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 ：易学与中国传统科技思维

易学与中国传统科技思维

库博士说：于易学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科技发展所起的影响，在中国科技史上形成了易科思维，它包括自然观、方法论和科技观，渗透到中国的数学、天文气象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各领域，成为中国科技思维的一大特色。

朱伯崑（1923-2007），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易学家。主要代表著作为《易学哲学史》四卷。

1 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科技思维传统，如果有，又具有哪些特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想谈以下几点意见：

（1）关于科技在中国的问题

冯友兰先生有一看法：我们只能说，数学在中国，物理学在中国，不能说有中国的数学，中国的物理学。他认为科学是超民族的，超国界的。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的科技，只能说是前科学的。两说大同小异，都是以西方的科技成果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都不大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技传统。

退一步说，即使承认有自己的历史，也是用西方科技思维的标准来考察中国的传统。我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科技传统，即是说，有中国的数学，中国的物理学……，但不尽同于西方的传统。我们不能因为缺乏西方的传统，便得出中国没有科学的结论。

中华文化具有东方的特色，不仅表现为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科技也有自己的特色。我不赞成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就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各民族的文化，一方面存在着共性，遵循普遍的原则；一方面，又具有各自的特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

（2）关于科学易问题

在近年来兴起的周易热中，出现了科学易或易科学。许多周易爱好者和学自然科学的人，将周易的研究推向自然科学领域，企图将易学与科技结合起来，以此论证中国有自己的科技传统。

此种探讨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当前流行的科学易中，有一种倾向，即从古代的易学中寻找西方近现代的科技成果。如说，周易中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有宇宙大爆炸论，有六十四种生物基因说以及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将周易视为一百科全书，西方有什么新发明，新理论，都可以从周易中找到根据。其所提出的论据，大都出于比附，没有说服力。

此种研究方向，只能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如有人说，周易是一部古老的电子计算机。理由是：周易的卦序是按二进位制排列的，而且莱布尼兹发明二进位制是受了周易八卦的影响。

其实，莱布尼兹所看到的是宋代邵雍的先天卦序图，并非从战国以来流行的通行本的卦序，而且莱氏未看到邵雍的图式前，已发现了二进位制。就邵氏的先天图式的内容说，是讲卦气说，谈中国大陆节气的变化过程，亦非讲数学上的二进位制。

虽然，将此图式中奇偶二画代之以0、1，卦爻象排列的顺序，同二进位制排列的顺序有一致之处。总之，要具体地分析，不能笼统地比附。

（3）易学思维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影响

在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国元典中，唯有周易系统的典籍，与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研究中国科技史，不能脱离周易文化。易学中有两大流派：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义理学派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主取义说，如以乾为刚健，以坤为柔顺等，注重其共性或本质，对中国哲学，特别形而上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象数学派主取象说，如以乾为天，以坤为地等，注重对个体事物的观察，对科技思维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科学家，都钻研周易，如汉代的张衡，魏晋的刘徽，唐代的一行，宋代的沈括，明代的张介宾，清代的方以智等。因为周易这部典籍，一方面讲象，卦象及其所代表的物象；一方面又讲数，如奇偶之数，大衍之数等。

古代的科技家，大都受到周易元典的薰陶，从象数中汲取智慧，或受其启发，展开自己的专业活动。历史上任何划时代的科技进步，都是同它所依据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研究中国科技史，要研究易学思维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科技观的特色，更要研究易学思维的特征。

总之，探讨易学与科技相结合的问题，是当前易学研究中的一大课题。我想，通过易学研究者和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合作，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2 易学科技思维的特征

由于易学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科技发展所起的影响，在中国科技史上形成了易科思维，它包括自然观、方法论和科技观，渗透到中国的数学、天文气象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各领域，成为中国科技思维的一大特色。其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初步考虑，有以下六论或六条基本原则，介绍于下：

（1）观象论

《易传·系辞》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认为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是说，卦爻象来于圣人对天地万物之象的观察。

进而认为，圣人制造各种器物，是基于对卦象及其所取之物象的观察，提出观象制器说。如观察涣卦象，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此象表示木在水中漂，于是发明了舟楫。卦象和物象都是具有形象的东西，是感觉的对象。观象思维要求从感性出发，研究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规律，并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所谓“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拟议以成其变化”。

观象原则对中国的科技方法论影响深远。其一，科技家依观象思维，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倡导观察和试验。如宋代的沈括于《梦溪笔谈·象数》中，提出“测验”说，以其为观察天文和地理的重要方法。又如明代李时珍提出“采视”和“试验”说，依观察和亲自尝试的方法，辨别药物的性质，纠正传统药书中记录的错误。

张介宾则发展了医学中的脏象学说，依据观察人体外表器官如耳、目、口、鼻、手足、脉息等呈现的状态，诊断人体内部五脏和六腑的健康与疾病。如其所说：“人之情况，于象可验”（《医易义》）。物理学家方以智于其《物理小识》中，提出“质测”说，即从观测个别现象的差别入手。同质测相对应的学问，称为“通几”，即探讨事物变化的总规律，并提出“质测即藏通几”。质测不仅包括对物象的观测，而且包括对观测结果的验证，所谓“征其确然者”。

宋代的易学家邵雍依观象说，提出“观物”说，所谓“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明代的科技家从中得到启发，将程朱派的“格物穷理”说，引向面向外界探讨事物规律的道路，以观察物象为穷理的前提，以研究物理为格物的目的。方以智依此提出其格物致知说：“格物而随物佑神，知至而以知还物”（《物理小识·总论》），在科学研究中倡导“因象明理”，“理以心知”和“即费求隐”，即通过观察物象，认识其本质和规律。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科技思维，属于直观的或经验的类型，不探讨自然界的规律，这是一种片面的见解。其二，古代的科技家依观象制器说，从事发明和创造的活动。如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通过对天象运行轨道的观测，发明了浑天仪。如蔡伦从观察树皮的性能，革新了造纸术。毕升从印章和胶泥雕塑的观察中得到启发，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就其创造意识的泉源说，大都受到易学中观象制器说的启发。

总之，观象思维的特征是面向客观世界，要求主观符合客观，被易学家称为“模写”，不仅模写外物的状态，而且模写其规律，具有感性、理性和实践相结合的倾向，从而使中国传统科技在历史上取得许多惊人的成就。

（2）功能论

观象思维主张从物象出发，研究易理和物理。

但如何看待易理和物理？《易传》提出功能原则。功能指物体外部表现出来的性能或作用，以此为出发点，观察和研究外物，即是功能原则。《易传》对卦爻象的解释，提出阴阳、刚柔范畴，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或刚柔两方面。阴阳或刚柔非实体概念，乃功能概念。《易传》称之为“功”（“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又称之为“能”（“坤以简能”），又称为“德行”。

其论八卦所象征的八大自然物，都是从功能原则加以理解的。如以天为刚健不息，地为顺天而行，雷为振动，风为吹散，水为润物，火为烧物，山为静止等。从汉易开始，易学家又引入五行观念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五行概念，亦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功能，如火炎上，水润下，木曲直，金从革等。

其论五行相生相克的法则，也是就其功能说的，如土生木，金克木等。易学中的功能思维，对古代科技思维亦影响深远，形成了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自然观，成为中国传统科技思维的理论基础。从汉朝开始，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以阴阳五行之气为七大元素，解释世界的形成及其物质构成。阴阳五行七种元素各有自己的性能，天地万物因禀受其性能的程度不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又形成各自的特性。宋周敦颐称其为“二五之精”，朱熹称其为“生物的材料”。

此种阴阳五行的自然观，渗透到天文气象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和医学各领域。如《周易参同契》，乃最早讲炼丹术的典籍，也是古代化学的先河。它依铅汞和水火的性能，考查和说明人工化合物即丹药的形成。称汞性为阳，铅性为阴，汞遇火而升华，铅遇火流为液体，二物融合为一体，为“覆冒阴阳之道”，称其化合为“性情自然”。在这种功能原则的启发下，后来终于制造出火药，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又如中华医学，正是依功能原则，发现了人体内的经络系统，并以阴阳五行的功能考查人体功能与健康的关系。如医学家张介宾认为，人体各器官皆有阴阳两重性和各自禀有五行的性能，如心肺为阳，脾肾为阴，心为阳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以此区别五脏功能之异同，并依其功能的盛衰，进行针灸和药物治疗。

他还以五行配五脏，如肺为金，肝为木，肾为水等，以五行生克法则，说明五脏之间的联系和制约，从而采取不同的医疗方案，以维系人体功能的平衡。中华医学依阴阳五行观建立起其人体功能学。物理学家方以智又依阴阳五行观的功能原则，考查了许多物质现象及其变化的过程。

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阴阳五行之气所构成。此七种元素各有其功效，如火为燥气，金为杀气，来于阳气；水为湿气，木为生气，来于阴气；阴阳二气的冲和为土气。物质现象的变化，基于其所禀受的五气的相互作用。阳气的功能主流动，阴气的功能主凝聚。如火为阳气，有向上流动性能但靠阴气凝聚为形体，故火炎向上。

水为阴气，有形体，但又藏有阳气，故水流而润下。又如地上的蒸汽，含有水、火、土多种成分，其上升后，水气盛则为云，土气盛与冷际相遇则为雾，火气盛遇阴云相阻，则激发为雷电，遇冷际则下降为雨水。他称此种变化为“时有偏胜”，即以其功能的强弱，解释其间的生克关系。

因此，当西方的四大即气、土、水、火元素说传入中国后，方以智同四大说展开了辩论，认为中国的五行说优于西方的四大说。理由是，土、水、火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应与气并列，西方说是有用而无体。中国的金、木所以同水、火、土并列，因为其功能不同，虽出于土，应列入元素范畴。西方的四大说，难以说明万物特别是有机物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批评了西方元素说的机械论的偏向。

总之，在易学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自然观或自然哲学，可称为以元素功能论为核心的自然观，从而在中华科技史上形成了以物质功能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此体系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原子论、粒子论以及结构主义的系统，成为中国传统科技思维的一大特色。

（3）对待论

此原则又可称为阴阳对待思维，乃易学思维的主要特征。阴阳的性能相反，但不是相互对抗，而是相资相助，即相反而相成，即相互补充，不是相互毁灭，一方吃掉一方。亦可称为两元互补原则。

此即《易传》所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又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种思维方式，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同样成为中华科技思维的重要内容。此种两元对待的思维方式，在数学上，形成了以奇偶二数和方圆二形的相反相成为演算规律的数学观。中国第一部算经《周髀算经》提出勾股弦定律。

其解释说：“数之法，出于方圆”。认为方圆之形，可用数来计算，即以圆为参，经一而围三，取其全；以方为两，径一而围四，取其半。此说将方圆二形同奇偶二数联系起来，解释演算的规律。关于勾股弦定律，即勾三股四弦五，按汉赵爽注：“因奇偶之数，以制其法”，体现了奇偶之数相反相成的法则，称其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魏晋时期的大数学家刘徽依此原则提出著名的割圆术。即圆内接正多边形边数的无限增加，其周长愈接近圆周的长度，即是说，方圆既相依存又互相转化。所以其在《九章算术注·序》中说：“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阴阳指方圆二形和奇偶二数。

宋邵雍提出的先天卦序图式，从奇偶两画出发，其上各加奇偶两画，加到第六层，展开则为六十四卦象。将其中的奇偶两画，代以0、1，其排列的顺序，从左向右数，同二进位制的顺序是一致的。同样体现了阴阳奇偶互补的思维方式。至方以智提出“相倚”说，认为奇偶、方圆、开方立方等都是相互依存和转化，揭示出中国数学的一大特色。从而使其中的一些成就，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

在天文学方面，汉代的《易纬》，依阴阳相成的思维，提出“天左旋，地右转”的命题。天象左旋，出于直观；地右转，基于推测，即天为阳，地为阴，地阴助天阳而运动，从而导出最早的地动说。西汉时期的易学家京房，以日为阳，月为阴，阴之体无光，得出了月体依太阳而生光的结论，开古代月光说的先河。阴阳互补思维在中国医学中最为显著。

张介宾认为，生命的活力和生理机能以及精神知觉等活动为阳，形体以及脏腑等生理器官的形质为阴，死亡意味着阳性功能的丧失。

然而阴性的体质如血脉精液等，又是阳性功能赖以活动的基础，从而提出补阴、滋肾的医疗措施，以增强生命力。就物理现象说，易学家们认为，水火的性能有相灭的一面，但又有互补的一面。如干柴烈火，济之以水，则可延长其燃烧的过程；流水容易堵塞，济之以火，则流畅而不滞。水火又交相成。方以智依此，得出了灯火加腻而益明，井油得水而愈炽的结论。

总之，两元对待的思维方式，追求物体之间的和谐与均衡，以维系统一体的正常发展，不同于西方传统中以两元对立和排斥为基本规律的思维方式，同样成为中华科技思维的一大特色。

（4）流转论

此原则又可称为过程论，其对自然现象或物质现象的考查，着眼于运动变化的过程，或从其运动变化过程中，认识其本质或规律。关于事物的变化，《易传》提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认为卦爻象和事物的变化都是出于其阴阳性能的相互推移，而且其推移没有穷尽，所谓“生生之谓易”，并且表现为大循环的过程，所谓“一合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如暑去寒来，昼夜相继。

此种变化过程，朱熹称为“阴阳流转”。“转”谓阴阳互为消长，相互转化。流转原则是阴阳对待思维的进一步引伸，也是周易文化中阴阳变易观的核心，对中国传统科技思维的发展，同样起了深刻的影响。

国古代的天文气象学，是以流转论为指导而展开的。汉代的易学提出卦气说，以六十四卦阴阳爻象相互推移的过程，解释大陆一年节气变化的过程。其中有十二个卦，主管十二月，如复卦为一阳生，当旧历十一月；至乾卦，阳气全盛，当四月；其后，姤卦为一阴生，当五月；至坤卦，阴气全盛，当十月。

以此说明一年四季乃阴阳即寒暖二气相互推移的循环过程。卦气说后来成为古代历书的内容之一。此说，将数的概念引入天文气象学领域，使天象的观测度量化，并增强了天道圆即天体运行的周期观念，受到了天文学家张衡、一行等人的肯定。

到宋代邵雍，依阴阳互为消长的法则和天体运行的周期观念，断定人类所处的天地，亦有生灭或成毁，其生灭亦有周期，从而导出了宇宙乃众多的天地生灭连续的大循环的过程，反对了天体永恒不变论。流转论成为古代天体论的支柱之一。在地质学方面，早在春秋时期易学家史墨认为，大地亦处于阴阳互为消长的过程，所谓“高山为谷，深谷为陵”。

宋代的沈括考查太行山时，发现有贝壳化石，断定此处当年为海滨，其所依据的理论，即阴阳流转或相互推移的规律。中华医学又依流转原则考查人体器官和功能的相互推移或新陈代谢的过程。古代医书《灵枢》认为，人的血气，沿经脉往复运行，在五脏中流转，形成营卫系统，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穷。”

张介宾认为，人体内各器官的功能按五行生克的法则相互作用亦是一循环的过程，而且相生中包含相残，相克中又包含相生，以此维系各器官功能的平衡。在物理化学学方面，《周易参同契》谈炼丹术，即认为气体、液体和固体，可以相互转化。方以智于《物理小识》中，又从呵气遇冷际则转化为水珠导出物质形态转化的学说。

进而认为，气、声、风、光、形，都可以转化。太空之气旋转则为风，振动为声，聚发为光，凝固则为形，称其变化为：“相互转应”。此种转化，既无开始，亦无终结。因为天地万物乃一气之所化，其运动形式为轮转，进而认为气自身是“不坏”的。他从流转原则又导出气不灭即物质不灭的结论，在中华物理学史上作出重大贡献。总之，流转思维视物质是动态的，从变化过程和转化的角度理解物体的特性，认为大到日月星辰，小到一草一木，皆处于盈虚消长的过程。

而且视其转化为其所固有的两种对立的性能的相互作用，或相生，或相制，或相交，或相阻，或生死，或进退，或成毁，如是循环而不息。此种思维方式，既不同于西方传统思维中的机械论，亦不同于直线上升的进化论的发展观，同样是中华科技思维的一大特色。

（5）整体论

整体思维是，视天地万物为一整体，各部分存在着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容分割，个体并非孤立地存在，总是在同其它个体的相互关系中存在和发展。此亦是易学思维的一大特征。

前面谈到的三种思维，即功能、对待和流转，都包含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在内，整体思维乃前三种思维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易传》通过对一卦六爻的解释，提出“三才之道”，即天、地、人各有其道，天道为阴阳，地道为刚柔，人道为仁义，而天、地、人又共同遵循一普遍的规律，即“一阴一阳”，称其为“性命之理”。一卦六爻如同宇宙的缩影。一爻变动，便影响其它爻功能的发挥。

卦爻象结构中的整体观念，培育了人们的整体意识，作为考查天地万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依据。在此种整体思维的启发下，从宋代以来出现了许多易图，如周敦颐的太极图，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将天地人联为一整体。河洛图式又将天时、地理、动植物，人体器官以及道德规范，都纳入其所制定的宇宙模式之中，以此说明物类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又相互影响。

此种思维方式，对中华科技思维的发展亦颇有影响。依整体思维，《易传》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应论，认为同类中的不同物体可以相互反应和吸引，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古代的科技家依其感应论，解释方诸向月而生水，阳燧向日而生火；或用来说明潮汐现象。

还依感应论解释磁石引针，如王充于其《论衡》中所记录的。在此种感应论的指引下，到宋代终于发明了指南针，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而且传播到欧洲。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正是在易学中感应论的启发下，发明了地动仪。整体思维对中华医学的影响，最为突出。古代医书《黄帝内经》，提出“五运六气”说。

五运即五行之气的运行，各主管春夏秋冬四季；六气指风、热、温、火、燥、寒。认为气候的变化及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有重大影响。如夏天为火德当位，气候炎热，配五味为苦，配人体器官为脉息，心脏。

如果过于炎热，则影响血脉和心脏的机能；吃含苦味的食品过多，则有损于心脏的健康。又如春季气候干燥，风木受损，肝脏容易生病；如果湿气过剩，则肾病生。中医治病，往往同患者所处的季节和生活环境联系起来，考查病因，对症下药，即整体意识的表现。到清代方以智，对易学中的整体思维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于《周易时论合编》中，提出“细统”论。认为整个宇宙为一大系统，称为“统统”，其中最微细的层次，称为“细细”，认为在统一体或整体中，事物的层次，总是统中有细，细中有统，统与细相互蕴涵。研究整体性，不应忽视其差别性，而整体性又富于差别性之中。他不赞成笼统地谈宇宙的一体性，可以说是对整体思维的内涵作了一次总结。

总之，整体思维所追求的是各实体之间的普遍联系，从普遍联系中认识各实体的特性。就自然观说，它是从宏观的视野考查自然现象的统一性，不同于西方科技从微观的视野着重分析实体内部结构的传统，亦是中华科技思维的一大特性。

（6）辅相论

此论是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因为天地人为一整体，人与自然相互影响，《易传》关于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提出三条规定：

其一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即人居于天地之中，其任务是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

其二是，泰卦《象》辞所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裁成谓裁断成就，即控制自然界的规律，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为人类造福。

三是，乾卦《文言》所说：“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认为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一方面能预测天时变化的动向，一方面按天时的变化而行动。

此种天人观对中国传统科技思维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就古代炼丹术说，《参同契》认为，丹药的炼成，一方面要依阴阳变易的法则，一方面要靠人工的操作，要象驾马一样，掌握其规则，用火加温，不能轻举妄动，所谓“天符有进退，屈伸以应时”，后来的道士阐发为“每当天地交合处，夺取阴阳造化机”。

就化学技术本身说，此说认为，人认识和掌握了化合物形成的法则，就可以创造出奇迹。名医张介宾认为，天地之道同人的生理是统一的，都遵循阴阳流转的法则，但高明的医师总是发挥自己的智能，通权达变，掌握其主动权，不是依样画葫芦，治病方有回天之功，如其所说：“欲补天功，医其为最”（《医易义》）。

明代的科技大家宋应星写了《天工开物》。“天工”出于《书·皋陶漠》：“天工人其代之”。“开物”本于《易传·系辞》“开物成务”，谓启发心智，开导物宜。他强调人工作为，可以补天功之不足。其巧夺天工的创造意识，正是“圣人成能”说的阐发。方以智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面阐发了裁成辅相的原则，提出人控制自然的学说。

其父方孔炤于《周易时论合编》中，倡导“勤乎人以还天”，认为人有穷理的本性，“理性所在”，能认识、掌握自然的法则，以辅佐天行，“参育而统天”。方以智依此，提出“治天”说和“圣人以造造化”说：“圣人因造化之薪，传造化之火，热造化之水，制造化之器，以熟造化之物”，其目的是“教人勿受其燔暴之害”（《同上·按语》）。

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能靠自然的恩赐而生活，而是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仁德，利用自然物的性能，成就薪火的功能，为人类造福。其提出的“以造造化”的前提是，以人所认识的“造化之理”，即自然法则，控制自然，此即“先天而天弗违”；按其法则为人类谋福利，此即“后天而奉天时”。

此种人控制和改造自然的学说，是对中国传统科技观的总结。总之，科技家倡导的裁成辅相和参天化育的原则，既反对了顺应自然的任天说，又反对了将自然人化的目的论，而是因自然法则，补自然之不足，如方以智所说：“因天地之理以补天地”（同上），而不是破坏自然界的秩序和生态的平衡。

他们认为科技家的任务是为人类造福，又将价值观念引入科技思维领域，不同于西方的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科学主义，亦是中华科技思维的一大特色。

3 易学科技思维的价值

以上所谈六条原则，从观象论到辅相论，相互关联，自成一体系，在世界科技史上独树一帜。此种科技思维究竟有哪些价值，对人类未来科技发展的走向，有无其意义？我想，谈以下两点意见：

（1）易学科技思维与中国农业社会

一个民族的思维传统，同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包括生产方式、地理条件以及文化素质有密切的联系。总之，其形成和发展有其社会的历史背景。易学科技思维的社会历史背景，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农业社会及其生活方式。

其所倡导的阴阳五行的自然观，实乃中华农业社会的产物。因为视阴阳五行为物质元素，基于农业生活的需要，阴阳本指气候的寒暖，五行为五种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将其上升为易学和哲学范畴，则形成一种自然观。前面谈到的六种思维方式，都是从农业生产角度考查自然现象所导出的结果。所以不同于古希腊形成的并由近代工业文明所阐发的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因此，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科技思维的价值，不能脱离这一大前提，要看到其历史的时代的性格。

中国传统科技思维方式，同西方的传统相比，其区别可概括为：西方传统科技思维，其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说是重分析，重实体，重结构，即偏重于深入分析实体内部的物质结构，从而形成粒子论，基因论系统；而中国的科技思维则重功能，重过程，重整体；西方的传统偏重于追求两元的对抗，而中国的传统则偏重于追求两元的互补、和谐与均衡。此种差别，只是各有偏胜而已，而不是截然对立，同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2）易学科技思维的当代价值

农业社会形成的科技思维方式，处于当今工业社会，特别是科技高速发达的时代，是否仍有其价值？此是值得讨论的课题。目前，有两种流行的见解：

一种是已无当代的价值，一种是将来西方的文明包括科技思维都要走东方的道路，西方有些自然科学家亦持此见解。看来，两种见解，各有偏颇。

从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看，东西两种思维传统，各有短长，应扬长补短，为人类未来科技思维的走向提供新的途径。中国传统科技思维，在过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但是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固步自封，自我欣赏，不会再有生命力。

必须走与当代科技思维相结合的道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方有前途。如讲整体性，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普遍联系；谈功能，不能脱离实体内部的结构；谈过程，又不能脱离实体自身的存在。那种将古代阴阳五行观的旧框架，如太极图式、河洛图式等，重新搬出来，套入现代的科技成果，更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