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萧：海昏汉简《易占》考述

摘要：海昏汉简《易占》是辗转传抄的占筮条例汇编，其占法与六壬相通之处最多。《易占》卦名用字最接近于今本《周易》，对卦名的训释不出汉代以来的传统说法。“未酉”简误抄了归妹、未济两卦的内容。“彖”和“饺”分别抄自两个左旋的圆形图式，它们提供了两种新的六十四卦卦序。《易占》有八天干配四维、纳甲和“六甲配卦”等三种干支配卦方式。《易占》划分时空为十六是秦汉时期一种流行观点，在六壬式地盘及《淮南子》中皆有体现。其时空配卦，与《易纬稽览图》所载两种分卦值日之法较为类似，其来源和用法亦当接近。《易占》的禽虫系统至少包括三十六禽（及十二属）、八卦类象和“四灵”三种。海昏侯墓三种易占文献，对西汉经学、易学、数术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汉简中有易占类文献三种，分别是《易占》《卜姓》和《去邑》。其中，《易占》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易占》原无篇题，今名为整理者所拟。全篇共有65支简，每支简刚好对应六十四卦中的一卦，另多出一支“未酉”简。每简的书写形式与内容相对固定，从上到下依次是重卦的卦画、上下经卦组合情况、卦名、卦名之训释（卦义）、“彖”的方位与数、“饺”的方位与数、天干地支、卦在《周易》上下经中的顺序以及卦在相应时令、禽虫与方位的吉凶。[1]李零先生的释文为理解简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现就《海昏简牍初论》一书公布的相关材料，对一些问题作初步讨论。限于学力，文章必有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批评。

一、卦画与上下经卦组合情况

《易占》各卦均以长短横来表示卦画，即用一长横代表阳爻，两或三短横代表阴爻，这种卦画形式与今本《周易》及扬雄《太玄》相同。[2]整理者已指出，此前我们所能见到与今本《周易》完全一样，明确以长短横来表示卦画的出土材料，以朝鲜乐浪遗址王盱墓（年代在东汉明帝末或章帝前后）出土的漆木式盘为最早[3]，而《易占》则将其时间下限提前到西汉昭宣时期甚至更早。

紧接卦画书写的是上下经卦的组合情况（又称“贞悔”或“二体”），具体形式有如下两种。

其一，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个重卦均由两个相同的经卦构成，纯而不杂，故简文直接写作“屯（纯）某”，如屯（纯）建（乾）、屯（纯）丽（离）。按，易学中一直有“纯卦”之说，如《经典释文》即称上述八个重卦为“八纯卦”。早在《左传·昭公五年》中，卜楚丘解《明夷》之《谦》即云“纯离为牛”，杜预注曰：“《易》离上离下，离，畜牝牛吉，故言纯离为牛。”[4]楚丘没有说明“纯离”的含义，但以《左传》解易义例来看，“纯离”也有可能指的是明夷中的经卦之离，而杜预直接以之为重卦之离未必准确。传世文献中较为明确的“纯卦”说，最早见于《易纬稽览图》，其中即有“纯坎”“纯震”“纯离”与“纯兑”四卦。[5]《易占》的出土将“纯卦”说的时间大大提前。

其二，上述八个重卦之外，其他诸卦简文皆写作“某下某上”，如屯卦作“晨（震）下臽（坎）上”，需卦作“建（乾）下臽（坎）上”。这种体例在传世文献中十分普遍，以今时所见，从《子夏易传》、《京氏易传》[6]、《易纬坤灵图》到王弼注本《周易》、《经典释文》、《周易集解》再到后世诸本，皆于上下经六十四卦卦首云“某下某上”。以出土文献而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新莽时期的易占材料中也见到这种体例[7]，但在更早的上博简、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汉简《周易》中却未见到。因此，《易占》是目前所见最早明确记载“某下某上”体例的出土易学文献。

至于特别写明上下经卦组合的意义，前人少有讨论，故此处试稍作解释：

首先，对卦画的说明与补充。无论卦画是数字还是长短横，都容易在抄写中产生错误，而写出一重卦的上下经卦组合，既是对卦画的说明，又可与卦画相互参照，纠正卦画在抄写时产生的讹误，保证卦象的准确性。另外，从实际经验来说，当看到一个六画卦，第一步都是要先辨识出构成卦画的上下经卦，再据经卦组合判断其为六十四卦中的哪一卦，古今皆是如此。因此，将六十四重卦的上下经卦组合写出来，就极大方便了重卦的查阅和学习，尤便利于初学者。

其次，体现重卦思想，突出一卦从下至上生成的观念。我们知道，汉代流行“重卦说”，即认为六十四卦是由八经卦相重而来，在解读卦象时也将一个六画卦拆分成两个经卦（不计互卦）来讨论。可以说，从成卦到解卦，“重卦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易占》等文献标明经卦组合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同时，下卦又代表事物由初始走向壮大，上卦代表事物由壮大走向终结，即以下为始，以上为终。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载卜徒父云：“《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杜预注曰：“内卦为贞，外卦为悔。”[8]《史记·宋微子世家》“曰贞曰悔”，裴骃《集解》引郑玄曰：“内卦曰贞，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犹终也。”[9]正以下卦（贞）为事物之始，上卦（悔）为事物之终。从《左传》《国语》的记载来看，这一理论在解读卦象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汉代也是如此。如《易纬乾元序制记》云：

姤，姓角名商，苍白色，长六尺三寸，二十八世。遁，姓宫名商，黄白色，长五尺九寸八分，五十六世。否，姓宫名商，黄白色，长五尺六寸一分，七十二世。观，姓宫名角，苍白色，长五尺三寸二分，百三十世。[10]

这是论述重卦与姓名的对应，下卦为前、为姓，上卦为后、为名。如姤卦，下卦巽五音属角（五行为木），上卦乾五音属商（五行为金），故姤姓角名商。遁、否、观三卦，可以此类推。不难看出，在类似的占筮活动中，下卦为先、上卦为后的顺序非常重要，不可颠倒。因此，简文要写作“某下某上”，而不直接写作“某上某下”，其实也是占筮（解卦）规则的重要体现。

二、卦名及其训释（卦义）

紧接上下经卦组合书写的是卦名及其训释。

据释文可知，《易占》残存的重卦卦名有54个（重复1个），坤、需、泰、噬嗑、坎、恒、遁、井、革、归妹和中孚等11个卦名缺失。不过，坤、坎两重卦之名虽然阙失，但可据简文体例和相关经卦的写法而补出；中孚卦名残泐，但下文紧接有“中俘（孚）”二字，可知卦名很可能即写作“中俘”。另外，其中多出的一个“未酉”，推测即是“未济”之假借（详下文）。因此，除去重复，简文实际上保存的六十四卦卦名有56个，只有需、泰、噬嗑、恒、遁、井、革和归妹等8个卦名缺失。

将《易占》与出土先秦前汉易学文献及今本《周易》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易占》卦名用字最接近于今本《周易》（两者时代最接近），多数卦名与今本完全一样，剩下的则几乎都是今本卦名的假借字，如乾作“建”，否作“负”，谦作“溓”，豫作“伃”，随作“”，剥作“濮”，无妄作“无亡”，晋作“”，睽作“癸”，夬作“决”，姤作“笱”，震作“侲”（或“晨”），艮作“根”，兑作“说”，涣作“奂”，中孚作“中俘”，等等。个别看上去较为新颖的写法，也很容易解释，如坎，《易占》作“臽”，熹平石经作“欿”，《释文》曰“本亦作埳，京、刘作欿”，可知臽、欿、埳为同源词。又如既济写作“气济”，《礼记·中庸》“既廪称事”，郑玄注曰：“既读为饩。”王引之《经义述闻·诗·伊予来塈》曰：“凡字之从气、从既者往往通用。《说文》：‘既，小食也。《论语》曰：不使胜食既。’今本《论语》‘既’作‘气’。”可知既、气通用。

表面看来，《易占》似乎并没有直接为卦名讨论提供太多的新材料，但要注意的是，《易占》毕竟是西汉中期卦名书写的重要样本。进一步说，过去我们想考察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名发展演变的脉络，首先要从上博简《周易》、清华简《别卦》、秦简《归藏》及传世本《归藏》说到马王堆帛书和阜阳汉简《周易》等，然后就直接跳到汉末王弼本《周易》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有关卦名的记载，但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年之间却有一个空白期，没有一个可靠文本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易占》的出土则为这个链条补上了新的一环，将空白期缩短。

接着卦名书写的是训释卦名的文字，《易占》中共有50卦残存有这一部分内容。在纠正一些抄手误写或整理者误释情况后[11]，可以看出有42卦的训释完整保留，并与汉代以来的训释相同或相近；有4卦的训释残泐，分别是“小畜者，小□也”“[□（噬）□（嗑）]者，□盖也”“大畜者，大□也”和“家人者，□人也”，但结合全篇体例和残存文字，推测它们大多属于同字相训，故亦可判断与传统训释相同；仅有4卦的训释因残损而不能完全肯定与传统训释的关系，即“[□（归）□（妹）]者，□一家□□”“困者，刚（？）也”“鼎者，���（？）也”与“未酉，行未□也”，而除归妹之外的其他三卦亦可能与传统训释相近。[12]因此，可以说《易占》中对卦名的训释在本质上不出汉代以来相沿的传统说法。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可从刘贺的教育背景及当时易学的传承情况来理解。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后，以儒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固定下来。从普通士人到帝王公侯，所接受的官方文化教育也皆是以儒学为主。从师承传授上来说，刘贺的老师和僚属多是当时大儒，如其师王式是著名的《鲁诗》博士，昌邑中尉王吉（或称“王阳”）则兼通《五经》且好《易》，郎中令龚遂精于《诗》及阴阳灾异说。因此，由当时的学术环境、刘贺的宗室身份以及其老师的学术传承，不难推断刘贺所接受的教育也应是以儒学为主，且是相当淳正的儒学。刘贺墓出土的文献也正好坐实了我们的推测。墓中出土的典籍，大半以上皆是常见的儒家经典，如《诗》《春秋》《论语》《孝经》及《礼记》类文献等；非儒家类的种类相对较少，主要就是“六博”类文献。刘贺少年时代非常贪玩，且三十多岁便去世，因此，除了学习正统的儒家经典和以供娱乐的六博文献之外，也不大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太多的其他知识。

而从西汉易学来说，成帝时期，刘向校雠群书，认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揭示了汉代易学最为显著的特色。特别是从官方易学来看，诸家的最初来源一致，传授脉络清晰，而学者又严守师说，故各家才“大谊略同”，这种一致性也是其他各经所没有的。进一步讲，汉人以“十翼”为孔子所作，有绝对的权威性，而有关卦名的解释已清楚地见于“十翼”，特别是《彖》《象》《序卦》《杂卦》诸篇。与卦、爻辞的训释相比，对卦名的解释相对固定，可重新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学者跳出“十翼”而别立新意也较为困难。

因此，虽然《易占》属于数术文献，但其传授者却是正统的儒生，其卦名训释的内容也难以摆脱“十翼”及汉代经说的约束。换言之，汉代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无论是经学文献，还是数术文献，其卦名训释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这种现象在后世的数术文献中也比较常见，如敦煌唐五代写本或传世的明清时期易占文献，它们在占断吉凶时，大多依据的是世应、飞伏、卦气及干支的五行生克等数术学说，而一旦要解释卦名卦义，则无不回转到“十翼”及汉代以来的儒家经说。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即整理者在校读这些训释文字时，似乎有意要将之与“十翼”及汉代以来的传统说法区别开来，如释文中有关涣、大过、小过、兑及明夷等卦的讨论，现在看来也是没有必要的，直接按照传统的说法解读即可[13]。

以时代而言，有关卦名训释的材料，早则有“十翼”，晚则有汉唐之际的注疏，西汉经师之说则介于二者之间。然而，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散佚，我们对于承上启下的西汉经师之说却不甚了解。虽然有学者认为传世的《子夏易传》即为西汉韩婴所作，但质疑声仍有不少，而《易占》则时代明确，传自西汉经师更无疑义。总之，《易占》提供了西汉时期卦名训释的第一手材料，甚至可以作为《序卦》《杂卦》的补充，为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卦名卦义提供帮助。

三、“彖”“饺”的方位和数

紧接卦名训释书写的是“彖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如乾卦是“彖北方一饺北方一”。对于这段简文，目前有两种断读意见：

一种认为“彖”的含义与《周易》之“彖”类似，“彖”后的所有简文皆可称作“彖辞”，彖辞的内容与《周易》彖辞不同。“饺”可读交，表示相配。据此，则简文当断读作“彖：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如乾卦即为“彖：北方一饺北方一”。[14]

另一种则疑“彖”“饺”即《易传》中常并言的“彖”“爻”，“饺”是“爻”的通假字，但“和传本《易经》里的概念可能有差异”。据此，简文当断读作“彖：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如乾卦即为“彖：北方一。饺：北方一”。[15]

这段简文相对独立，如何断读取决于对“饺”的认识，换言之，即前后的“某方某数”之间是否有关联。若无关联，则“饺”一定是说后面的“某方某数”，相应地，“彖”就只能是说前面的“某方某数”而不能统摄下文，否则便文义不通。因此，这段简文也只可能有以上两种断读之法。那么，究竟哪种意见是正确的呢？

我们先要了解“彖”的含义，关于《周易》中的“彖”，郑玄注《易纬乾凿度》曰：“彖者，断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瓛曰：“彖者，断也，断一卦之才也。”[16]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案，褚氏、庄氏并云：‘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17]可知诸家皆认为“彖”是统论一卦之义的内容[18]，上述两种断读意见显然认为《易占》中“彖”也是此义。我们知道，重卦由上下两经卦相配而成，而八卦与方位的配合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因此，如果按照第一种断读，“彖”是对该重卦的解释，则“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最大可能是指该卦上下经卦的相交、相配。我们先以此检验规律性较为明显的八纯卦，其简文如下：

乾：彖北方一饺北方一。坤：[彖西方三]饺西方三。

坎：彖北方九饺北方九。离：彖西方九饺南方十

震：彖东方八饺东方九 艮：彖东[方□]饺东方一。

巽：彖南方一饺南方二。兑：彖西方十饺西方七。

我们知道，八纯卦的上下经卦是相同的，如果与方位相配，则上下经卦的配位也一定相同。从上文可以看出，除了离卦之外，其余各卦的两个方位皆相同，故“饺”确有可能指两经卦的相配。然而，传统说法以八卦配八方，即乾为西北、坤为西南、坎为北、离为南、震为东、艮为东北、巽为东南、兑为西，这里却以八卦配四方，乾坎为北、艮震为东、巽离为南、坤兑为西。这种配法也不难理解，乾为西北自然可归入北方，艮为东北也自然可归入东方，巽、坤以此类推。

然而，如果以之检验纯卦之外的其他诸卦，则就扞格不通了。如屯卦（下震上坎）“东方二饺东方十一”，下震为东，但上坎当是北而非东；需卦（下乾上坎）“南方四饺北方三”，下乾为北，但上坎当是北而非南；讼卦（下坎上乾）“东方五饺北方十”，下坎为北，但上乾当是北而非东。等等。因此，第一种断读肯定是不可取的，只能选择第二种，即断读作：“彖某方某数，饺某方某数。”现将六十四卦“饺”的方位与数抄录如下：

北方：乾一、大壮二、困二、需三、大畜四、未酉六、涣七、师八、坎九、讼十、解十一、蒙十二、旅十四、渐十五、谦十六。

东方：艮一、遁二、姤三、小过四、蹇四、随五、噬嗑六、益七、复八、震九、无妄十、屯十一、颐十二、大过十三、鼎十四。

南方：巽二、恒四、咸五、蛊六、革七、明夷九、家人九、萃十、离十、升十、丰十、同人十一、既济十三、贲十四、晋十六。

西方：观二、坤三、否三、豫五、比六、剥七、兑七、睽八、中孚九、临十、履十二、节十三、损十四、夬十五、大有十六、归妹十六、小畜十八、泰十九。

除个别之外，我们发现四方诸卦的上下卦大致符合以下规律：

其一，诸卦的下卦是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顺序（同《说卦传》）依次排列，最后又回到乾，组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环形。如北方的下卦依次是乾、坎、艮，东方是艮、震、巽，南方是巽、离、坤，西方是坤、兑、乾。这里，乾为西北，坎为北，艮为东北，自然都可以归入北方，其他三方的情况可依此类推。

其二，八个下卦相同的重卦排列在一起，除八纯卦外，大致按照上卦兑、离、巽、坤、乾、震、坎、艮的顺序排列。如上列北方十四至南方二各卦，除去纯艮与姤，其上卦分别是离、巽、坤、乾、震、坎、兑、离、巽、坤、乾、震、坎、艮、兑、离、巽。

其三，方位后的数字实际上是此方各重卦的排列序数，各卦从一开始依次数下去，一卦只属于某方某一个序数。

根据以上规律，我们就能补足“饺”方位与数的残阙，纠正一些抄写讹误，主要有如下几点：

（1）困北方二有误，当为北方五，“二”为“五”之讹。

（2）关于“未酉”的问题。我们先将相关的三条简文抄录如下：

说（兑）下晨（震）上，未﹦酉﹦（未酉。未酉），行未□也。彖：西方二。饺：北方六。甲辰，下经廿四，孟秋、夏吉，正月、二月凶。

[说（兑）晨（震）上，□﹦□﹦（□□。□□）]者，□一家□□。彖：东方十二。饺：西方十六。己亥，下经廿四，□孟春吉，[□□凶]。

臽（坎）下丽（离）上，□□未济□□。彖：西方□。饺：南方□□。庚申，下经卅四，中（仲）秋虎吉，春凶。

写作“未酉”的卦，无论是卦画、上下卦组合，还是“下经廿四”顺序，都与归妹一致，故整理者说：“此卦相当归妹，但卦名不同，别为一义。未酉，读未遒，遒有终、尽之义，行未□也，第三字可能是到。”[19]而中间之卦，虽上下卦组合及卦名皆阙，但其卦画和“下经廿四”也与归妹完全一致，故整理者认为以上两简皆属于归妹 [20]。我们以为整理者的观点不完全正确，“未酉”简的卦画和上下卦组合部分属于归妹卦，而其余皆是未济卦的内容，这是抄写过程中造成的错误。理由如下：

首先，按上述“饺”的规律来看，未济显然要补在北方六。然而，“未济”简的“饺”是“南方□□”，其方位后空缺两字，可见原来抄写的数字一定是十以上的而非“六”，故知其方位与数皆不符合未济的情况。而巧的是，写作“未酉”的那支简正为“北方六”，其方位和数正好与未济一致。

其次，整理者读“酉”作“遒”，注意到“遒”有终、尽义，则“未遒”即是未终、未尽。其实，“酉”读如字亦可，酉、酋、遒音义相近，本即互通，《说文》云“酉，就也”，则“未酉”即有未就之义。简文于卦名后解说云“行未□也”，也当是类似未终、未尽、未就之义，都是表达事情未完成之状态，这正与“未济”之义一样，而与“归妹”卦义大不相同。从字音来说，“酋”为从母幽部字，“齐”为从母脂部字，故“酋”（酉）与“齐”音亦相近。如《诗·卫风·硕人》“领如蝤蛴”，其中“蝤蛴”为双声联绵词，蝤、蛴即分别从酋、齐得声。

从卦名写法演变上看，自战国以来归妹的写法即相对固定，如清华简《别卦》作“妹”，秦简和传本《归藏》及马王堆帛书《周易》皆作“归妹”。在《易占》抄写的时代，六十四卦卦名已大致稳定下来，故“归妹”不大可能写作“未酉”，从音义上也不好解释。相比之下，未济的写法则不似归妹那样稳定，多用假借字，如马王堆帛书《系辞》作“未赍”，清华简《别卦》作“”，上博简《周易》作“未凄”，故知“未酉”同样是“未济”之假借。也即是说，与既济卦不同，简文“未酉”是保持着较早的书写样式。

再次，从干支配卦来说，未济不当配庚申，而应配甲辰，故知“未酉”即是未济，详下文。

又次，从卦的季节吉凶来说，未济卦对应的吉时当是孟秋，故配孟秋的“未酉”简是正确的，相应地，配仲秋的“未济”简自然是错误的，详下文。

最后，从书写格式上看，除八纯卦外，简文各卦卦名一般都带有重文符号，如“屯﹦”“小﹦畜﹦”等，“未酉”简也是如此。然而，唯“未济”简的格式较为特异，其卦名下无重文符号。同时，“未济”简卦名后只阙两字，与其他诸卦“某者，某也”的格式难以契合，故其内容恐怕也不是对卦名的训释。因此，我们怀疑“未酉”简是最初抄写的，而“未济”简是后来补写的，其目的是补正“未酉”简。但是，补写者可能对全篇的体例和内容不熟悉，又无现成的文本可供直接抄录，故所补简文在格式上与其他简略有不同，在内容上有不少讹误。当然，两简书写风格怎样，是否为同一人抄写，还要等原简图版公布后才能知晓。至于“未酉”简作“下经廿四”，“廿四”当为“卅四”之讹。

（3）咸南方五有误，当为北方十三。

（4）姤东方三有误，当为南方三。

（5）小过东方四有误，当为东方三。

（6）巽南方二有误，当为南方一。

（7）升南方十有误，当为南方二。

（8）井卦原简残泐，“饺”的方位与数皆阙，按规律当补入南方五。

（9）本来革南方七后应当是离南方八，但离被放到第十，则顺序变成：革七、家人八、明夷九、离十。据此可知家人南方九有误，当作南方八。

（10）萃南方十有误，当为南方十五，脱“五”字。

（11）丰南方十有误，当为南方十二，脱“二”字。

（12）西方各卦的排列顺序大致不错，只有坤、归妹两卦有问题。每个方位显然都是从“一”开始数，现在坤与否都是西方三，则其中必有一误。如坤为三，则观二要改为观一、否三要改为否四；如坤为一，则观、否的序数不用调整。因此，坤为一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以四隅卦坤为西方第一位符合整个“彖”“饺”的体例。至于归妹，其位置当在履后而非大有后。不过，在各卦排列顺序确定之后，我们发现抄写者在计数的时候常常会错位，如豫、比、剥依序当是四、五、六，却错位数成了五、六、七。小畜、泰当是十七、十八，却错位数成了十八、十九。

由上可知，“饺”提供了一个包含了方位和次序的六十四卦图式，如果以北方乾卦作为起点，则六十四卦自北向东、南、西依次排开，最后再由泰卦回到乾卦，从而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环形。而且，最初的图式一定是圆形，而非方形。因为按照先秦秦汉的“四方”观念，如果为方形，则六十四卦应该平均分配于四方，即每方十六卦，形式整饬，起讫分明，类似于六壬式地盘平均分布着八卦、八干、十二支、二十八宿和三十六禽等要素。而事实上，我们发现“饺”的四方卦数差异很大，这就意味着六十四卦没有被严格地分入四方，显然不符合方形的特色，故只能是圆形。另外，抄手在排列六十四卦顺序时，常常会数错位，这种错误正说明最初的图式是首尾不分的圆形，容易计错。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绘出“饺”的图式如下（图1）：

弄清“饺”的方与数后，再考察“彖”，其内容可据释文整理如下：

北方：乾一、豫二、颐三、大过四、家人五、蹇七、解八、坎九、鼎十、小过十二、观十三、益十四、损十五。

东方：屯二、蒙三、讼五、随六、蛊七、震八、夬九、姤十、萃十一、归妹十二、丰十三、师十四。

南方：巽一、比二、小畜三、需四、履四、节五、临六、噬嗑七、贲八、恒十、涣十二、升十三、剥十四、泰十五、既济十六。

西方：未酉二、困三、晋四、大壮五、无妄六、复七、谦八、同人九、离九、兑十、否十一、大畜十二、明夷十三、大有十五、革十六、旅十七、渐十八、中孚十九。

图1

相较于“饺”而言，“彖”的规律性不明显，故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其排列思路，但仍能看出一些规律：

其一，其四方的首卦可能与“饺”一致，即以乾、艮、巽、坤分别为四方第一位。

其二，一些相邻的卦是“非覆即变”的关系。所谓覆卦（又“综卦”）即是将一重卦整体倒转而成的一卦，如北方蹇与解、益与损，东方屯与蒙、随与蛊、夬与姤，皆互为覆卦；所谓变卦（又称“旁通”或“错卦”）即是将一重卦六爻的阴阳属性全部变为相反而成的卦，如北方颐与大过互为变卦。

其三，与“饺”类似，各卦也当是从一开始依次数下去，一卦只属于某方某一个序数。

因此，简文中一些问题可作如下处理：

（1）睽是“□方六”，北方第六位刚好缺，或可补入。

（2）艮是“东□□”，整理者认为当补入东方是一位，对比“饺”中艮的方与数，补在此处较为合理，可从。

（3）东方第四位阙，而南方第四位有需、履两卦，二者必有一误。东方五为讼，与需互为覆卦，南方三为小畜，与履互为覆卦，故需为东方四、履为南方四比较合理。

（4）南方第九位阙，而西方第九位有同人、离两卦，二者必有一误。按照“饺”及“彖”其他八纯卦的位置，故知离当为南方九。

（5）坤的方与数原阙，整理者将其补入西方第三位。我们以为西方第三位已有困卦，再补入则重复，当对比“饺”中坤的方与数，改补作“西方一”。

（6）咸是“□方十四”，西方第十四位刚好缺，或可补入。

（7）未济是“西方□”，上文已经辨析“未酉”即是“未济”，未酉是“西方二”，故毋需再另外补入。

（8）遁是“□方十一”，井的方位与数不明，而北方、南方十一皆缺，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井北方十一、遁南方十一，二是井南方十一、遁北方十一。

根据上述内容，对照“饺”的情况，我们也可画出“彖”的图式（图2）。

图2

其中，井、遁的位置还不能确定，还有互换的可能，故暂时存疑。

至此，我们对《易占》中“彖”和“饺”的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其思想内涵也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第一，“彖”和“饺”的“某方某数”皆指重卦方位而非经卦。“彖”与《周易》中的“彖”意思相近，都是统论一重卦之义；“饺”也是统论一重卦之义，或可依整理者的观点读作“交”，表示相配，但并非是“某方某数”与“某方某数”的相配，而可能是指八经卦上下相配而得到六十四重卦。“饺”与《周易》中“爻”的含义有较大差异，不可混为一谈。“彖”仅指前面的“某方某数”，而非整理者所云可统摄“彖”之后所有简文的内容。[21]

第二，“彖”和“饺”的内容抄自两个左旋的圆形图式，它们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六十四卦方位图。我们不禁联想到朱熹《周易本义》卷首所载《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图三，下文简称《伏羲图》）[22]，此图据说传自邵雍，历代学者也多有讨论，但不少学者对其时代和内容表示怀疑，现在看到“彖”和“饺”的图式，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可能要有所改变。                                              

图3

一方面，《伏羲图》的外圈与“饺”的图像十分相似，皆是六十四卦首尾相连组成一个圆环，且都是下卦相同的八个重卦排在一起，两者区别在于下卦的先后顺序不同。由此可知，《伏羲图》圆图的排法不一定是向壁虚造，可能有较早的来源。我们知道，常见的八宫卦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传世三卷本《京氏易传》为代表，一是以清华简《别卦》和马王堆帛书《周易》为代表。后者以上卦相同的八个重卦组成一宫，将六十四卦分为八宫，而《伏羲图》和“饺”的排法却刚好相反，都是以下卦一样的八个重卦组成一宫，再将六十四卦分为八宫。因此，可以说《伏羲图》和“饺”的图式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八宫卦序。另一方面，清代胡渭等学者认为《说卦传》只有“经卦之方位，而无别卦之方位”，故《伏羲图》为别卦定下方位的做法是不妥的。[23]我们知道，汉代卦气学说如十二辟卦、“六日七分法”等有别卦与时节的对应，确实没有明确指出别卦与方位的对应。而《易占》提供的“彖”与“饺”两种图式，证实了六十四别卦与方位的对应早在西汉便已出现，其来源还要更早，可见胡渭等人的批评是不正确的。

第三，以卦序而言，“彖”和“饺”提供了两种新的六十四卦卦序。虽然目前对“彖”的排列逻辑还不甚明了，但从内在理路来说，两种卦序都体现着卦与时空的对应关系，即模拟天道时令及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故也可以看作是两种特别的卦气说。同时，两种卦序中八纯卦的方位皆相对稳定，这也给我们不少启发：其一，《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有论八卦与方位、时节的对应，而《易占》两种卦序中八纯卦的方位皆与之一致，可知《说卦传》所论或兼指八纯卦，而非之前学者所理解的仅指八经卦。其二，八方观念在传统的空间体系中十分重要，八纯卦在“彖”和“饺”图式中的相对稳定实际凸显了八方的定位作用，即八方是六十四卦所构拟的宇宙图式的核心。当然，先秦秦汉时期的六十四卦方位排法或许还不止这两种，如果存在另外的排法，其中八纯卦的位置又是否如此稳定，暂时还不清楚。

第四，“彖”和“饺”皆以四维卦作为四方的起点，之后才依次排列其他诸卦，体现了四维卦的特殊意义。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载卫平为宋元王占卜一事，其中有“四维已定，八卦相望”的说法，已有学者据出土新石器时代和战国秦汉时期遗物上的图式，指出其是“在强调四维对于构成八方系统的关键作用”。[24]不过，相关研究主要从文物出发，而较少结合文献记载，特别是早期易学文献中对四维卦的讨论。

以易学而论，汉代似乎是四正之权重，而四维之用轻。比如，在汉代流行的卦气说中，四正卦主春夏秋冬四时，再细致一点，这四卦二十四爻又可分主二十四节气；在“六日七分法”中，四正专主二分二至，独立于其他六十卦之外。至于四维卦，虽然乾、坤为“《易》之门户”，其重要性尚在四正卦之上，但艮、巽二卦的理论意义就不如其他六卦那样丰富和重要，也似乎举不出哪种理论是以四维卦为核心，故四维卦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像四正卦那样引人注意。

而实际上，四维卦在汉代易学中的地位也非常高，甚至在四正卦之上。只是相关文献主要保存在《易纬》中，故之前学者没有特别关注。如今本《易纬乾坤凿度》曰：

乾为天门，圣人画乾为天门……坤为人门，画坤为人门……巽为风门，亦为地户……艮为鬼冥门……庖牺氏画四象，立四隅，以定群物，发生门，而后立四正。四正者，定气一，日月出没二，阴阳交争三，天地德正四。[25]

因为文字太多，我们没有全部引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详细解释四维卦的文字，从卦德、卦象、阴阳等诸多方面讨论四卦作为四门（四隅）的理论依据。最后一段总结尤其重要，即认为立四维是定群物和立四正的前提，强调四维更加基础的作用。与之类似，《易纬乾凿度》上卷在分别解释四维卦的意义及对应的八个月之后，又特别总结道：“四维正纪，经纬仲序，度毕矣。”郑玄注曰：“四维正四时之纪，则坎离为经，震兑为纬，此四正之卦为四仲之次序也。”[26]四正卦对应四时与四仲（子午卯酉），按照郑玄的解释，四维规正了四时之纪，四正卦、四仲之序也由此确立下来，这是从时、空两方面谈四维卦对四正的勘定。《乾凿度》又云：“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27]四维中有辰戌丑未四土，戊己土又寄于其中，故四维皆有土的属性，代表中央之土来绳束其他四行，这是从五行的角度来凸显四维的地位。现在，再结合《易占》的内容，我们对《易纬》之说就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即四维将空间系统分割为四个部分，两维之间夹着一个方向，形成了四方。将这个理论投射在式盘上，则如图4所示[28]：

地盘上艮巽两维之间是东方，巽坤间是南方，坤乾间是西方，乾艮间是北方，如此，则四维决定了四方的界限，四方确立之后才能谈得上立四正。按照中国古代时空一体的观念，东南西北对应春夏秋冬，故四维自然又划分了四时。《淮南子·天文》云“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及紧接其后的一大段文字，就是解说四维对于四时和节气的分割，正可与《易占》、《易纬》相互参考。[29]

四、卦的天干地支

紧接“彖”与“饺”书写的是天干地支，除井卦干支缺失之外，其他各卦的皆保留下来。其中，坤艮各配6个干支，巽配5个，乾坎兑丰各配4个，剩下各卦皆配2个。

首先，我们发现四维卦皆以两个天干起首，即乾辛壬，艮癸甲，巽丙乙，坤丁庚，这在《易占》六十四卦中属于特例。我们知道，以十二地支配八方，一般子午卯酉“二绳”处于四正位，而“四钩”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则分布于四维两侧，这在上引两幅式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萧吉《五行大义》曰：“今分八卦以配方位者，坎离震兑各在当方之辰，四维四卦则丑寅属艮，辰巳属巽，未申属坤，戌亥属乾。”[30]也是此意。至于十天干配八方，一般以甲乙属东方，丙丁属南方，庚辛属西方，壬癸属北方，戊己居中央或寄于四隅[31]。不过，从上引朝鲜乐浪遗址王盱墓出土式盘可以看到，癸甲与丑寅一样夹着艮，丙乙与辰巳皆夹巽，丁庚与未申皆夹坤，辛壬与戌亥皆夹乾，故对照“四钩”的配法，或许也能以癸甲配艮，丙乙配巽，丁庚配坤，辛壬配乾。

同时，即使不考虑式图，传世文献中的“十干寄宫”之说也可以解释这种配法。明代佚名《六壬大全》（郭载騋校）曰：

甲课寅兮乙课辰，丙戊课巳不须论。丁己课未庚申土，辛戌壬亥是其真。癸课原来丑宫坐，分眀不用四正神。[32]

明吴国仕《造命宗镜集》“日辰课体”条曰：

甲寄居寅乙寄辰，还将丙戊巳宫寻。未支丁己藏功用，申地庚金作主盟。辛在戌宫癸寄丑，壬干原寄在登明。[33]

所谓“十干寄宫”与“日辰课体”名异实同，都是讲十天干寄居在地盘上的位置，即辛在戌位，壬在亥，癸在丑，甲在寅，乙在辰，丙在巳，丁在未，庚在申。比较先秦以来流行的占筮方法，目前仅见六壬术使用十干寄宫。六壬术以日干支起四课，若不知十干寄宫，便无法据日干起出第一课，也就排不出六壬占盘，故十干寄宫也是六壬占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认为，《易占》此例应该不是简单描述天干在地盘上的位置，很可能是出于实际占筮需要，其理论基础应该类似“十干寄宫”，只是暂时还不太清楚具体的使用方式。

其次，要先谈一下历代相沿的一种干支配卦理论——纳甲法。其说见于《京氏易传》，故之前学者大多将其追溯至西汉京房，直到后来发现清华简《筮法》中已用此法，才知其在战国乃至更早时代已开始流传。至于其配比规律，李淳风《乙巳占·论五音六属》云：

六属者，庚属震，辛属巽，戊属坎，己属离，丙属艮，丁属兑。子午属庚，丑未属辛，寅申属戊，卯酉属己，辰戌属丙，巳亥属丁。乾主甲子壬午，坤主乙未癸丑，震主庚子庚午，巽主辛丑辛未，坎主戊寅戊申，离主己卯己酉，艮主丙辰丙戌，兑主丁巳丁亥。[34]

值得注意的是，《乙巳占》皆专举各卦初爻、四爻的干支配比。这一体例非常重要，也相沿甚久，清华简《筮法》至《五行大义》《开元占经》等历代文献多用此例。至于其背后的思想，《五行大义·明数》中曾有过一些解释，可以参看，兹不赘述。[35]

既然纳甲法是以八纯卦为基础，不妨将纳甲与《易占》中八纯卦的干支配卦情况做个比较，相关内容可列如表1：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除乾、震外，《易占》其他六纯卦的干支配比中，皆有与初爻或四爻纳甲相同的内容，如此整饬、普遍的情况显然不是凑巧，正是采用纳甲的表现。同时，《易占》也证明了上述纳甲体例的延续性和重要性，这是之前学者所未注意的。

再审视《易占》全文，除八纯卦之外，仅有萃（丁亥）、谦（癸丑）两卦的干支与纳甲干支相同（皆在四爻），故知其他诸卦大多用的是纳甲之外的配比方法。我们知道，按照传统“阳干配阳支，阴干配阴支”的规则，可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配成60个干支组合，即所谓六十甲子，而纳甲的干支组合只对应其中48个，故尚有12个无法纳入卦中。然而，《易占》中60个干支组合皆配上了卦，且1个干支组合通常只对应一卦，因此，可确定是用六十甲子配六十四卦（下文简称“六甲配卦”）。如此，我们便可以推定，六十四卦中一定会多出四卦，这四卦要么不与六十甲子相配，若相配则必定会与其他一些卦的干支组合相同。

总结来说，《易占》中干支配卦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八天干与四维卦的相配，二是纳甲，三是六甲配卦。前两种方式只见于少数卦（主要是八纯卦）中，六甲配卦则较为普遍。如此，便可以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1）乾配辛壬癸丑，辛壬属天干配四维，癸丑属六甲配卦，无纳甲。又，谦也与癸丑配，两卦六甲配卦相同，可知乾为多出的四卦之一。

（2）坤配丁庚乙癸丑未，丁庚属天干配四维。乙癸丑未可能有两种解读，一是乙未癸丑，两个组合都是纳甲；另一是乙丑癸未，即两个组合都是六甲配卦，无纳甲。但是，一卦有两个六甲配卦且与另外两卦的配法相同，不合乎全篇体例，故以前一种解读为优。

（3）艮配癸甲丙辰庚戌，癸甲属天干配四维，丙辰为纳甲，庚戌为六甲配卦。无妄也与庚戌配，两卦六甲配卦相同，可知艮亦为多出的四卦之一。

（4）巽配丙乙辛丑未，丙乙属天干配四维，辛丑未可能有两种解读，一是辛丑辛未之省略，皆为纳甲；另一是以辛丑为纳甲，“未”前脱一天干，天干与“未”的组合属于六甲配卦。再结合坤卦来看，则坤、巽体例一致，皆有纳甲而无六甲配卦，又或者纳甲与六甲配卦重合（类离卦），故第一种解读更为合理。

（5）坎配癸巳戊寅，戊寅为纳甲，但简文中无他卦配癸巳，故知癸巳为六甲配卦。

（6）离配己卯，己卯为纳甲，但简文中无他卦配己卯，或许是纳甲与六甲配卦的重合。

（7）震配壬申，壬申为六甲配卦，八经卦中只此卦无纳甲，或为抄脱。

（8）兑配戊未丁亥，丁亥纳甲，则戊未肯定为六甲配卦。戊为阳干，未为阴支，二者阴阳属性不同，不可能配对，而戊子所配之卦正缺，则“戊未”或为“戊子”之讹。

按，从上述八纯卦的情况来看，多出的四卦与四正卦无关，而有乾、艮二卦，如果再结合《易占》全篇对四维卦的重视，则四卦或即四维卦。其中，乾、艮有对应的六甲配卦，坤、巽或没有，或有而与纳甲重合。

（9）丰配甲午辛未，两者皆不符合纳甲，故只能属于六甲配卦。简文中无他卦配甲午，故丰当配之。丰、解皆与辛未配，则丰也可能是多出的四卦之一，但丰在诸卦中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或用法（特别是在卦气说上），不太可能与乾、艮相佐，也显然无法形成四维卦那样整饬的结构。因此，怀疑丰的“辛未”或为衍文。

（10）晋、未济皆配庚申，庚申为六甲配卦。上文已论“未济”简有误，晋既与庚申配，则未济再配庚申显然有问题，这正可与上文互证，说明“未济”简之误。故未济应据“未酉”简配甲辰，而晋配庚申更为合理。

（11）井干支缺失，六甲配卦仅乙丑无明确对应之卦，故或可补入井。

综上所论，我们尝试将四维卦之外的六十卦六甲配卦情况整理成表2：

八天干配四维与纳甲相对容易理解，而系统的六甲配卦却是目前第一次见到。我们知道，在历法层面，六十甲子在早期主要被用来纪日，这在殷商甲骨文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而在汉代，纪日仍是六十甲子最基本的功能，这从传世文献及出土《日书》、历谱上皆可以看出。所以，这里的六十甲子可能仍是配日而用，而不是东汉以来才逐渐流行的纪年、纪月或纪时（指一天十二时）。

由此，我们推测六甲配卦或许就是将六十甲子所纪之日与六十四卦逐一相配，如此循环6次左右，直至将一年之日全部配完，平均一卦对应六日有余，其用法类似汉代流行的分卦值日之法。

按，分卦值日之法属于汉代卦气学说，主要见于孟、焦、京氏易学，虽各家理论有所差异，但都是以六十四卦分值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并以之占验吉凶。比如，“六日七分法”是除去配二分二至之日的四正卦，将剩余六十卦平分一年之日，故每卦值六日八十分之七日。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六日七分法”与《易占》一卦皆对应六日有余，但两者有很大差异，前者所值六日是连在一起的，而后者所值六日是不相连的，即每两日之间相隔接近六十日。我们发现，南宋项安世《项氏家说》载有一种“焦氏卦法”，即以《序卦》之序将四正之外的六十卦配六十甲子日，一卦值一日，起乾值甲子，终未济值癸亥。[36]其说不知何据，但其六甲配卦之法与《易占》非常相似，刚好可以互参。

再者，汉易卦气学有“甲子卦气起中孚”（《后汉书·郎顗传》注引《易纬稽览图》）之说。六甲最后一个干支是癸亥，第一个干支是甲子，六甲循环变化，则癸亥又是一个新甲子的开始，《易占》以癸亥配中孚，故中孚也可以说是甲子的起始。两者对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易占》六甲配卦可能是汉代卦气学说的一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墓主吴阳逝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出土有一件保存较好的木胎式盘（编号M1N：29），其底盘上残存有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等五个依次排列的干支组合，整理者介绍说：

底盘上沿转盘周围等列八个长方形针刻条框，框线上再勾以朱砂。框内红漆书干支，干支以顺时针方向排列，仅一个框内可见干支名，其余漫漶不清。推测每个框内排列7～8个，一圈共60个。[37]

我们推测，地盘上八个长方形针刻条框很可能即代表八卦，六十甲子即分别与八卦相配。鉴于《易占》显示出与式占的联系，也不排除《易占》六十甲子配卦抄自此类式盘的可能。当然，即便是这种情况，其理论基础也仍应是分卦值日之法，与上文所论并不矛盾。

五、卦在《周易》上下经中的顺序

紧接天干地支抄写的是该卦在《周易》上下经中的顺序，写作“上/下经某”，如乾为“上经一”，咸为“下经一”，简文六十四卦上下经划分及卦序皆同于今本《周易》。有关经文分上下篇的问题，前人多有讨论，《易占》也证实了这种划分不晚于西汉中前期，可与《序卦》及《汉书·艺文志》等互参。

需要注意的是，整理者在介绍竹简的编联情况时说“上下有两道编绳，编痕盖压文字，显然是先写后编”，但未介绍简背是否有划痕等信息。释文则直接据简文本身记载的上下经卦顺序（即今本《周易》卦序），对竹简进行编排。这种编排当然比较合理，但同时也给人一种印象，即竹简本来的编联顺序即是如此。我们知道，目前所知的六十四卦卦序有多种，除今本《周易》卦序之外，还有上文所论的八宫排法以及《易占》本身记载的“彖”与“饺”等排法。《易占》为占筮条例的汇编，故完全有可能采用服务于占筮的八宫等排法。因此，目前的释文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编联顺序，似尚不能作为定论。

六、卦在相应时令、禽虫与方位的吉凶

每支简最后抄写的是卦在特定情形下的吉凶，前面是卦吉的时令、禽虫或方位，后面是卦凶的时令。如坤为“季冬牛吉，六月凶”，蒙为“豺孟春卦吉，七月、八月凶”，泰为“鹄西南卦吉，启鞫时凶”。虽然在抄写过程中，有些简文会出现时令与禽虫前后位置调换、漏抄禽虫或脱去“卦”字等情况，但全篇格式大体是保持一致的。

首先是卦与时空的相配。简文将六十四卦按照今本《周易》卦序依次与十二月和四维相配，并按照孟春、仲春、季春、东南、孟夏、仲夏、季夏、西南、孟秋、仲秋、季秋、西北、孟冬、仲冬、季冬、东北的顺序组成了十六个循环的时空“坐标”。比如，乾到豫十六卦依次对应仲冬到孟冬十六个坐标，随到离十四卦分别对应仲春到季冬十四个坐标。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四卦与时空相配还出现跳过若干坐标的情形，如随跳过仲冬而从仲春开始，没有紧接豫（孟冬）后；咸跳过东北而从仲夏开始，没有紧接离（季冬）后。因此，表面上看，六十四卦是与十六坐标逐一相配以形成四个循环，而实际上是被平均配入十六坐标，一个坐标对应四卦。

从用法上看，《易占》以卦配十六时空坐标与汉代分卦值日之说相近。今本《易纬稽览图》上、下卷内各有一种卦气说，上卷之说不太引人注意，下卷之说即是“六日七分”法。两说皆将六十四卦配入十二月中，一月通常对应多卦，各月所配之卦互有异同，《易占》的情况与之类似。如配五月之卦，《稽览图》上卷配以噬嗑、离、咸、家人、夬、姤、鼎、涣，而下卷却配以大有、家人、井、咸、姤，《易占》则配以小畜、噬嗑、咸、涣，其中噬嗑、咸、涣等卦即互有重合。统观六十四卦配月情况，可知《易占》与两说有不少相合之处，但与上卷之说相同的情况更多，足见二者更为接近。进一步说，三种配法的源头或即一致，《易占》的配法应该是最原始和粗疏的，上卷的配法则是经过改良的，比《易占》更显完善，而下卷的“六日七分”法则是不断改良后的最终成果，其最符合逻辑，故在汉代流传最广，也最为人所接受。因此，《易占》当以一月配四卦，如五月有小畜、噬嗑、咸、涣各值数天，不过四卦临值顺序暂无法确定，是否严格以今本《周易》卦序为先后则尚难定论。相关问题，笔者有另文讨论，此处不再展开。另外还要指出的是，传世文献记载了多种汉代卦气说，且学说之间还常有矛盾之处，《易占》也存在类似情况，这正反映了汉代易学的特色，故不可目为怪异。

《易占》分时空为十六，实际上是秦汉时期一种流行的观点。其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六壬式地盘上，在前引式图中，地盘上的空间正被分为十六个，即子（坎）、丑（癸）、艮、寅（甲）、卯（震）、辰（乙）、巽、巳（丙）、午（离）、未（丁）、坤、申（庚）、酉（兑）、戌（辛）、乾、亥（壬），这里十天干（包括戊己）和四正卦都被涵盖在十六时空中。又，宋代曾

公亮等编《武经总要》后集卷十七载候风之法曰：“立五丈竿，首作木盘，书八卦，分四维十二辰。”元代晓山老人《太乙统宗宝鉴》卷二载太乙式之制曰：“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天有四时，地有四维，通之十六，以定神位，咸属统焉。”可见十六时空之说曾为式占、占候等所通用。[38]

从文献上看，《淮南子·天文》云“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正反映十二地支与四维组成的时空结构。而且，《天文》“两维之间”一节又将周天时空划分为二十四个，即子、癸、丑、报德之维（东北）、寅、甲、卯、乙、辰、常羊之维（东南）、巳、丙、午、丁、未、背阳之维（西南）、申、庚、酉、辛、戌、蹄通之维（西北）、亥、壬等，并分别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十五日为一节”。若以时间而论，则癸实际上在子月之中，甲在寅月，乙在卯月，丙在巳月，丁在午月，庚在申月，辛在酉月，壬在亥月。由此可见，《易占》的时空划分与此处并无本质不同，只是将八天干归入所属之月不再单列，仅保留十二支与四维而已。不过，由于先秦秦汉以来人们习惯用十二支划分时空（特别是记月），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又可在时空上可以代替四维，十六时空的分法便略显繁琐与矛盾，故因不切于实用而逐渐被淘汰，仅在天文、式占文献中有所保留，[39]现在所见星占及太乙占文献中所谓“太乙（或作太一）十六神”即源自十六时空理论。[40]

但需注意的是，类似太乙十六神、六壬十二神及遁甲九神等“神将”多为天盘上的吉凶符号，其阴阳、情性或吉凶属性虽源自十六时空、十二支或九宫的时空结构，但性质上与时空结构完全不同，故不可混淆，更不能本末倒置地认为《易占》十六时空的划分是源自太乙或太乙十六神。

在占卜中，遇到所配的时空即为吉，而遇到与所配时空相冲的时令即为凶。所谓“相冲”，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以十二地支而言，即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以四维而言，即东北、西南相冲，东南、西北相冲。如坤配季冬，则逢季冬（丑）为吉，丑未相冲，故逢六月（未）为凶；损配东北，则逢东北为吉，东北为丑、寅，与西南未、申相冲，故卦在六（未）、七（申）月为凶。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就可以对简文中一些时令的讹误进行订正。[41]

其次是禽虫与时空的相配。从禽虫种类和数量上看，《易占》的禽虫系统显然比三十六禽系统更为原始和繁琐，没有三十六禽那种精心编排后的整饬感，一些用字也显示出早期抄本的面貌。概而言之，《易占》中至少有三种禽虫系统：其一，三十六禽（包括十二属），如以仲冬配鼠，季冬配牛，孟春（寅）配虎，仲春配兔，与三十六禽配法完全一致；其二，八卦类象，如以西北（乾位）配马；其三，“四灵”系统，如以仲夏配爵，仲秋配虎，仲冬配觓，仲春配麋。[42]对照三十六禽系统，则可以理解《易占》中禽虫的用途。比如，需卦为“中（仲）春兔吉，秋日凶”，则仲春及“兔”占得此卦皆为吉，秋日占得此卦则凶。当然，这里所谓卦吉、卦凶，主要指占卜之人与所占之事的吉凶，而不是卦本身，在解读文本时亦当注意。在实际占筮中，某一禽虫或可指真正的动物，而从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可知，禽虫更可能是代表具有相似属性（尤其在体貌特征上）的人，如“鼠”为“兑（锐）颜，兑（锐）颐，赤黑，免（俛）偻”之人，“牛”为“广颜，恒鼻、缘（喙），大目，肩【偻】”之人。[43]至于确定某人的禽虫属性，后世多以此人生年地支确定属相，《易占》采用何种方法，目前尚不清楚。

七、《易占》的性质

通过解读简文，可知《易占》主要是一些占筮条例的汇编，它有着相对完整的体系，应当是供学习或查阅之用的理论教材，而不是对实际占筮结果的纪录。从简文卦名、卦名训释及禽虫等内容的抄写来看，《易占》应是辗转传抄的文本，有较早的文献来源，而不是这批简文的抄写者才做出的汇编。整体而言，《易占》与双古堆汉简《周易》差别较大，而与三卷本《京氏易传》及敦煌出土的易占类文献如《周易占筮书》（P.2832A）[44]等比较相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易占》明确以四维卦为四方的分界，重视四维的定位作用，显示出与式占的联系。虽然“三式”中太乙、六壬皆重四维，但可以肯定《易占》与六壬的联系最为密切，而非太乙。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易占》中八天干与四维卦相配，目前未见太乙或遁甲中有使用，故无论是直接抄自式盘[45]，还是来自“十干寄宫”理论，都显示出《易占》与六壬占的紧密联系。

其二，《五行大义·论三十六禽》曾说三十六禽是式占所用，有上海博物馆藏六朝式盘为证，故此说早已成学界共识。[46]而进一步来说，《太白阴经》与《景佑六壬神定经》皆以三十六禽属六壬[47]，上述六朝式盘也是六壬式，故学者又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张氏六壬用三十六禽秘诀》一书，特别指出三十六禽主要用于六壬[48]。《易占》的禽虫系统与六壬的三十六禽相近，其用法亦当类似。

此外，我们推测上述虎溪山1号汉墓出土式盘也属于六壬式（见笔者另文），若《易占》六十甲子配卦果真是抄录自此类式盘，则也可作为一条证据。

结语：海昏侯墓易占类文献的价值

海昏侯墓出土的《易占》、《卜姓》和《去邑》三种易占类文献应是传自同一学者或学派。从性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对易占条例的汇编，也很可能在占筮中配合使用，故完全可以作为一套文献来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时间节点上说，三种文献是西汉昭宣时期使用的易学文本，有着重要的标尺意义。近几十年来，随着马王堆帛书《周易》等一大批文献的出土，我们对先秦至汉初易学的认识逐步清晰起来。然而，对于西汉中、晚期之间的易学，我们却仍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没有一个相对完整且年代清楚的易学文本可与史书记载相互比照。虽然现在有《焦氏易林》和《京氏易传》传世，但学者对它们作者和时代多有怀疑，两书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当时易学的面貌还很难说。西汉昭宣时期是汉代易学的重要节点，此时汉武帝已确立了经学的独尊地位，施、孟、梁丘三家易立于官学，几乎可以代表汉代象数易学的京氏易也呼之欲出。《易占》等三种文献正是这个时期使用的易学文本，且应与三家今文易学有一定的联系，能为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提供可靠参照，故其中无论是经学训诂还是占筮条例，片言只字皆弥足珍贵。

其次，从学术传授上说，三种文献的传授者是当时著名的儒者，学习者则是王室子弟。以经学而言，其中有关卦名训释的内容传自正统的儒者，故当然可认定为汉代儒家经说；以数术而言，其中记载的易占体例可能是当时最流行、常见的方法，我们可藉此了解当时儒者对于易占的使用。以文献的学习者来看，过去出土易学文献的主人最多是诸侯一级，而这批文献的主人却是王室子弟和曾经的帝王，其意义更非比寻常。因此，可以说三种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官方正统易学的面貌，即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们与立于学官的今文三家易的联系。同时，西汉王室子弟和帝王如何学习和使用易占，本身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现在也可以藉助这三种文献进行一些探讨。

最后，从文本内容上说，三种文献提供了许多新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汉代易学的了解。比如，《易占》的内容对卦名、卦义、卦序、卦气说、三十六禽、易占与六壬关系等许多方面的研究皆有裨益，更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于《说卦传》、《易纬》以及宋代易学图书学的认识，并促使我们对一些易学基本问题进行再反思；《卜姓》和《去邑》则主要记载了八卦的卦序、配姓和配数等，其中，八卦所配姓和数与我们之前所熟知的配法有很大不同。近年来出土的早期易学文献中，兼顾经学训诂与占筮条例的，也仅有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一批。

总体来说，这一批易占类文献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对于西汉经学、易学、数术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记：拙文蒙刘国忠、廖名春、刘子珍先生及匿名审稿专家指正，谨此致谢！又，拙文外审和校稿期间，又见谷继明先生《海昏竹书〈易占〉初探》（《周易研究》2021年第3期）、张克宾先生《海昏竹书〈易占〉六十四卦时月吉凶与方位问题管窥》（《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4期）和《海昏竹书〈易占〉干支配卦探微》（《哲学研究》2021年第8期）三文相继刊出。其中，后两文在讨论“饺”的规律和干支配卦等方面，与拙文有一些不谋而合之处。不过，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对“彖”“饺”和卦配十六时空的认识、部分方位与数的复原、“未酉”简的考察以及干支配卦的解读，等等，拙文与上述诸文还有较大分歧，其所论各有侧重，引证亦不尽相同，为保障拙文全篇思路与结构完整，故未据彼文而删落相合之处，谨此说明。

注 释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阶段性成果。

[1] 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4—278页。另，整理者将每支简的内容依次划分为卦名、卦辞和彖辞三部分，我们以为，简文所载各易占条例虽应是结合使用，但又各自独立，而整理者还对所谓“卦名”和“彖辞”存在误解，因此，这种划分可能不太恰当，不必依从。

[2] 整理者称长短横的组合为“卦名”，不可据，当依传统称“卦画”。见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254页。

[3] 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254页。

[4]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8页。

[5] 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177—178页。

[6] 即题三国吴陆绩注三卷本《京氏易传》，明代范钦所编《范氏奇书》及何镗所编《汉魏丛书》等皆有收录。本文所云《京氏易传》，皆指此书。

[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34页。肖从礼对原释文有所修订，见氏著：《敦煌汉简易筮类文献辑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8] 《春秋左传正义》，第429—430页。

[9] 《史记》（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17页。

[10] 林忠军：《〈易纬〉导读》，第229页。

[11] 主要涉及蒙、贲、涣三卦，见拙文《海昏竹书〈易占〉校读零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1年9月27日。

[12] “困者”后残泐之字，整理者补作“削”，笔者补作“刚”。“鼎者”后残泐之字，整理者未补，赖祖龙先生补作“监”，笔者补作“���（献）”，详拙文《海昏竹书〈易占〉校读零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1年9月27日。

[13] 详拙文《海昏竹书〈易占〉校读零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1年9月27日。

[14] 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254页。

[15] 王宁：《海昏侯墓竹简〈易占〉浅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1年2月15日，。

[16] 李鼎祚撰，王丰先点校：《周易集解》，第5页。

[17] 《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8] 另外，《易传》中的“彖”不仅指《彖传》，有时还指卦辞，高亨先生曾有过辨析，见氏著：《周易大传今注》卷首“周易大传通说”，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第2—3页。

[19] 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264页。

[20] 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264页。

[21] 整理者意见，见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第254页。

[22] 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页。又，通志堂经解本《汉上易传》后所附《周易卦图》中亦有此图，名曰“伏羲八卦图”，但现存宋本《汉上易传》皆阙。见朱震撰，种方点校：《汉上易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点校说明”第7页及正文第548页。

[23] 胡渭撰，郑万耕点校：《易图明辨》卷七“先天古易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8页。

[24] 冯时：《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5—68页。

[25] 林忠军：《〈易纬〉导读》，第119—120页。

[26] 林忠军：《〈易纬〉导读》，第80页。

[27] 林忠军：《〈易纬〉导读》，第81页。

[28] 二图分别引自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4、75页。

[29]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122页。

[30] 刘国忠：《〈五行大义〉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31] 《汉书·百官公卿表》有“戊己校尉”，师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元帝纪》注又曰：“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域，无常治处，亦犹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与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

[32] 《六壬大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3页下栏。

[33] 吴国仕：《造命宗镜集》卷九，明崇祯三年吴氏搜玄斋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60册，第50页下栏。

[34] 李淳风：《乙巳占》卷十，清光绪中归安陆氏十万卷楼丛书本，第11页a—b。

[35] 刘国忠：《〈五行大义〉研究》，第165—167页。

[36] 项安世：《项氏家说》卷一《说经篇一》，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14页b—15页a。

[37]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95页。

[38] 分别见曾公亮等：《武经总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７２６册，第８７５页下栏；晓山老人：《太乙统宗宝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６１册，第３９０页上栏。

[39]敦煌出土历日类文献中有不少表现十六时空结构的图式，可参考关长龙辑校：《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８３、９４、９８、１１９、１８４—１８５页。

[40] 详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祖暅占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8页上栏；萧吉：《五行大义》卷五《论诸神》，见刘国忠：《〈五行大义〉研究》，第263页。

[41] 相关订正见拙文《海昏竹书〈易占〉校读零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1年9月27日。

[42] 详拙文《海昏汉简〈易占〉所见禽虫校读琐记》及《海昏汉简〈易占〉“四灵”初探》两文，待刊。

[43] 孙占宇等：《放马滩秦墓简牍·〈日书〉乙种·黄钟》，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第4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0—141页。

[4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册，第21—22页。

[45] 按：目前所知保存相对完好的式盘实物中，一般认为除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2号式盘之外，其余皆为六壬式盘。可参考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92—126页。

[46] 如严敦杰、李零、刘国忠、程少轩等先生皆有此论，见严敦杰：《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数据》1958年第7期；李零：《中国方术正考》，第123页；刘国忠：《试论十二生肖与三十六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程少轩：《放马滩简〈三十六禽占〉研究》，《文史》2014年第1辑。

[47] 李筌：《太白阴经》卷十《玄女式》，民国十年（1921）上海博古斋据清张氏墨海金壶影印本，第65页a。杨惟德：《景佑六壬神定经》卷二《释造式》，谢路军主编：《子部珍本备要》，北京：九州岛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第193册。

[48] 刘国忠：《四库本〈珞琭子赋注〉研究》，江林昌等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