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孙晶：易学的传承与坚持文化自信

古老的《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宇宙论、世界观和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必然要求重视对《周易》的传承和研习。之所以说《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可以从两方面找到确切的依据。一方面，从考古发现的成果来看，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 墓葬，此墓葬的龙虎蚌塑图被证实为天文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的图像；可以证明我们中华最早与《易》相关的传统文化足足有6500年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天文学、艺术、宗教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地步。另一方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被确立为经的文献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易》为六经之首；但现在六经中少了《乐》经，实际为“五经之首”。至到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易》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仍然如此，《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首先收录的就是“易类”。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文化积淀的自身理解，都指出了《易》的源头性和重要性。

一、《周易》的编纂与历代传承

《易经》是在原始部落社会时产生的，它的产生既是原始部落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政治上的需要。《易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象、数、理、占四大部分，缺一不可；《系辞》认为《周易》有四大功能：察言、观变、制器、占卜。从《易》理上讲，其实《易经》讲的就是哲学，讲的辩证法思想，因为《易经》讲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所以《易经》是关于思维模式的书。《易经》中《易》理与占筮的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它又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了理论。这是一对辩证的关系。《易经》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形成了这种后代对前代道统承接的传统。《易经》坤卦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它所体现的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汉族的家族继承体系与祖宗崇拜。这种社会体系的特色是：以《易经》的特殊时空观（六位时成）为理论基础，从而通过家族制度和祖宗崇拜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以社会集合单位的整体性为主，讲求宗族和文化的普遍传承；就是将个人短暂的生命完全融入到延续不断的整个家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而使个人的时间视野超过了个人的生命长度，达到家族的香火不断、血脉相传。这也是天道在地道和人道中的一种体现。中国最高的价值观就是“天人合一”，《易经》所传达的就是这种价值观：它是用整体观的、体验式的、主体性的、模糊状的方式或视角，来对天地人进行把握和解读。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人更三圣说”的解释，《周易》的作者主要是三位：从伏羲氏画八卦到文王推演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再到孔子作传解经。后又增加了周公旦，概括为“人更四圣”。当代学者通过对卦爻辞内容的研究，指出其中涉及最晚人物和事件截止到西周初期。对《周易》作解释的《易传》虽然托言孔子所作，实际上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派集体的成果。秦始皇“焚书坑儒”保留了农书和卜筮之书，因此《周易》才得以保存。西方人称《周易》为“东方的圣经”，这是西方人对《易经》的敬重；但实际上基督教的《圣经》比《易经》晚得多。如《旧约全书》，最早大约起源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陆续用希伯来语写成。《旧约》最早的著作《出埃及记》，距今只有3500年的历史。而《新约》最早的著作，距今才1900年的历史。从汉代开始，设立五经博士，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读经书，《周易》成为必读书目。魏晋时期，玄学昌盛，三玄之一便是《周易》，王弼打破汉朝经学的桎梏及纳甲说的繁杂，以“得意忘言”（《庄子·外物》）“得意忘象”的方法开义理派之先河，发展了《周易》诠释的哲学。这一脉络得到后世主流的精英儒学以及官方的认同，唐太宗时编辑《五经正义》，《周易正义》采用的注本也是以王弼为准。南宋朱熹在程颐《易传》基础上撰《周易本义》阐明理学也是偏向义理一脉；清王朝康熙帝钦命编定《周易折中》，试图调和象数、义理，摒除道家、佛教的解释，确立“道契羲文、心符周孔”的正统理解，也是试图将政统、道统和学统系于一身，以便维护统治。历代统治者和精英学者对待《周易》的态度充分表明了《周易》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二、《易经》的文化内涵

《易》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儒家、道家、阴阳家、中医、汉字无不滥觞发轫于《易》。一画开天，中华文化发端于伏羲氏的始作八卦，比汉字形成还要早3000余年。

首先，先民的易学思想涵盖万有、纲纪群伦，以卦象来理解、探索和调适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有机完备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率先把中国人从鬼神中解放出来。而正是中国这种天地人三才有机自洽的文化一元论，与其他的二元或多元文化观，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彼岸天国、佛教的十界等有所区别。这种一元论强调此在世界的实在，天地万物安时处顺的和谐世界观。表现到在人生观上，强调人本中心，敬天法地，与万物和谐相处，时中当位，对人的生命历程赋予了充实的意义，给予丰富的人生价值评判，反对虚无的解释。

其次，《易经》所揭示的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周易•系辞传》将之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确立了解释《周易》的基本原理，从卦爻之象数到义理，皆可以此原则层层推演，形成了抽象对立的普遍规律。《周易》的阴阳原则在诸子百家之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推动了传统兵法、医学、天文历法、科技等等涵括人文和科技的古代社会全面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

第三，易学对“人”的定义使得中华文明早熟的断离了原始宗教的束缚，敬畏天地的观念既保留了人对自身活动的内在约束，也凸显了人在自己本位上的充分自由，这种理性的认识是中华文化对“人” 的精妙概括，在此立场上时刻展现着对当代各种科学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易学人本的思想对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有结构性的伦理观念，对于如何处理好科技伦理问题仍然有着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

三、易学当代传承与文化自信

当代易学的传承是全球华人共同的文化纽带，遍布全球各个角落。《易经》除了传统义理、象数以及结合方术的传承之外，《周易》哲学的探讨成为了传统学术现代转型后《易经》常学常新的时代基础。以《周易》哲学为视角，古老的《易经》焕发出新的风采，与伦理、科学、宗教等多学科可以展开全方位的交流和相互促进。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20周年庆典和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纪念会上，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一个非常详尽的总结。那么，有着如此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的先进文化，如果我们自己不加以爱护、保护，那后果大家是应该知道的，经济快速后出现的价值观的异化、道德观的沦丧就是惨痛的教训。习近平主席同时强调：“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为此，至少有两层意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

其一，《易经》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学习《易经》和研究易学是我们都应该做的。但易学从来都是由两大部分组成：义理和象数。如果没有象数以及卜筮的运用，《易经》几乎是不可能传下来的。此外，方术类的传承在安民化俗方面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不能被检证为科学，但也不宜一味地否定为封建迷信，从根本上讲，方术是依照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观象取譬的方法，起到了补充宗教功能、坚守自身文化宇宙论、稳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作用。《易经》经历了至少5000年以上的发展，有自然《易》、占筮《易》、人文《易》和科学《易》。我们讲现代易学，脱离不了近几十年发展出来的科学《易》，科学《易》是以二进制的使用为诞生标志的。要创新易学，也就是要用新的方法、精神和态度来改造易学，要找准攻坚点；我们必须要明白现代易学的使命是什么？这就是要发现和决断出东西方文明的契合点在哪里。这些问题的探讨，首先还是哲学问题，习主席强调文化自信，就是要看到，我们要坚信《周易》哲学在宇宙论和伦理观上的合理性，结合时代思考如何传承和消化新的问题和新的知识。

其二，在今天，国学的复兴被党和政府提到了关系民族是否能够强盛、中国梦能否实现的高度。但是，我们在关于国学的理念上还存在一些误区，这实际上就是关于易学的地位问题。首先，国学是否就仅仅是儒学的问题。我们一提到中华传统文化，只想到儒学、孔孟之道。但是，孔子的学说其实只有2300年左右的历史，而伏羲氏创造的《易经》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被忘掉了一半。《易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易学史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史，也就是思想文化史。《易经》统领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所有学说：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纵横家以及后期的宋明理学等等。

当然，易学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它也有自己的发展理路，一直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进行着改造发展，“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时至今日，只要我们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的人文理念，也一定能够发扬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新易学。比如：近年在天体物理学界出现的新的理论：引力波和量子纠缠问题。《易经》古老的太极理论和阴阳观念作为基本原理，同样能够对此做出适用性的理解，以有力的科学证据演绎了我们古老《易经》的逻辑思路，证实了《易经》思想的开放性和逻辑性。习主席强调文化自信不能理解为文化上的自大，所以，要改造古老的《易经》，必须要具备充足的条件，我们所有的易学理论者与爱好者要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作者：孙 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印度哲学、日本佛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