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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南亚地区是汉文化圈在南部的重要覆盖区域。这里不仅与中国在地缘上临近，而且分布着众多的华人。华人是这一地区中国文化包括风水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所以这里的风水体系和中国本土的体系相去不远。东南亚的风水传播通常是和这一地区华人的长期漂泊和艰苦创业相伴随的，风水文化是他们域外生活的护身符。
新加坡是一个很讲究风水的地方，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很重视风水，其重视风水的程度高于香港和澳门地区。
早在15世纪至18世纪，荷兰与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岛上进行贸易了。也正因如此，当时的新加坡就享有西方所提供的米粮、香料、咖啡与西洋茶，而中国则供给它丝绸、茶叶和瓷器。17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满清皇朝乾隆皇帝统治下的鼎盛时期。乾隆皇帝频频派遣并鼓励使臣、商人、航海家以及风水师到其他国家进行各种贸易与交流。中国的风水师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移居新加坡。
18世纪末，当时的中国处于内乱，而那时侯的风水师大都已经推算到清朝的国运将尽，于是纷纷开始南迁。根据当时商人的游记书里记载，在新加坡的海域南部有一个形状酷似龙牙的山丘，这山丘正巧是当时提供船只往来的一个出人口，新加坡的渔民们都称之为“龙牙门”。那时候，“龙牙门”的附近海域经常有许多海盗出没。人们按风水师的提议将其中的一个“龙牙”给炸掉了，在此之后那里的百姓们才终于可以安居乐业。
新加坡的大部分人口是华裔，新加坡华人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绝不比中国人逊色。如中国儒家文化中关于成人之道、立人之本的合理内核，新加坡人能将其成功地运用于现代社会的伦理中，这对新加坡的文化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中国人却未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差点儿将之完全拋弃掉。
风水在新加坡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这一方面反映了新加坡人对美好生活空间的向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加坡人有很强的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风水和其他许多传统的文化观念一起，伴随着新加坡人艰辛的创业年代，所以新加坡人对风水有着一种特别的信赖和情感。
新加坡学者伊长.查普在其所著的《风水术》一书中说：“风水是这样一门艺术，它通过对事物的安排，从建筑奠基到室内装饰，企图对一定场所内的气施加影响。它有助于人们利用大地的自然力量，利用阴阳之平衡来获得吉祥之气，从而促进健康，增强活力。风水是中国闻名于世的一大文化现象，风水术是古建筑理论之精华。”
一位新加坡建筑师的亲身经历也许有利于我们了解风水在新加坡的地位。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建筑师曾出国留学，20世纪60年代一回国就接到一座大宅子的设计任务。这位建筑师说：“当我第一次向委托人的家庭介绍我的设计草图时，包括其岳母在内都高兴地同意了我的方案。但是一周以后，这位委托人却领来了一位老者，据介绍他是位风水大师。会面还未结束，原来的设计方案便已告吹。”建筑师无奈，只好根据风水大师的意见讲行了修改，“最初设计的面对门的楼梯被用墙壁遮蔽起来了。前门微倾，以求交上好运。储藏室则移至新的位置，与消防器材相距不远，为的是这幢房子不交厄运。”而这一事件仅是这位年轻建筑师所面对的一系列的文化冲击波的开始。
在新加坡，风水专家经常对正在施工的建筑和落成之后的建筑提出意见和看法。新加坡凯悦大酒店坐落在乌路黄金地段边上，这正是运用风水的最佳例子。凯悦大酒店的生意并没预期中理想，所以向著名的大法师韩春(HonChun)请教。他让酒店改建大门，使得那与道路成平行的大门变成有斜度的吉利角度。因为斜的角度能更有效地吸引财力。正面的多扇门全是侧向三十多度，据说是正面开的门既聚不了财也挡不了煞气。此外门前还安装了小型喷水池以旺财富。
1886年建成的观音堂庙位于特洛布兰东道边，是中国式寺庙风格和良好风水位置相结合的典范。它地高临海，三面环山，前可收低地之阳，呈坐山望海之势。
新加坡的许多宾馆和高层建筑都是根据当地或香港台湾等地的风水名师的意见进行设计和建造的。据称，新加坡著名的海德饭店就曾请著名的风水师对该饭店的门庭喷泉和问讯台进行改造。
新加坡的标志是著名的鱼尾狮像，传说是很久以前的国王看到了这样的野兽，就以它作为传统标志了。鱼尾狮像原来是面对大海，后面是各家银行，风水极佳，后来政府在它面前造了一座桥，结果新加坡爆发了金融危机，因为桥挡住了鱼尾狮像。后来政府花了巨资，把它从桥后挪到桥前，护佑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昌盛。
新加坡作为一个风水盛行的国家，风水已经成为广泛的民俗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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