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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凝结着古圣先贤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刻体悟，古人认为，通过读《周易》、用《周易》，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生生之谓易”，人生境界将不断得到提升——“日新之谓盛德”，人生亦将获得更大成功——“富有之谓大业”。今天，很多人对《周易》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却一无所得，究其原因，是学界向世人介绍的读《易》方法不对路，《周易》摆在世人面前，就像打不开的宝库。八百多年前，朱子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主张参照占筮学的方法读《周易》。他用这一方法，果然从《周易》得到不少东西。
朱子的主张，是针对《周易》特点提出的。用《老》《庄》《论》《孟》这几部书作为比照，即可看出《周易》的特殊之处。《老子》和《庄子》论天，建立了关于天的学说；《论语》和《孟子》论人，建立了关于人的学说。《老》《庄》论天，认识到时空之无限，感叹人生之渺小，是大写了天字；《论》《孟》论人，认识到人能弘道，认为人的浩然之气能塞乎天地之间，是大写了人字。《老》《庄》与《论》《孟》的学说，各有偏重，一偏重于天，一偏重于人，遂构成对立。到魏晋时，这对立演化为“名教与自然”的剧烈论争。
其实，书本上的学说，可称为名的世界，而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可称为实的世界。名的世界与实的世界未必是完全相符的，因而《老》《庄》之“天”与《论》《孟》之“人”的二分和对立，在实的世界未必是一个严峻问题。当学者们在名的世界争得你死我活时，说不定在实的世界中，人与天正悄悄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沟通呢！《周易》所提供的，正是在实的世界中人与天沟通之术。《老》《庄》《论》《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学说，这学说属于名的世界；《周易》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这方法属于实的世界。读《周易》，是不能像读《老》《庄》《论》《孟》那样来读的。
按朱子的理解，《周易》所提供的沟通天人之术，即是占筮。《周易·系辞传》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讲的都是占筮。关于孔子对占筮的态度，存在很多争论，在新近有帛书和竹简出土之后，争论依然激烈。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在孔子所主张的礼当中，越是重大的礼仪，越要事先用占筮的方法与天沟通。他晚而喜《易》，经常翻阅《周易》竹简，编简的皮绳多次被磨断，应当与占筮学有密切关系。
朱子在《易》学上提出“《易》本卜筮之书”，建议人们读《周易》时要参照占筮的方法，认为不如此则不能体味到《周易》的真精神、真境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上承孔子的。孔子、朱子所研究的《周易》占筮，作为沟通天人之术，与中国思想史上最重大的命题即天人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其思悟极深，其境界甚高，不是非法地摊上打卦算命的那种占筮。
今人对《周易》占筮的认识，有很多偏差。一种观念认为，凡事已经注定，《周易》占筮是为了揭示宿命，先知未来之事。这一观念与《周易》的精神不符。《周易》认为世界上最深刻的原则是变，主张人类应在变化中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故人应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才之一，这与宿命论的消极思想正好相反。一种观念认为，《周易》占筮是科学的，终有一天我们会弄清它背后的科学原理。这种观念也不正确。近代自然科学追求的目标，是在变化的事物中找到不变的东西亦即客观规律，而《周易》占筮却是要在变化之中直接把捉变化着的具体事物，二者的路向正好相反，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来讨论《周易》占筮，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一种观念认为，占筮要问天、问神，是主张有神论。
其实，自孔子开始，人格化的神就逐渐退出了占筮的领域。宋代程子在否定人格神的同时信任占筮，于是提出“感通”说。他们说的“感通”，是物与物之感通，而非人与神的感通，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事物皆归根于天理太极，所有事物都因同根而相通。对今天的学人而言，纠正上述偏差之后，才能静下心来，冷静地考察朱子提倡的占学方法。
朱子曾经说：“《易》是圣人事，非学者所及也。”意思是说，对常人而言，《周易》可以习用而不可以对其原理强加解释。《周易》属于实的世界，无论我们用何种学说作解释，都未必能切中其真实。对于《周易》及其占筮，首先要做的，是在现实活动中加以体验，体验它的奇特，体验它的局限，甚至体验它的荒诞。总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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