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从邵雍到朱子：“一分为二”说的演变与定型

邵雍用“一分为二”说对卦爻的来源给出了新的解释。与邵雍同时或稍晚的学者，以郑夬与张行成为代表，对邵雍易学主要采取卦变说的理解。这种解读并不切合邵雍易学的宗旨，也无法安顿太极本体的位置。朱子从其理本的哲学观念出发，对“一分为二”说作了成卦式的解读，较为恰当地澄清了邵雍易学的宗旨，更加清楚地界定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成卦与卦变的易学体系。自邵雍至朱子，成卦解读的确立标志着太极本体观与一元二体观在易学领域的形成。对邵雍成卦理论的继承在朱子自己的易学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邵雍无疑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邵雍提出的“一分为二”的成卦理论，1与先天方圆的易学图式，更新了传统易学的言说方式；后来，经过朱子的表彰，更对此后的易学与理学造成了深远影响。

在《易学启蒙》中，朱子对“一分为二”说作了精当的解释，此乃人所熟知。但在朱子以前，这一学说的诠释其实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含义发生了从卦变到成卦的转换，这段历史，则较少引起学者的注意。只有将这一“中间”史纳入研究的视野，“一分为二”说的含义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邵雍与朱子易学的背景、面向与意义也才能得到贯通的认识。

一、 邵雍的“一分为二”说

《观物外篇》记载了邵雍著名的“一分为二”说：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语可知，此段是对《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解释。从“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可知，此段不仅解释了八卦（三画卦）的形成，而且将八卦与六十四卦（六画卦）的形成置于统一的思路下，认为两者是同一种连贯方法的产物。自《易传》以降，迄于北宋，历代易学都是以取象说解释八卦之形成，以重叠说解释六十四卦之形成，按因象成卦的思路解释卦之来源。邵雍此说与前人的不同在于，既不将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形成看作两事，而是打通为一，给出了连贯的方法；也不将卦之形成建立在象的基础上，而是以数代象，以推数成卦代替因象成卦。邵雍此说标志着易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邵雍虽提出了“一分为二”的成卦方法，但文辞简约，语焉不详。作为一种易学体例的“一分为二”究竟何指，在邵雍论述中是不够明确的。这为后来的学者沿不同方向进行诠释留下了空间。自邵雍至朱子，一百余年间，“一分为二”的理论得到了多样化的展开。

二、 两宋之际易学对“一分为二”说的诠释

早在邵雍在世时，时人对“一分为二”说已有论及。传统认为，较早论及此说者乃程颢。程颢评论邵雍数学，曾有“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3之语。所谓“加一倍法”，按朱子的解释，即“一分为二”之义。4不过，从《二程集》该段文字看，程颢对邵雍易数的评论是在“推历”“知天”的语境下展开的；这样，加一倍法究竟是指“一分为二”的成卦原则，还是指邵雍历数中的某种体例，都还存在疑问。审慎地看，程颢此说尚难被确凿地视为“一分为二”说评论的开始。

较早与“一分为二”说有涉的论述，是郑夬卦变说。沈括《梦溪笔谈》载，与邵雍同时，江南人郑夬有一种独特的卦变说。其法如下：

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未济，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5

邵伯温、朱震亦曾引及郑夬此法，而细节略有出入。据邵伯温，乾六变所得为归妹而非未济，坤六变所得为渐卦而非归妹。6据朱震，生出六十四卦的不是乾坤，而是复姤；卦变至第五变生出夬剥即止，并不存在第六变。7以理析之，邵伯温所记与沈括无本质不同，差别或仅系异文所致；8朱震之说则有实质区别，且更为合理，可视为对沈括记录的纠正或发展。9无论如何，郑夬卦变说大体应即如上述。

郑夬此法实为邵雍先天卦变之变形。《观物外篇》有“乾为一”与“一生二为夬”两段关于所谓先天卦变的描述。（《邵雍全集》第3册，第1182－1183页）其法皆以乾卦为卦变之本，自上而下，每次使一爻变阴，最终变出六十四卦。由于所得卦数逐次倍增，这两种卦变也呈现出与“一分为二”相似的形式。两种卦变中，郑夬之法与后者异曲同工。10按郑夬之法画出的图式，与大圆图十分类似，但内外方向需要对调，阴阳各爻需要尽换，诸卦顺序也要调整。11潘雨廷先生对于郑夬卦变早有考察，指出郑夬之图与大圆图的区别在于内外观法不同，12洵为有见。不过，如果考虑到诸卦卦象、卦名特别是卦序均已调换，郑夬若有易图，大概未必仍因邵雍之旧，而是可能更作新图，如上所论。

郑夬易学与邵雍的关系是宋代易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其间原委，学者各有推测，13此非本文所欲论。本文要指出的是，从内在理路上看，郑夬此说与邵雍易学确有十分密切的因缘；更具体地说，郑夬是从卦变的角度重述、发展了邵雍易学。郑夬此说可以代表同时代学者对邵雍易学的普遍认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两宋之际的易学学者，每每将卦变视为邵雍易学的特色，如前引沈括、朱震，以及较朱震稍晚的张浚、张行成，乃至更晚如程大昌、林栗、项安世等，在其易著中，皆以卦变解读邵雍之学。14主体部分成于南宋中期以前的诸种易图学文献，虽未将郑夬式的卦变明确地归于邵雍，但也是在同样的语境中将此种卦变当作关注的重点。15可以说，在与邵雍同时及稍后的学者看来，卦变乃是邵雍易学的一大宗旨。这种解读的流行一方面与郑夬有直接关系，观诸书所论卦变几乎皆出郑夬说即可知；另一方面也与时代学术的面貌有关，即当南北宋之际，卦变才是对于卦之来源的主流解释。成卦与卦变的区别，以及邵雍易学的特色，此时尚未得到深入认识。

郑夬之说代表了两宋之际学者解读邵雍易学的一种进路。此说虽然涉及“一分为二”，却只是“相关”“近似”，未对《观物外篇》“一分为二”一段作直接的诠释。真正将先天卦变与“一分为二”相结合、提出另一种解读进路的，是南宋张行成。

张行成认为，《观物外篇》“一分为二”一段是论卦变。在对该段的注释中，张行成提出：

自一分至六十四凡六变，《先天图》阴阳之分数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四，以下简称《衍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册，第103页）

所谓“六变”，即指先天卦变。

在对《观物外篇》“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一段的注释中，张行成对先天卦变的步骤作了细致解说：

一变而二者，得二卦也；二变而四者，得四卦也；故三变而八卦成。四变而十有六者，得十六卦也；五变而三十二者，得三十二卦也；故六变而六十四卦备。此《先天图》卦变也。（《衍义》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册，第96－97页）

所谓“六变得三十二数，而成六十四卦”，即前注“自一分至六十四凡六变”。

在《易通变》中，张行成对其卦变立场作了更直接的表达：

乾为一，太极也。上爻当初变，得二类为两仪。五爻当再变，得四类为四象。四爻当三变，得八类为八象。三爻当四变，得十六类为十六象。二爻当五变，得三十二类为三十二象。初爻当六变，得六十四类乃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实得八卦，余皆重卦之互变，故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自坤为一，以当元气，其变亦然。16

依张行成此说，《系辞》“《易》有太极”一段，与《观物外篇》“太极既分，两仪立矣”一段，都是对先天卦变的解释。这就无疑是将“一分为二”理解成了卦变问题。17

张行成上述解读的实质，是以卦变为线索，将《观物外篇》“一分为二”“一变而二”“一生二”三段串联起来，认为三者都是对卦变的说明，而“一生二为夬”的先天卦变是此三段的蓝本。这种解读十分巧妙，不仅留意到了三段形式上的相似，而且对邵雍易学的宗旨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在对卦变主题的把握上，张行成较之郑夬，可谓更加鲜明而深入。18

张行成的解读虽富新意，但却存在巨大的困难。张行成试图在“一生二”诸说之间建立起同一性，却不曾注意到，《观物外篇》对“一分为二”与“一生二”的表述其实并不相同：关于“一分为二”，邵雍则云“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以太极为一；关于“一生二”，邵雍则云“乾为一”“一生二为夬”，是以乾为一。对邵雍来说，太极是生成之本原，乾坤只是变化之开端，两者不能混同；而太极与乾坤既然不能混同，“一分为二”与“一生二”自然也就不能等量齐观。张行成试将诸说都作卦变处理，在文本解读上首先就难以自圆其说。此外，如《观物外篇》“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天之四象”“地之四象”“八卦相错”等语原有明确所指，在行成此说中却尽皆无从落实，也是解释未能入榫的表现。

文本解读的困境是思想困境的折射。张行成的解释，从根本上错失了邵雍易学的宗旨。分析乾坤与太极之别可知，如果说“一生二”的乾坤卦变描述的是卦之转化（transformation），那么，“一分为二”的太极之说要探讨的则是更为根本的卦之形成（formation），或者说是卦之转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形成与转化都是对于卦之来源的解释，但前者是自无形而至有象，后者只是有形存在间的变化，两者不能混同。邵雍以太极为标志，既言“太极既分”，又言“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极”（《观物外篇》卷下，《邵雍全集》第3册，第1240页），就已明确表达出了追论卦之本原、乾坤之所从来的态度，而不再仅仅是讨论六十四卦内部的流转。张行成昧于此意，将成卦化归入卦变，这种理解上的错位是其混同乾坤与太极、解释不能浃洽的根源。明代熊过评价此说，谓其“言变卦而昧于生卦，失本旨矣”19，可谓深中要害。

纵观邵雍之世至南宋早期，当时学者基本是以卦变来把握邵雍易学的宗旨，其中又可以郑夬与张行成为代表分作两脉。郑夬借先天卦变立说，所述纯未超出卦变的范围；张行成就“一分为二”立论，是以卦变的形式容摄成卦的内容。两说各有特色，亦各有困难：郑夬之说只涉及先天卦变，并未处理“一分为二”的主题；张行成之说试图赋予一贯的主题，却不合邵雍原意。邵雍易学的宗旨，需要在卦变之外找寻更为贴切的阐释。

三、 朱子对“一分为二”说的诠释

及至朱子，“一分为二”说的诠释终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朱子本人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

朱子对邵雍易学的关注似不甚早。朱子进士以治《易》出身，20对易学本较熟稔；但早年所学多主义理，对象数似无深入研究。21朱子较早论及邵氏，是在乾道六至七年（1170－1171）。此时朱子有《六先生赞》之作，其中谈及邵雍；又论及邵雍四分之数与“《易》有真数”之说。22至于谈及“一分为二”与《先天图》，似已晚至淳熙七年（1180）。是年朱子在信中，对程迥“两仪四象之说”表示认同，并提到“闽中前辈尝有为此说者，鄙意亦窃谓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来示，斯判然矣”（《答程可久》，《文集》卷四十四，《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43页）。这正是指“一分为二”之法。淳熙十一年（1184），朱子第一次明确采用了“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为八卦”（《答黄直卿》，《文集》卷四十六，《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55页）的表述。淳熙十三年（1186）成书的《易学启蒙》，更对“一分为二”作了典范性的解读。23此后，“一分为二”成为朱子晚年反复论说的主题。

由朱子与程迥书可知，朱子的这一解读，起初是受“闽中前辈”的影响。“闽中前辈”，可能指蔡氏。蔡元定编纂的《皇极经世指要》中，录有与朱子《伏羲八卦次序图》（小横图）形制极似而更见简朴的《伏羲始画八卦图》与《经世衍易图》，两图盖即蔡氏易学之成果。24朱子的“一分为二”说当即发源于此。立足于此种自下而上、逐爻生成的图式，朱子认为，邵雍“一分为二”是指《周易》由太极生出一阴一阳，然后从作为初爻的一阴一阳开始，每次在前一爻之上再画一阴一阳，直画至六爻满处，如此得出六十四卦。这种方法已是标准的成卦说，而与此前郑夬、张行成的卦变说有了根本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成卦说必有太极，以乾坤与诸卦为太极所生；卦变说却只归本乾坤，将乾坤看作是诸卦的来源。25朱子指明了成卦的主题，重新揭示出作为六十四卦之根源的太极在邵雍“一分为二”说中的关键位置。这种慧识，与其理本论的哲学取向是一致的。

朱子的解读与横图有本质的联系。在朱子的时代，除横图外，圆图成卦图式也有流传：洪迈、林至、项安世有以圆图成卦之法；26《周易图》有《六十四卦阴阳倍乘之图》；27更早，北宋也有类似图式传世。28但在朱子的论述中，横图几乎是其解释成卦的唯一途径，圆图罕与成卦问题发生关联。29朱子坚持以横图形式解读成卦，一方面或是素所接受的传统使然，另一方面，更根本地，则是出于思想上的见解：在朱子看来，横图言生成之次序（故名《次序图》），圆图言周流之变化（故名《方位图》），成卦作为形成之事，必须在流行之先，因而只能归诸前者而非后者。这也是朱子一定要先画横图、再由横图折成圆图，而非直接以圆图同时包举成卦与流行的原因所在。

朱子对卦变并不陌生。《程氏易传》中的卦变问题朱子素有究心，朱震卦变对朱子也有影响，《周易本义》更有系统的卦变图之作。然而，朱子却终不曾以卦变解读“一分为二”。这大概未必是由于未见其说的缘故：郑夬卦变载于《易学辨惑》与朱震《周易卦图》，两书朱子盖皆有浏览；程大昌、林栗述及郑夬卦变，其书朱子也有所见闻。朱子不取卦变说解读“一分为二”，在根本上是由其哲学取向决定的：对朱子来说，太极与阴阳、理与气的区分是如此自然且当然，以致面对邵雍“太极既分，两仪立矣”之论，朱子必然会将太极理解为本体，将乾坤理解为有象之物，采取成卦式的解读思路。反过来说，由于混淆太极与乾坤，“一分为二”的卦变式解读也势必难以在强调理气有别、太极不同于万物的朱子处取得认同。可以认为，即使没有传自“闽中前辈”与程迥的易说，朱子对邵雍易学也必然倾向于采取同样的解读，二者在这里仅仅起到了道夫先路的作用。

从邵雍到郑夬、张行成再到朱子，“一分为二”说的解读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成卦到卦变再到成卦的演变历程。这在易学上是一个成卦说逐渐形成的过程，在哲学上则是一个太极本体逐步确立的过程，或者说，是太极阴阳一元二体的世界观在易学领域建立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邵雍初步完成：邵雍提出“一分为二”，已经扫除了前人旧有的卦变说的哲学根基，初步划出了成卦与卦变的界限；30但其定型与明晰，终究要到朱子手中才真正实现。如同对周张二程的重新阐明一样，朱子时隔一百年后的解读为邵雍哲学提供了清晰的形式。得益于朱子的阐扬，邵雍的易学最终以一种足够简明的形态参与到了理学世界观的建构过程中去。

除阐明“一分为二”说的成卦意义外，朱子对于邵雍易学的贡献还在于借此点出了成卦与伏羲之易的关系，以及一般性地讲出了成卦与卦变的区别。特别是后者，对于朱子自己的易学建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子晚年反复讲“卦有两样生”，认为邵雍“先天后天之说最为有功”（《朱子语类》卷六十五，第1610页），就是认为邵雍成卦与卦变的区分建立起了统摄生成与变化的易学体系。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朱子在自己的卦变说中也为成卦与卦变划出了分明的界限：朱子以伏羲卦序排布诸卦，而以文王卦爻辞之用组织卦变，这当中显然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成卦与卦变的体用之别。31于此可以见出朱子对邵雍易学的继承与发展。其实，即使是朱子对邵雍易学的误解，如认为一卦各爻有则一时俱有，不存在时间性的过程，以及认为六爻之上仍可继续化生，也多是出于对成卦说的坚持。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是将邵雍的成卦说在理的方向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邵雍易学在朱子手中得到了更彻底的展开。

注释

1.在易学中，成卦的含义较为复杂。成卦可指卦之画成，如《说卦》“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里，成卦是一个有关《周易》结构的概念。成卦又可指揲蓍得出某卦，如《系辞》“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这里，成卦是一个有关《周易》筮法的概念。此外，义理派往往还在“卦名的含义”或“一卦所以为一卦的原因”（唐纪宇：《程颐〈周易程氏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页）的意义上使用成卦一词，这里，成卦是一个有关《周易》卦义的概念。本文所谓成卦是取《说卦》之义，且其义又不限于六画卦，凡三画卦与六画卦之画成，皆可谓之成卦。

2.邵雍：《观物外篇》卷上，《邵雍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96页。

3.《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28页。

4.朱熹：《易学启蒙》卷二，《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5.胡道静：《梦溪笔谈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9页。

6.邵伯温：《易学辨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3页。

7.朱震：《周易卦图》卷上，《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3册，世界书局，1988年，第776页。

8.两种记录之别可能是由于异文，也可能是由于图式之异。就文字而言，胡道静先生提到，《梦溪笔谈》该段，诸本多作“乾六变生归妹”，而非“乾六变生未济”（《梦溪笔谈校正》，第319页）。这正与邵伯温说相合。就图式而言，通行本《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以下简称大圆图）从乾至归妹、从坤至渐，下卦阴阳爻数正合邵伯温“本得三十二阳”“三十二阴”之说（“本”指下卦）；而要满足郑夬乾至未济、坤至归妹之说，则须令大圆图除乾坤外各卦各爻阴阳互变，或作其他更复杂的改动。这意味着，两种记录指向的易图应有不同。

9.就生卦数目说，郑夬第五变生出夬与剥，六十四卦已然全具，最后第六变实为冗余；就生卦方法说，前五变一生二、二生四等等是指卦数，最后第六变所生之三十二却是指下卦爻数，方法并不一贯，似乎纯为凑泊数字。朱震取消第六变，是对旧传郑夬卦变法的优化。

10.两者也有区别：邵雍是自乾变坤，郑夬是乾坤（复姤）齐变；邵雍是自上而下，郑夬是自下而上。

11.此图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形式：其一，乾南坤北不变，除乾坤外，各卦各爻阴阳互变，这样，从外向内看，乾左接为复、师、临等，坤右接为姤、同人、遁等；其二，乾坤互换，乾北坤南，此时各卦各爻不需阴阳互变，从外向内看，乾右接为复、师、临等，坤左接为姤、同人、遁等。以上两种图式内部卦序仍需作复杂调整，这是由于郑夬自下而上的卦变导致卦序变动之故。

12.潘雨廷：《郑夬卦变图》，《易学史丛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4－406页。

13.除上引潘雨廷文，另参饶宗颐：《郑夬〈易〉书公案》，《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23－630页；王风：《刘牧对周敦颐、邵雍可能发生的影响》，《朱熹易学散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5页。

14.张浚：《紫岩易传》卷十，《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3册，第444页；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册，第101页；程大昌：《易原》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第593－595页；林栗：《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第498页；项安世：《项氏家说》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第86页。

15.杨甲：《六经图》卷一，毛邦翰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3册，第158页；佚名：《大易象数钩深图》卷中，《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6页；佚名：《周易图》卷下，《道藏》第3册，第158页。

16.张行成：《易通变》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册，第202页。

17.张行成与邵雍卦变方法的不同在于，邵雍只谈到自乾变坤，张行成则认为乾可变坤，坤亦可变乾。这种卦变仍是以乾坤之一作为卦变的根本，与郑夬的乾坤同时互变不同。除卦变说外，张行成还以筮法来理解“一分为二”（《易通变》卷二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4册，第576页）。这与邵雍之意距离更远。

18.细绎可知，张行成所谓“二类为两仪”“四类为四象”“八类为八象”，是以一画之阴阳为两仪，两画之阴阳为四象，三画之阴阳为八卦。这与后来朱子在《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即大横图）中给出的关于两仪、四象、八卦的解释基本一致。行成稍后、朱子之前，程迥在《周易古占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周易古占法》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第600页）。此说实已有成卦的意味，而不仅仅是卦变。

19.熊过：《周易象旨决录》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册，第601页。

20.陈骙、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中华书局，1998年，第381页。

21.张克宾：《朱熹易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22.四分之数系杨方所录，时在乾道六年（117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0页）；“《易》有真数”说出自与方士繇答书，约在乾道七年（1171）（《答方伯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以下简称《文集》，《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09页）。朱子书信纪年参照陈来先生考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下同。

23.朱熹：《易学启蒙》卷二，《朱子全书》第1册，第217－228页。

24.有学者认为，《伏羲始画八卦图》是邵雍自作，《经世衍易图》是邵伯温所作。这种推测缺乏证据支持。从两宋之际的易图学文献所录多种先天类图式几乎全是圆图或方图、横图概未一见来看，横图应该不是由邵雍或邵伯温传下，否则势难湮没无闻，百年后方由蔡氏传布。两图更可能是蔡氏的作品。

25.参见拙文：《从卦变到成卦——李之才、邵雍易学再认识》，《周易研究》2020年第3期。

26.李简：《学易记》卷首，《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10册，第16页；林至：《易裨传》卷一，《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7册，第341－342页；项安世：《项氏家说》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第502页。

27.佚名：《周易图》卷下，《道藏》第3册，第133页。

28.杨彦龄：《杨公笔录》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199页。孙逸超已经注意到此点。（孙逸超：《从“卦变法”到“加一倍法”》，《周易研究》2020年第3期）

29.朱子对圆图从中心逐层外生的成图方法有所了解。《语类》载：“又问：‘《先天图》，心法也，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处者太极也。三十二阴、三十二阳者，两仪也；十六阴、十六阳者，四象也；八阴、八阳，八卦也。’”又载：“问：‘《先天图》阴阳自两边生，若将坤为太极，与《太极图》不同，如何？’曰：‘他自据他意思说，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他两边生者，即是阴根阳，阳根阴。这个有对，从中出即无对。’”（《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第1666－1667页）但朱子终究不曾以此解读成卦问题。

30.参见拙文《从卦变到成卦——李之才、邵雍易学再认识》，《周易研究》2020年第3期。

31.杨立华教授对此有细致探讨。（杨立华：《〈周易本义〉中的卦变说》，《哲学门》第2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张克宾对此也有论述。（《朱熹易学思想研究》，第20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