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绍纲:易学与史学

内容提要：

本文從《周易》經傳的歷史學蕴涵、司馬遷的易學與史學,史學對易學的作用、章學誠的易學與史學四個方面，分析了易學中所蕴涵的史學觀點，認為易學不是史學,但《周易》却與史學有着密切的聯繫,對後世史學産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而史學的發展反過來對易學的發展又發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易學不是史學，但是易學與史學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周易》這部書不是歷史書,却有豐厚的歷史學藴涵和深刻的歷史學意義。二、《周易》對後世歷史學産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三,影響是雙向的,歷史學對易學發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一、《周易》經傳的歷史學蘊含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作《文史通義》,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説:“八經皆史也。”章氏此言極確，儒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經典,除《春秋》以外,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學,但是都有史學意義和史料價值。《周易》經傳特别是《易傳》蕴含着豐富的歷史學内容。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易傳》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不存在固定不變的東西。它特别强調變、變化、變通，例如它説:“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刚 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一闔一關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變通者，趣時者也。”(《繋辭傳》)意思是説,天地自然,萬物萬事，都是變化的《易》的功能正在於反映這一變化。

它説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句話尤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提出一個窮字與通相對應,實際上是給事物的變化劃出階段,描繪為發展過程。事物發展到窮的地步,勢必變,變則由窮轉為通。窮轉為通,表示一個過程結束,另一過程開始。“通則久”,但亦非永恒通總要達到窮。就是説,事物的發展變化表現為一個個不同却又相聯繫的過程。

《易傳》認為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如此。例如《繋辭傳》講上古歷史説,神農氏時代人們創制了耒耜,有了“日中為市”,“交易而退’的物物交换，到了黄帝及堯舜時代,歷史的發展由窮而通,發生重大進步，産生了衣裳、舟楫、服牛乘馬、杵臼、弓矢、宫室、棺椁、書契等等一系列物質文明。

又如《周易》六十四卦劃分為上下兩部分排列,上經三十卦,以乾坤為首,下經三十四卦,以咸恒為首。《序卦傳》認為這樣排列六十四卦是有深刻意義的。它反映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即先有天地萬物然後有人類，人類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産物。人類社會從自然界産生之後又有其自身獨特的歷史。《序卦傳》把人類社會的歷史顯然劃分為前文明時代和文明時代兩大階段，此兩大階段轉换的契機是夫婦關係的形成,而標志則是劃分君臣上下的禮義制度(實際上是國家)的建立。這一觀點盡管帶有極其樸素的性質,然而却十分的正確。人類社會正如它所説,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並非總是一個模樣。自然界曾經没有人類，人類曾經没有夫婦，没有國家,亦即曾經過一個極長的前文明時代。今日的歷史學已經證明,人類社會正是這樣發展過來的。

《易傳》所説的“變”,還含有變革的意義。《象》解釋革卦義説:“大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是説，從天時氣候的變化以及王朝的興替,都要經過變革。變革既符合天道，又顺乎民心。其所提出的“湯武革命”説，承認以劇烈的手段，推翻舊王朝,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對觀察人類社會歷史的變化，同樣有重要的意義。總之《易傳》提出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觀,對中國古代史學産生了深刻影響。

二司馬遷的易學與史學

接受《周易》影響最早、最深的史學家是司馬遷。司馬遷不是易學專家，對《周易》不曾做過專門的研究,没有《易》著存世,但是他對《周易》有很高的造詣,很深的修養,説司馬遷有自己的易學,是不過分的。他的巨著《史記》把易學思想溶人史學之中,在易學史上更有特殊的意義。

(一)司馬遷的易學

司馬遷的易學明顯屬於孔子重義理的一派。這在《史記》中有確切無疑的反映。孔子易學的傳授系統是《史記》記載下來的,《仲尼弟子列傳》説:“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轩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傅燕人周子家竖,竖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在後來寫成的《儒林列傳》中又記載此傳授系統而文字略有調整。瞿,變為商瞿。另外,特别强調漢代第一個傳《易》的是田何,田何傳王同,王同傳楊何。楊何是漢代傳孔子《易》學的重要人物，“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司馬遷在《史記》里反復强調孔子《易》學的傳授系統,一方面説明這是事實,《史記》重實録;一方面也説明這個傳授系統與他本人有關。《史記·自序》着重點明他的父親太史公司馬談“受《易》於楊何”。於是不言自明,他的《易》學得自其父司馬談,司馬談得自楊何，而楊何之《易》淵源於孔子。司馬遷的《易》學屬於孔了一系的義理派,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司馬遷的易學觀點,由於他没有易學專著,我們無法得知其詳。根據《史記》的零星記載,我們知道至少有兩點是重要的。是他對孔子治《易》，作《易傳》，深信不疑。《史記·孔子世家》説:“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肯定地承認孔子晚年對《易》下過非凡的工夫,傳世的《易傳》是孔子作的。而且他又説:“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不但治《易》，又作《易傳》，更把《易》作為教材教學生。多數學生能通《詩》、《書》、《禮》、《樂》,少數人能六藝全通，説明《易》與《春秋》不是誰都能學會的。

司馬遷的這一説法自今日看來固然可以討論,但是他言之有據，非出於自己臆測。第一，他的説法必親受於司馬談，司馬談受《易》於楊何,而楊何是孔子易學的正宗傳人。第二,《論語·述而》明明寫道:“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知司馬遷説“假我數年”云云，絶非杜撰。第三,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易傅》之《要》篇有關於孔子治《易》的記載。它説:“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而樂其辭。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子貢問: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我觀其德義耳。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此與《史記》“韋編三絶”之説如出一轍。“疑丘者或以《易》乎”也與《孔子世家》所記孔子語“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語意十分相似。既然此語是説《春秋》為孔了作，那麽《要》篇“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語亦可理解為《易傳》乃孔子作。帛書《易傳》抄寫於漢文帝時，在司馬遷作《史記》之前，故足以證明司馬遷關於孔子晚年喜《易》，讀《易》韋编三絶以及作《易傳》的説法是淵源有自的,不是他一家之言。

司馬遷關於孔子作《易传》的記载，後世人盡管可以提出質疑，然而司馬遷接受的是孔子的易學觀點這一點是難以否定的。那麽司息遷為什麼又給日者、鱻策立傳呢?其實這並不可怪。司馬遷是史家著的是史書,當然要如實記事。曾經發生過的、有意義有影響的事情。他必須記。他記的不必是他贊成的。

《易》原本是卜筮之書,是原始宗教迷信的産物，但是它同時又逐漸被賦予了哲學内容，而且它的哲學意義越來越强，卜筮意義越來越弱。孔子重視《易》之義理，視《易》為哲學著作，對《易》的卜筮功能不感興趣。以後的思想大家多數承繼孔子的態度，《荀子·大略》説:“善為《易》者不占。”《莊子·天下》説:“《易》以道陰陽。”可謂與孔子的觀點一致。

司馬遷繼承孔子的觀點，比荀、莊的認識更深刻透辟。《史記·自序》記司馬談説:“《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此語雖不出司馬遷之口,《史記》既引用,視為司馬遷的認識亦無不可。“化”字表示《易》是講變化的哲學書，“義”字表示《春秋》是講理論的政治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贊語説:“《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之以”《漢書》作“以之”。顔師古注:“之，往也。”司馬遷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到了《春秋》由人事推及天道,《易》由天道推及人事,不是對兩部書有正確而深刻的理解,不可能提出這樣的看法。

(二)司馬遷的史學有明顯的易學影響

司馬遷根據其父司馬談之遺意作《史記》,心得在於以孔子《春秋》為榜樣,借記事以明義,使世人知以為鑒。《史記》之作，受《春秋》的影响，也受《易》的影响。《春秋》的影响主要在政治用心，《易》的影响則在於思維方式。司馬遷本人對此直言不諱，《史記·自序》説他著作《史記》有兩大原則，是““正《易傳》”，一是“繼《春秋》”。“繼《春秋》”，《自序》講的很多,容易理解。“正《易傳》”,《自序》語爲不詳,却又置諸“繼《春秋》”之前,對於他來説似乎更為重要,需要加以探討。

“正《易傳》”，是説作《史記》正於《易傳》，不是説作《史記》正《易傳》。正，應據《論語·學而》“就有道而正焉”的正作解。孔安國注云:“正，謂向其是非也。”又《周檀·夏官·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子公司馬。”鄭玄注云:“正,猶聽也。”“正《易傳》”,意思是説,《史記》的基本觀點、原則、方法得自於《易傳》。

司馬遷此言不虚,事實正是如此。司馬遷在寫給摯友任安的信中説自己著作《史記》百三十篇，目的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這幾句著名的言論，尤其“通古今之變”一語,反映了司馬遷的史學思想顯然是受《易》影響的結果，可以看作“正《易傳》”的注脚。

司馬遷“正《易傳》”,接受了《易傳》發展變化的歷史觀,把它貫穿在《史記》百三十篇中。他自己稱之為“通古今之變”。他在《史記》中不止一次地闡述這一思想。例如他説,“承蔽通變”,“略協古今之變”“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兹”(《自序》),等等。承蔽通變,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顯然都是《易》的思想。

司馬遷接受《易》的歷史觀,特别善於觀察、分析重大歷史事件發展變化的過程，找出成敗興亡的原因。在《史記》十表八書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禮書》、《樂書》無異於論述禮、樂發生發展過程的兩篇論文。“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書》),禮、樂没有定,各隨時變，這變的觀點與《易》相同。至於《樂書》説“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出。地氣上降，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用天地之别釋禮，天地之和釋樂，不但直接采取《易》天地合一的思維方式，而且邏輯、修辭也是對《繋辭傳》的活用。

《平準書》講古今貨財錢幣問題，也從變化的角度立言。“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古今錢幣“各隨時而輕重無常”,等等見解,都是《易》之時變觀點在歷史記述中的具體運用。换言之,司馬遷作《史記》,《易》為他提供了充足而正確的思想資料。

司馬遷作《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綜述自黄帝迄於秦並六国的歷史。其實是給歷史分階段,即分期。分期就是講某--歷史階段的盛衰終始過程。他把黄帝至夏商西周、春秋、戰國和秦並六國各劃作一個歷史時期，視作一個有始有終的歷史過程，是正確的。不要説他對各個時期的盛衰作了概括的历史分析,值得稱道;僅僅看他敢於給歷史分期這一點，就應給以特别的注意。這是前此所不見的,是他的創造。把歷史視為過程,給歷史分期，其思想基礎無疑源自《易》。

三、史學對易學的作用

易學與史學影響是相互的,雙向的。易學對史學起作用,史學對易學也起作用。當我們説《周易》這部書有豐富的歷史學藴含和深刻的歷史學意義的時候，也可以理解為《周易》經傳是它的作者們在樸素而正確的歷史觀指導下逐步寫成的。此外，史學對易學的作用還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經文傳文往往采用史實説明義理。(二)後世的《易》學著作往往引史證經。

《莊子》説“《易》以道陰陽”，《史記》説“《易》以道化”,“《易》本隱以之顯”，説明《易》是講哲學的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總序説:“《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説明《易》講哲學的方法是由天道推及人事，而重點在人事。既講人事，卦爻象除用一般、抽象的人間事理説明外，便不免采取具體的、人們熟知的歷史事實加以揭示。

屬於用一般、抽象的人間事理表達卦爻象的,《易》中有很多,卦辭如豫:“利逢侯，行師。”噬嗑:“利用狱。”大畜:“不家食吉。”咸:“取女吉。”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爻辭如無妄六三:“無妄之災,或驾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大過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文如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大象:“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屯大象:“云雷屯，君子以經綸。”屯初九小象:“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訟上九小象:“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象傳》多言天道，但也涉及人事，如家人《象》説:“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所取雖是世間事理,但却是一般的人事，不屬於具體的史實。

屬於用具體史實揭示卦爻象、説明道理的，是另外一些，爻辭如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升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傳文如《象傳》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革:“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顺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繋辭傳下》:“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儒家六經中《春秋》與《易》是講理論的書,都體現天人合一的觀點,但是二者有所不同。《春秋》通過史事講政治理論,即司馬遷講的“《春秋》以道義”。《易》由天道推及人事,以闡明哲理,即司馬遷講的“《易》以道化”。所以《春秋》全記史事,絶無一句空言。《易》則通過卦爻象直接講哲理，故不大直接講史事。《易》有時言及史事,是為了更好地表現爻象，通過象以明理。我們讀《易》遇到史事時首先應知道哪是象,據象以體悟其中的理。而不可抛開哲理,僅僅研究《易》中史事。

後世治《易》專門用《易》進行卜筮的人,不解釋經文傳文,也不必引史證經，如漢代京房《京氏易傳》。而治《易》注意解釋經文傳文的人,便不免引史以證經。宋代引史證經最興盛,程頤、楊萬里是代表人物，屬於繼承孔子義理派易學的一派。然而象數派易學家引史證經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是否以史證經不是區分義理派與象數派的標準。

漢末鄭玄注《易》已經引史證經。如釋乾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説:“群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後漢書·郎凱傳》注引),釋坤六五“黄裳元吉”説:“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隋書·李德林傳》)其後干寳注《易》亦頗重视引史證經，如釋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功”説:“含章可貞,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管鄭之輔也。”釋六五“黄裳元吉”説:“陰登於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借疑,周公其猶病諸。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無尤於四海也，故曰:'黄裳元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

站在義理派的立場引史實以證經義的，應首推北宋程頤。程頤《易傳》釋經釋傳往往引史實。如釋乾九二“見龍在田”説:“舜之田漁時也。”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説:“舜之玄德升聞時也。”釋乾九四“或躍在淵”説:“舜之歷試時也。”釋坤六五“黄裳元吉”説:“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盡言也。”釋屯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説:“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謂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蓋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釋師卦辭“丈人吉”説:“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尊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南宋楊萬里易學宗程頤,是宋代義理派易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易著《誠齋易傳》當時初刊時與程頤《易傳》並刻為一書,合稱《程楊易傳》。楊氏解《易》特重引史,引史之多遠遠超過程頤，六十四卦無卦不引史，幾乎不勝枚舉。同樣引史則證經,程楊相比,程氏引史精審,證經切當;楊氏引史則失於濫,證經往往失於偏。程氏高明,楊氏則近於俗。如革《象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楊氏釋曰:“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地乎!”所謂順天應人,是説舉大事必須適應歷史之必然,不可因有人反對便斷定某事不順天應人,秦變法、趙胡服並屬此類。王莽、寶之事本非革命，未可舆秦、趙之事同日而語。楊氏識見淺甚。又如震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楊氏云:“當動之時,無動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静而不饔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以為周平王、晋元帝之事是輕舉妄動。其不知東遷、南渡乃久漸所致,時勢使然,非一時一人所可左右。用此釋革之時,其實不當。

《易》本隱以之顯，由天道推及人事,爻辭明舉箕子、高宗、鬼方、帝乙之事明義,故後世儒者引史證經,融匯史學之義於易學哲理之中，是可以的,必要的。但是卦卦引史而失之濫如楊氏，則不足取。讓史學為易學服務可,把易學變成史學則大不可。

四、章學誠的易學與史學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今紹興)人,著名史學理論家,清代浙東學派的代表,在史學史上與劉知幾、鄭樵等齊名,而見解後來居上。有《章氏遺書》存世，内有《文史通義》為章氏代表作。《文史通義》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其易學思想主要反映在内篇卷一《易教》上、中、下三篇，其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内篇卷一《書教》上、中、下和卷五《申鄭》、《答客難》上、中、下。此就章氏史學、易學之網領而言,在此數篇,非謂其余諸篇不言史不言易。

(一)章氏史學思想之要點

自六經的角度説,章氏繼承王陽明的觀點,説“六經皆史也”。理由是,“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意思是説，古代個人不著書，要講的道或理就在政教、典章以及人倫日用中,而這些實事記載下來,經過整理，就是六經。所以六經其實就是史。孔子表白自己作《春秋》的用意時説:“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春秋繁露·俞序》《史記·自序》引)孔子這句話是説《春秋》記的是實事，故《春秋》是史。章氏極推崇孔子這句話。他認為，從明道的角度説，《春秋》是經;從記事的角度説，《春秋》是史。不但《春秋》,其余五經亦然。

自史的角度説,章氏認為記事為史,史必記事,但是記事之中有一定的意羲，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史。名副其宝的史，亦如孔子所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妻下》)即有事有文也有義。按這個標準要求,章氏認為《史記》最合格。

《史記》除史事、文辭外更有“網紀天人,推明大道”之義。《史記》敢於“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答客問上》)。因此《史記》無愧於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自我評價。《史記》以下，《漢書》《三國志》《後漢書》《通鑒》《通志》大體够標準,其余集衆官修的史書,皆不足論。

章氏對於史家，孔子以下最贊賞司馬遷和鄭樵。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自竊取。文、事、義三方面俱備，無可挑剔。文是後世講的辭采功夫，事是後世講的考據功夫，而孔子注重的是“義則竊取”。在章氏看來,溺於辭采,泥於考據,所求徒在其事其文，而無别識心裁即缺乏創造性的史家不是好史家。司馬遷之堪稱爆秀,主要在於他創例發凡，卓見絶識,成一家言,不在於他記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鄭樵作《通志》,考據功夫顯然不為强勁，記事亦往往不免疏漏,然而他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册,運以别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申鄭》)，也是一位“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答客問上》引《史記·五帝本紀》贊)的難得的史學家。

章氏對史學的看法也與時人不同。他説:“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春秋》之長處正在於切合當時人事。史學不可“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浙東學術》)。

(二)章氏易學思想之要點

章學誠是史學家,不是易學家,畢生精力投入到史學上，於《易》不過一般涉及,無易學著作存世。但是他站在史家立場從外面看《易》和易學，更容易見得廬山真面目。他從史學角度看(易》,《易》是明義的，也是記實的;他從《易》理中尋根據，證明史家作史既應記實，有言必措諸事,也须别出心裁,反映思想,成一家言。

章氏對《易》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六經皆史”，《易》也不例外。《易》有天道舆人事兩方面内容。前者是懸象設教和治歷授時,後者是先王政教典章。天與人參便是《易》。《易》絶非聖人一己空言，離事物而特著一書。第二,孔穎達説《易》是“變化之總名,改换之殊稱”(《周易正義》卷首)。章氏以為此語釋《易》義最為明通。更據革卦大象“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歷明時”和《象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進而推之説,“《易》為王者改制之巨典,事與治歷明時相表裡”，“作《易》之與造歷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孰後”。但是《易》與歷有不同，“三代”以後,歷顯而《易》微;歷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易教上》)。意謂歷是變化的，與歷同源的《易》也是變化的，不變的唯有《易》所反映的變化之道。第三，《易》何以明道?《易》以象明道，亦以象施教。然而象非《易》所專用，《詩》、《書》、《禮》、《樂》、《春秋》以及戰國乃至後世之詩文,雖不專用象明道施教,但都有用象明道施教的内容。《詩》之比興尤為顯著。甚至佛家的文六金身、莊嚴色相、天堂清明、地狱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發,也是以象明道施教,辦法與《易》不異。但是，其一,《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之以象明道施教包羅全面，一全書唯象而已;其二,天地自然之象舆人心营構之象都有;其三,别的書所用之象,所明之道,不出《易》之範圍。

總之，史學家章學誠眼中的《易》舆包括史書在内的所有戰國之前的著作一樣,道不空銓，文不空著,都有實事為依據。《易》的特點在於:它是專講變化的書,在它面前没有不變之事物;它由天道而切人人事,它所據以明道的實事一是治歷授時,一是先王之政教典章，還有人倫日用;表達的辦法是全部用象。

(三)章氏易學思想融匯在史學理論中

章學誠從《易》理中汲取理論養料構成他的史學體系，《易》顯然是章氏史學思想的哲學基礎。這一點與司馬遷同。章氏是史學理論家,他把易學思想融匯在史学理論中,這一點與司馬遷略異。司馬遷是通過史著《史記》體現(不是論述)易學思想,達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以下舉實例説明。

例一。章氏認為三代治教未分,官師合一之時,學問無不切於人事,故人們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史的價值在於經世，史不是空言著述。史的内容不外乎政教典章和人倫日用。故章氏説:“古人之學，不遗事物。”具體地説，古人的學習包含兩個方面的活動，一是讀書(學習間接知識),一是親自参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行事(實踐)。史書所載,對於後人來説,是歷史陳迹,故學史務必求當代之典章政教，人倫日用,絶對不可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昧於知時，動矜博情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畢竟解决不了衣食問題。章氏這一精辟的見解，得自於《易》。《繋辭傳》説:“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於史，所载之典章政教、人倫日用及其中含着的道，就是成象;此事此象有實用的價值,就是效法。於學,成象指學習史書中的實事實象,效法指學了書本知識之後,聯繋當前實際,付諸實行(《原學上》、《原學中》、《浙東學術》、《史釋》)。

例二。《繫辭傳》説:“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這《易》中善與卦的不同特點被章氏用來分析、概括古今之史書,章氏把史書概分為二類,一為記注，-為撰述。記注為了不忘往事,須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其德為方;撰述為了指導未來,須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其德為四。《周禮》諸史並掌記注,無撰述之職。撰述是傳世行遠之業，一般人不能為。《尚生》無成法,是撰述之作。《春秋》有成例,也不能説不是撰述之作。其實古來一切载籍二者均兼而有之，不曾偏廢，唯主從輕重不同而已。《尚書》一變而為《春秋左傳》《春秋左傳》--變而為《史記》《史記》一變而為《漢書》。“就形貌而言,遷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盖經驗教訓,指導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這種見解是十分可貴的。

例三,他依《繫辭》的窮、變、通、久説和《象》釋革卦義,關於制度的變遷,提出“隨時興廢”説。他説:“當日聖人創制,只是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文史通義·原道上》)。他認為聖人創制和改制，非隨心所欲,而是理勢之自然,即基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這種歷史觀,否定了將制度的變化歸之君權神授的天命論。這種因時改制説,現在看來,仍有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