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占卜文化的起源与理性认知

【摘要】占卜文化存在于人类不同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人趋吉避凶这一朴素愿望的直接反映。占卜作为一种诉诸神秘力量的非理性活动，与道德教化这一理性目标存在矛盾，而这两种倾向却熔冶于占筮之书《周易》中。书中具有卜筮、重德两种价值观，强调卜筮是君子之用，重德才是君子之本，与儒家倡导的基本精神相契合。面对传统占卜文化与互联网结合衍生的乱象，要正确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始终坚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理念。

自古以来，趋吉避凶都是人类的天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区域，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往往希望通过一定的方式预知未来、趋利避害，占卜即为其中的典型。占卜活动伴随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发展，至今仍有生命力，无论是我国传统八字、手相、面相，还是近代以来域外传入的星座、塔罗牌、卡巴拉等占卜方式，都有其古老的渊源和传统。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互联网的普及，这些占卜形式亦随之“升级”到网络，人们只需要在占卜网站中输入一些简单信息，就可以选择通过不同方式对自己所要了解之事进行预测。网络占卜正因其便利性和易操作性成为一些现代人疏解焦虑、迷茫情绪的出口，然而一些不法网站正利用了这一心理对用户进行欺诈，甚至有的借网络占卜之名召集非法网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这不禁引人深思，占卜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理性地认识占卜？如何正确看待占卜文化和应对网络占卜带来的乱象？

01.敬天重人：我国占卜文化的起源及其基本精神

所谓“占卜”，从字面上包括“占”和“卜”两方面，“占”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视兆问也”，即通过观察预兆以判断吉凶，“卜”为“灼剥龟也”，即通过灼烧龟甲观察其裂痕以预测吉凶。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中已经可见灼烧兽骨的现象，最晚到殷商时期已经形成我国目前最早可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其内容大多为殷商王室通过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活动的记录。随着预测方式的逐渐丰富，人们又发明了一套通过排列蓍草或竹策之数而获得对应卦象的方法，称为“筮”，《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即属于“占筮”的系统。

两周时期，卜和筮应是同时流行的，《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左传·僖公四年》“筮短龟长”之语即是明证。随着龟卜的逐渐消失，“占卜”一词也被引申用以涵盖包括卜筮等通过预兆以推测吉凶祸福的活动。正如汉代郑玄所言：“凡卜筮实问于鬼神”。不论所用方法为何，其实质都是要人们相信命运在其发生前就已经被上天安排妥当。所以，在决疑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希望借助一些方法达到预知未来、趋吉避凶的目的。然而，综观我国占卜活动产生与发展的悠久历史，占卜中所求问之“鬼神”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不尽相同，人们对占卜的认识也一直在发生变化。

殷商时期，占卜求问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神和商王的祖先。《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其中“神”即是自然神，殷人相信风、雨、山、河等自然现象背后都由对应的神明掌管，“鬼”指商王祖先，祖先去世后就加入神明行列，庇佑后人。此外，又有“上帝”在殷商信仰系统中居于绝对、最高的地位，掌管所有神明和人间之事，有学者指出其有“宗神”的性质，因为商代人相信，“上帝”是商部族的保护神，他指定商王作为其在人间的代理人，所以商王只要通过祭祀等活动取悦上帝及诸神明和祖先，就能获得他们长久的庇佑。正如《尚书·商书·西伯戡黎》所载，商纣王在面对周部族的壮大与威胁时仍坚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有命在天”一语正是这种观念的集中表现。从甲骨卜辞内容也能够看出这种绝对的命定观，凡涉及国家祭祀、征伐、王事等方面，商王皆要占卜，占卜的内容也较为简单，一般包括所占卜之事的内容、发生时间以及应验情况。此时的占卜结果完全是神明意志的体现，人们只能绝对服从与尊崇，并无任何能动性可言。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鼎革之后，我国历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占卜所求问的对象逐渐转变为“天”。周人相信从前殷人有德，所以上天降下“天命”于商王先祖，纣王失德，致使“天命”转移到周，因此他们也认识到“天命靡常”，只有经常修养德性、爱护生民才能“以德配天”，这就是所谓的“敬天事人”或“敬天保民”思想。由此，周人一改殷人对神明的绝对服从，开始注重德行与德政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此前神秘的“天”注入了人文性、道德性的理性因素。

《周易》正是形成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如《系辞下传》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用作卜筮，大致成书于殷周之际，其内容为六十四卦及卦爻辞，“传”是解释经文的文字，大致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与殷商时期以占卜窥测神意的思路不同，《周易》卦爻辞所体现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天命对于人事的单项操控，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即人作为道德主体对天命走向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如《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表明危险（“厉”）可能会降临，但如果有德君子能每日振作不懈怠，即使在夜晚依然保持警惕、行事谨慎，那么即将到来的灾祸也可以被化解。可见，《周易》认为天意并非玄远不可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自身的德性，强调人虽然受天命影响，但还是有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天命在此时已经有了人意的影子。

这影响到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占卜的态度，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鲁宣公去世后其子鲁成公继位，宣公之妻即成公之母穆姜却与大夫宣伯私通，二人密谋干政被鲁成公发现后，成公将穆姜幽禁。在前往幽禁之所前，穆姜占了一卦，主管占筮的史官根据结果告诉她说：“这在《周易》里是随卦，意思是出走，指示您赶快出逃离开这里。”穆姜说：“不对，随卦卦辞是‘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亨利贞代表四种最美好的德行，我犯上作乱已经失德，所以不可能像卦辞‘无咎’所说的这样做到没有危险，反之我一定会死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鲁襄公九年，穆姜果然死于幽禁之地，正应验了她自己的推测。商周时期有“巫史不分”的倾向，史官在当时作为与天沟通的职业占卜人员，自然倾向于注重《周易》预测天意的一面，而穆姜的思考显然更加深刻，她认为占卜结果虽关天意，但天意本身就是为有德者准备的，故而自己虽占得出路，却因无德而不得善终。

由此可见，《周易》六十四卦卦爻辞虽是卜筮之书，但其诞生于商周鼎革之际，受到“敬天保民”思想的强烈影响，成书之时即具备了天命与人事两个要素：在占筮吉凶、预测未来的基本功能之外，其对道德的推崇则显示出注重人事的一面，并强调人事也可对天命产生影响，这为此后《周易》从卜筮之书向着人文化、哲理化方向转化做好了思想准备，也为我国古代占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主要基调。

02.“占者有其德”：《周易》卜筮功能的形式与内涵

《周易》是上古时期主流的占筮之书，但根据《周礼·春官·太卜》所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可知当时流行的卜筮之书有三，《周易》仅居其一。其之所以能够在后世脱颖而出，受到先秦诸子的广泛关注，甚至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位列官学而成为“群经之首”，与其崇尚德行、说理性强的特点密切相关。然而，占卜作为一种诉诸神秘力量的非理性活动，毕竟与道德教化这一理性目标存在矛盾，这两种倾向却熔冶于《周易》一书之中，如何理解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进而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此后历代思想家在读《易》、研《易》过程当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前文已述，《周易》卦爻辞中蕴含着对德性的倡导，但这些道理都隐藏在卜筮之书的形式之下，往往难以被普通人察觉，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普遍情况。孔子及其后学注意到这个现象，开始对《周易》说理的内涵进行系统性挖掘和论述。孔子非常重视《周易》卦爻辞对“德”的宣扬，他曾引述《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说明卦爻辞有益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水平，晚年对《周易》的喜爱更是通过“韦编三绝”的典故可以得知，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中的相关记载更为突出。尽管孔子不排斥传统的占卜之术，甚至颇为精通，“百占而七十当”，但他更强调占卜的目的是观其德义：“《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亓（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在孔子看来，祭祀、卜筮等活动其目的在于从超自然的力量那里获得庇佑，但如果人能做到有德与仁义，亦能获得相同的结果。相较于卜筮这种将自己命运交给神明决定的行为，修养道德更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不占而已矣”的原因。可见在孔子看来，卜筮与重德是《易》的两大思想特征，二者不可分割，但德行和仁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与占卜相同的作用。

至战国中晚期形成了十篇解释六十四卦卦爻辞和筮法的文字《易传》，亦即“十翼”，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思想。首先，《易传》为人伦道德找到了天道层面的理论依据。《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人三才被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这个世界归根结底由阴阳构成，而这一规律投射到人道层面就是以仁义为代表的道德准则，因此人们修养道德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其次，《易传》重申占卜与修德之间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系辞上传》言六十四卦本身只涉及六十四类事，并不能尽包天下之事，所以人们应当“触类而长之”，要引申具体卦象背后的道理，才能将其推广到其他类似的境遇当中。由于人伦道德与天道秩序相一致，个人命运的吉凶与否并非神秘而不可捉摸的神意，而是由自己的道德水准决定，修德则吉、违德则凶。

这种思想影响深远，直至西汉前期，不少大儒学者依然秉承此说。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曾直言“《易》无达占”，司马迁亦有言：“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这些都是将卜筮功用与义理内涵合而观之，认为二者不应偏废，而是应该熔于一炉。西汉中期以后，偏重卜筮的象数易学立于学官，影响日渐扩大，朝廷上下说灾异和说谶纬风气炽烈，《易》的卜筮、预测功能大为彰显，道德教化的功能反而被忽视。这种风气直到汉末三国方为之一变，先是郑玄兼重今古文经，变一时风气，王弼继踵其后，扫落象数，重新拾起《周易》义理的路数，以哲学化的视角解经。此后，经过唐代孔颖达和北宋胡瑗、程颐、张载、王安石等人的努力，《周易》经传中与儒家道德伦理相通的部分重新得到阐扬，致使人们讳于言及《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本来面目。

针对这种情况，南宋朱熹提出正确对待《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和说理之书的“双重身份”。据《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卜筮”条，一方面，朱熹明确提出“《易》本卜筮之书”，“本”字说明要历史地看待《周易》经传，打破了“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的局面。另一方面，他重新拈出孔子、《易传》以来的思想，指出卜筮之书并不会因其外在形式而失去价值，因为“许多道理，依旧在其间”。朱熹沿袭张载《正蒙·大易》之“《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的观点，提出人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占卜之用的卦爻辞看其对人伦社会道德的推崇，所以他在《周易本义》中屡次强调“占者有其德”。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学，朱熹此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百年来，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周易》的性质及其学术面貌基本得以澄清，在这一曲折过程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占卜与德行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刻变化。朱熹在承认“《易》本卜筮之书”的同时，也强调“许多道理，依旧在其间”，并非单纯的调和论，而是回归孔子、《易传》的思路，对于《周易》具有卜筮、重德两种价值观的确认。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孔子还是朱熹，最终还是强调卜筮是君子之用，而重德才是君子之本，这正与儒家倡导的基本精神相契合。

03.传统占卜文化与互联网结合衍生的乱象治理与理性认知“自强”

当今网络占卜形式多样、内容驳杂，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年轻网民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实际上这种现象是传统占卜文化与当今互联网结合的时代产物，对占卜活动的依赖，也投射出当今社会人们面对现实焦虑和困惑时，渴望寻求心理依赖与精神寄托的愿望。但是，网络占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存在着诸多消极因素。一是不少网络占卜充斥着低俗、有害的信息，宣扬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二是网络占卜容易滋生违法犯罪行为，如利用网络占卜虚构事实，以转运等理由骗取钱财，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三是对受害者个人及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据警方提供的案例，不少受害者由于身患重病、疑难病，自觉求医无望转而投向网络占卜，而不法分子正抓住这种心理，大肆揽财，轻者致使受害者遭受经济损失、家庭关系受损，重者则可能导致受害者家破人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因此，针对网络上日益活跃的网络占卜活动，多方综合治理势在必行。首先，要把网络占卜“从边缘地带拉回法律聚光灯下”，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把该行为明确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划出网络占卜的边界和禁区。其次，司法、执法机关应当切实履行职能，针对花样百出的非法网络占卜活动加强监管，对骗取他人钱财、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此外，学校和家庭也应当积极参与，向未成年人传播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最终的责任主体还是我们自己，作为新时代的公民，应当自觉树立科学观念，提高人文素养，从而提高辨别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

占卜文化存在于人类不同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它是人趋吉避凶这一朴素愿望的直接反映。《周易》作为中华文化中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传统经典之一，其成书之初就有着卜筮的功用，但其价值绝不仅限于此。从《周易》卦爻辞对道德的宣扬，到孔子“观其德义”的态度，再到《易传》“与天地合德”的天人合一理念，均昭示着古代先民敬天重德的精神境界。此后历代仁人志士，也不乏以《周易》经传中的名言警句作为座右铭者。在《周易》所构筑的世界中，天意固然有玄远难测的一面，但是人依然有发挥能动性的空间，而这种能动性就是体现在“德”上。德行高尚的君子，即使卜之不利，但仍然能够通过修身自省、夕惕若厉而化解祸端，而那些汲汲营营的小人，即使卜得大吉，但仍有可能遭遇灾凶。《周易》之“易”强调变化，其真义就在于此。正如《乾卦·象传》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强健有为，君子的行事也需合乎于此，所谓“自强”，不是“天”使之强、“神”使之强，而是不断自我勉励，鼓舞干劲。因此，我们应当正确认识我国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有利因素，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始终坚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理念，时刻葆有昂扬向上、勇于拼搏的斗志和勇气，同时积极、自觉地提升、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科学意识以及明辨是非、真假的能力，抵御网络上的消极甚至违法内容的不良影响。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筱艺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②[宋]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④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容肇祖全集》（六），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

⑤张涛：《易学研究新视野：从综合百家到融通三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