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生杨 ：巴蜀易学渊源考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神话传说作《易》之祖伏羲氏即为巴人。巴蜀地区卜筮活动兴盛，易学在此产生传承具有一定基础。秦楚与巴蜀毗邻，文化联系紧密。巴蜀易学从楚地传入是可能的。明杨慎以孔子弟子商瞿为蜀人，宋人杨绘、谯定之易传自扬雄之师严君平均反映出巴蜀易学起源早，影响远，值得重视。

北宋理学家程颐说“易学在蜀”[1]（P13461）[1]。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巴蜀地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易学大家。西汉扬雄《太玄》、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苏轼《苏氏易传》、张行成《通变》、张浚《紫岩易传》、元黄泽《易学滥觞》、明来知德《周易集注》长期饮誉学界，成为研究易学不可或缺的著作。巴蜀兴盛的易学引起学人们不断的思考，其渊源如何就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一、神话传说与卜筮之风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其源于何时，尚不可确证。罗泌《路史》卷10称：“太昊伏戏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注：“乃阆中俞水之地。”[2][2]据常璩《华阳国志》卷1：“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3]（P37）渝水就是今天的嘉陵江。

《山海经》更记载巴国是伏羲氏的后裔所建立的：“西南有巴国。太暤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4]（P435）《华阳国志》卷1：“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3]（P58）看来这些记载都较接近，当有一定的根据，而伏羲正是《周易》的始作之人。他仰观俯察，效法自然，创制了八卦。

《周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即伏羲。以伏羲氏本居四川而论，《周易》就自然源出于巴蜀。不过，伏羲居巴蜀本身是传说，其可靠性也说不清楚。蒙文通先生考察有关伏羲的传说，认为他是东夷民族的传说人物[5]（P55-62）。

其实，《易》本卜筮之书，在俗文化中，易学与卜筮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卜筮活动是人类早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地区的卜筮活动十分兴盛。所谓卜筮包括卜占和筮占。卜占是用甲骨钻凿、烧灼，根据其嘶裂而形成的兆象来判断所问事项的吉凶休咎。在成都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已发现了大批从商代至战国时期的甲骨[6]。与卜占相比，筮占起源更早。

筮占是用蓍草按一定的规则进行一定的演算，再根据一套解释理论来判定所占验之事的吉凶休咎。因此，古人分析二者差别时说：“龟，象也；筮，数也。”[7]（僖公十五年）在古代巴蜀，巴人的筮占尤为发达。《山海经》中《大荒西经》提到巴地有十位著名的巫师：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4]（P396）。其中的巫咸，被文献记载为筮占的发明人[3]。

《吕氏春秋·勿躬》和《世本·作篇》都说：“巫咸作筮。”《周礼·筮人》说：“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8][4] 这里提到的《连山》、《归藏》、《周易》，据郑玄《易赞》及《易论》，乃分别是夏、商、周三代之《易》[9]（卷首《论三代易名》）。而“易”则是古代对筮占理论的通称。巫更等九名，唐兰以为是九个巫的名字[10]（P50）。巴蜀早期有《易》也就不足为奇。

二、杨慎：商瞿是蜀人

从孔子下传的易学在先秦时是否流传到巴蜀并没有确切可靠的史料记载。《史记·孔子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均记载了《周易》自孔子至汉初的传承情况。《史记》云：“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11]（P2211）《汉书》所载与此略有差异，而六传至汉代则是相同的。

明代蜀地大儒杨慎认为商瞿就是蜀人。《升庵集》卷48《蜀志遗事》：“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图》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宋祁）作《成都先贤赞》，以商瞿上为蜀人。

考之《路史》及《舆地纪》，瞿上城在双流。”[12]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5“双流县”记载：“双流县有商瞿里，本志云：治东十里瞿上乡，有孔子弟子商瞿上墓，时有锦鸡、白鹇见焉，文明之德未艾也。”[13][5]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7“双流县”也称：“瞿上城在县东十八里，相传蚕丛氏所都，亦曰商瞿里，以孔子弟子商瞿所居也，今为瞿上乡。”[14]《大清一统志》、乾隆及嘉庆《四川通志》同样记载商瞿是四川双流人。《大清一统志》卷294《成都府》载：“周商瞿，双流人，孔子弟子，生于瞿上乡，殁亦葬于瞿上，至今墓碣犹存。《文翁石室图》作商瞿上。”[15]如此，巴蜀易学之传又当始于商瞿。

不过，对商瞿为四川人的记载，后人多有质疑。《史记·孔子弟子列传》明确记载：“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11]（P2211）司马迁学《易》于杨何，所记易学传承渊源有自，再加上严谨的治学态度，很难简单地否定他的记载有误。此外《汉书·儒林传》、《孔子家语》卷9《弟子解》均记载商瞿为鲁人。张澍著《蜀典》，对杨慎等人的论说作了批驳。《蜀典》卷2《人物类》说：“司马迁、范晔、王肃等均以商瞿为鲁人，盖商姓也，瞿名也，字曰子木。司马贞、颜籀以为复姓，误矣！而宋祁《先贤赞》以为蜀人，杨慎遂谓为蜀之瞿上人，且云《世本》作商瞿上。《世本》今虽不传，然诸书所引俱在，并无商瞿上之文。《文翁石室图》亦未尝作商瞿上。近人引《石室图》作商瞿上者，误从杨氏，非原文也。

《路史·国名记》云：商 有瞿父鼎，有商瞿氏，宜为瞿上。罗氏之言盖谓商有瞿氏，以地为氏，宜于瞿上也，犹言淳姓出于淳于，钟姓出于钟离云尔。其以商瞿为复姓，又沿《索隐》、师古之说。杨氏不知，直云商瞿名上，谬甚！近人作《双流志》，遂云瞿生于瞿上乡，卒亦葬瞿上，墓在县南五十里之应天山。夫因瞿上而谓商瞿为是地人，岂言偃是偃师人，卜商是商丘人乎？必不然矣。曹学佺《名胜志》谓瞿受《易》夫子，时有锦鸡白鹇，为文明之象，抑何附会之甚耶！” [16]这样就驳斥了杨慎所列三条证据之中的两条，并澄清了《路史》之误，有利于把握误商瞿为蜀人的源流变故。但是，张澍于宋祁之说略而不谈，辩驳颇为乏力。

对于杨慎的第三条证据，顾颉刚先生作了驳斥。他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中说：“宋祁的《景文集》今有二本。一是日本天瀑山人据宋刻残本复刻的，在《佚存丛书》（自注：《景文宋公集》存三十二卷，日本大化七年天瀑山人据宋本刊入《佚存丛书》，光绪八年上海书坊重排本）。一是清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录的，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自注：《景文集》五十六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其第47卷录“赞”六十三首）。这两本都不是全本，里边没有《成都先贤赞》，情有可原。杨慎是看到这篇赞的，《全蜀艺文志》是他亲手编纂的，志中搜录蜀中掌故文字多至六十四卷，材料可谓丰富。

然而《赞》的一部分却没有宋氏这一篇，那就奇怪。宋氏所作的赞文，《艺文志》里也有，然而乃是《学府文翁祠画象十赞》，赞的是文翁、司马相如、王褒、庄遵、何武、扬雄，……而不是商瞿上！他看见了这篇文章而不编入，引据了这篇文章而不摘录其辞，这是什么道理？杨慎本是伪作《岣嵝碑》和《杂事秘辛》的人，他的话不可据为典要，商瞿这一个问题也不值得讨论了。”[17]（P68）顾氏还认为：“杨慎只因这‘瞿’字和‘瞿上’的地名相同，说他是蜀人。”[17]（P67）[6]对于《双流志》的记载，顾氏认为这也是根据杨慎之说写成的。杨慎好古求博，又近于信古，甚至造伪书；顾氏是疑古派的领袖人物，在许多史实上有时难免疑古过头。

整体而言，批驳者并未亲眼见到杨慎所言之书、所言之文，而是从各种相对间接的方式来考察的，所以，也不能绝对地肯定杨慎之说就伪。至于《双流志》说得凿凿有据，是否是根据杨慎的考据写成，也没有直接证据。但从情理上看，杨慎造伪已是十有八九。

自杨慎以来，传商瞿为蜀人虽不一定属实，但它却有一定的意义。

嘉庆《四川通志》卷143《人物志·成都府》就称：“《旧志》以为蜀人，或如《山海经》帝俊、轩辕入《大荒经》之类，传《易》者尊而为之也。”[18]这对提高蜀地易学的地位，增强自信，鼓励后进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尽管说商瞿为蜀人不太可信，但从其姓名而言，似与南方特别是巴蜀有密切关系。《说文》瞿部：“瞿，鹰隼之视也,从隹从目。”“隹”，在甲骨文、金文中为“鸟”形，本义代指鸟。“隹”上有双巨目，则“瞿”应指巨目鸟。“瞿”，在南为鹞，在北为鹰。李善注《秋兴赋》，称隼为鹞。因此，瞿取义来源与南方有一定关系。又“鹰隼之视”引申为瞪视之貌。《荀子集解》卷3《非十二子》“瞿瞿然”注：“瞿瞿，瞪視之貌。”[19]人瞪视时两目鼓动，纵目而视，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面具多有纵目像。蜀祖蚕丛亦为纵目。

《路史》卷4“蜀山氏”：“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其始蚕丛、拍濩、鱼凫各数百岁，号蜀山氏，盖作于蜀。蚕丛纵目，王瞿上。”[2]除蚕丛外，蜀地早期王国“柏灌”、“鱼凫”在字面上都指某种水鸟。在三星堆，有与“纵目”头像同出土的青铜鸟头。“瞿”指鸟，则商瞿与巴蜀有关联似无可疑。从这个角度看，杨慎称商瞿为蜀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在商瞿之世，易学极有可能传到南方乃至巴蜀。

三、秦楚邻境与巴蜀易学的传播

文献记载《周易》传承自孔子，此后再传于楚地后又返回齐鲁地区，西部地区皆付诸阙如。楚地易学源远流长，十分盛行，“很多学者坚持帛书《周易》属于南方楚文化的系统”[20]（P373）。陈鼓应、王葆玹等甚至将帛书《周易》定为道家著作。古巴蜀与楚毗邻，易学由楚入巴蜀就成为可能。巴本为周之南土，《左传·昭公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左传·桓公九年》记载巴、楚合攻邓，庄公十八年有巴人叛楚之事，又说明当时的巴国乃是楚的附庸。《华阳国志》又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3]（P32）巴楚战和之事史不绝书。蜀国与巴国的关系亦复如是。以此而言，巴蜀与楚国的关系倒是十分密切[7]。不但如此，历史上还有不少人是由楚地迁入巴蜀的。《蜀王本纪》记载荆人鳖灵顺江而上，会见望帝，并夺得了望帝之位，建立开明王朝。汉人扬雄，“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

晋六卿争权时，“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21]（P3513）。可见，扬雄先祖也是由楚而辗转进入巴蜀的。从学者们对巴族的起源与迁徙的考察来看，巴族本身就是由今湖北向西溯江而上，进入今天的重庆、四川的[22]（P12-20）。此外，巴蜀与楚文化交流也长期存在。《文选》卷45《宋玉对楚王问》记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23]《周易》由商瞿而后传至楚人馯臂子弘，则易学由楚传入巴蜀并非难事。

此外，秦与巴蜀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秦国许多移民迁徙居蜀。比如商鞅之师尸佼，在商鞅死后逃入蜀，秦相吕不韦的舍人被流放入蜀等。

如果易学在秦地流传，通过这些知识分子传入蜀中也是极可能的。不过，在春秋战国时，秦与六国文化距离较远，倍受六国摈弃，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1]（P202）即指此而言。秦中易学流传并不明显，蒙文通也认为“从汉代巴蜀所表现的文化来看”，似乎与此不甚相干[24]（P255）。再加之巴楚关系比蜀秦关系更为密切而偏早，易学于楚有明确记载，巴蜀易学源于楚地似无疑义。

四、文翁、严遵，渊源所自

巴蜀易学最可靠的来源是西汉时蜀地郡守文翁遣子弟入京师学习经术，回蜀教授。其影响所及，达于巴地汉中。由此，蜀地经学大盛，比于齐、鲁，易学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巴蜀地区，后世追述易学渊源时，除明代杨慎托以商瞿之外，宋代杨绘、谯定均以汉扬雄之师严君平为始祖。陈师道称：“杨内翰绘云：庄遵以《易》传杨雄，雄传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绝传。至沛周郯，郯传乐安任奉古，奉古传广凯，凯传绘。所著《索蕴》，乃其学也。”[25]（P108）杨绘自述其学出自严君平，但其传承系统仅有首有尾，中间的传承世系并不明确。无独有偶，谯定的易学源流也被追至严君平处。程迥《周易章句外编》：“谯定字天授，涪州人，尝授《易》于羌夷中郭载。

载告以‘见乃谓之象’与‘拟议以成变化’之义。郭本蜀人，其学得传自严君平。”[26]《宋史》卷459也有相近的记载：“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1]（P13460）北宋郭元亨撰《太玄经疏》十八卷，“自谓得师于蜀，而不著其师之名氏”[27]（卷208）。

李焘于是推测说：“蜀人盖多《玄》学，疑严、扬所传固自不绝，但潜伏退避，非遇其人，则鲜有显者耳。”[27]（卷208）以此而言，巴蜀易学于汉代之前的情况是始终不明确的。

综合以上分析，易学产生很早，又与卜筮紧密联系，巴蜀易学本身就有卜筮依据。孔子传《易》之后，易学四处扩散，杨慎以商瞿为蜀人虽多伪托成分，但巴蜀与秦、楚均有密切关系，易学从其兴盛的楚地传入巴蜀极为可能。明确记载最早传易学入巴蜀者是西汉文翁兴学时所遣入京师学习经学的诸弟子。此后，巴蜀易学大显身手，与齐、鲁中原易学争席。宋人杨绘、谯定、李焘等将巴蜀易学溯源于扬雄之师严君平，充分显示了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影响至深，值得今人的重视。

作者： 金生杨，重庆市万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