣人最普遍的生命关怀。孟子绍述孔子之“仁”，彰显“普遍的生命关怀”理念：在国家的应然治理层面，孟子重视民生，推行仁政主张，以便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体生命存在；在个体道德修养层面，孟子极力推崇“仁义礼智信”，重视人之基本情感（“四端”）的维护，此为仁爱、重生之落实打下道德基础。至于孟子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天之大德曰生”之要义，可谓坤卦“厚德载物”的具体落实，颇有大易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之遗风。同时，孟子还以孔子的“吾欲仁，斯仁至矣”为基点，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主张，将孔子的“仁”学进行拓展，并由此开创了“心学”传统。心学者，究其实乃是心存万物、敬畏生命的“重生”之学也。
其三，秉承《易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易经》深具忧患意识，《系辞》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因为作《易》者深具忧患意识，故断语“吉凶悔吝”中“吉”仅占四分之一，它要求人们要居安思危，常怀忧患意识，需“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孟子可谓延续了“大易”的忧患意识，他从以往的历史经验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智慧，自是明证。细品《孟子》七篇，处处笼罩着忧患意识，正是基于此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孟子方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情怀，方有批判“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的诸侯君王之勇气。
其四，完美阐述了“大易”尽善尽美的君子人格。《周易·文言》对君子的期许：“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君子的美首先表现为德性之充实，此为黄中通理，美在四肢；德性充实而有余力，则将之运用于事功（比如治国），此为发于事业，如此方尽善尽美。可见，“文言”中的君子乃德性与事功的结合。孟子论君子之美，亦复如是。孟子认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之圣”，准确阐述了大易的君子人格。这里的“充实”乃言君子唯有以德性“充实”自己方是美的，这种美德散发、传播出去就是“大”；传播出去的美德能教化民众、化育万物，当然也是事功。对孟子来说，君子应该是德性与事功的完美统一，此可谓契合了大易之尽善尽美的君子人格。
其五，领悟并诠释了 “大易”天人合德的“至圣”境界。古哲云，“士希贤，贤希圣”，那么理想中的圣人境界当若何？笔者以为，关于圣人境界，莫若《乾·文言》所言之通透：“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段文字常常为后儒，尤其是宋明儒所引用。孟子虽未直接引用上述文字，但孟子所描绘的“君子”（亦即圣人）与《乾·文言》相贯通，甚至由上文羽化而出。孟子云：“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一个“化”，一个“神”，一个“流”，实则表征圣人境界乃是贯通天地万物的，是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此与 “大易”中的“四与”（即“与天地合其德”等四句）并无二致。若孟子不得大易之真髓，岂能说出如此通透之辞？
北宋邵雍区分了两种“知易”：其一能“引用讲解”，其二“人能用易，是为知易”。他强调，后者才是真正的知易。孟子著书没有提及《易》，在其中易道却是存在的。孟子的刚健精神、生命关怀、忧患意识、成圣追求等，无不说明“知《易》者莫如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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