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军 ：《周易》文本卜筮性重新确立 与易学解释的理路

本文节选自：林忠军 |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一文；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观点：《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过王弼、程颐等人解释，《周易》文本基本上摆脱了卜筮神秘色彩，而真正具有了哲学意义；而南宋朱熹撰《周易本义》，恢复《周易》原来的卜筮属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故作为《周易》易学或哲学之研究，朱子的《周易本义》往往不被重视。若从朱熹整个易学解释看，此种观点过于轻率，是对于朱熹的误解。其实，朱熹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等书，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

关于《周易》文本的性质，历来存在着很大争议。《周易》成书后，主要用于筮占。按照《周礼》记载，《周易》为史官所掌管，其功能是为统治者提供决策。在反映春秋时期历史风貌的史书《左传》《国语》里有22处关于《周易》的记载，其中用于筮占的有16例（包括其他《易》），用于说理、评价人物等的有6例。这说明了在春秋时期，《周易》主要被视为卜筮之书。春秋末期，经过孔子（儒家）的解释，《周易》被赋予了道德内涵，但仍然保留了《周易》卜筮的性质。孔子曾说过，自己用《周易》筮占的应验率达到“百占而七十当”。当然，他更重视德性，他的易学是从卜筮入手，进而到达数理与德性，即所谓“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并以此区别于专事筮占的巫医和掌管筮占且明数理的史官。由此，他提出了“观其德义”“疑德而占”的德占重于筮占的观点。他承认《周易》卜筮有教化民众的作用，提出“神道设教”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周易》为圣人所作，蕴涵文王之道，故其有“尽圣人之意”的作用。至汉代，独尊儒术，《周易》因为孔子整理与解释，被尊为了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然而，汉儒却从未就此否定《周易》的卜筮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提出，《易》因是卜筮之书而免于秦火，乃至于流传到汉代仍传授不绝。《京房易传》与《易纬》等著作将《周易》视为“理人伦、明王道”的政典，又将其视作卜筮之书，认为其具有“断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吉凶”的作用，可以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提供了决策依据。

然而魏晋时期的王弼，从《易传》“观变阴阳而立卦”“立象尽意”的观点从发，以老庄注《易》，辨名析理，通过话语转换，将《周易》阐发为以道（无）为本，蕴涵有无、本末、动静等富有思辨性的哲学著作，客观上否定了《周易》的卜筮性。如果说，在孔子那里《周易》具有二重性（卜筮和哲理）的话，那么经过王氏注释，《周易》已不再有卜筮的功能，转而成为了一部只具有纯粹哲学意义的书。此种易学研究随着唐代《周易注疏》的成书，在政治上取得了合法地位，进而深深地影响了宋代易学。虽然宋代易学并未彻底否定《周易》卜筮的性质，但是，《周易》是儒家明理之书，已成为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如北宋程颐秉承了王弼的易学研究思路，提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以及“即事尽天理，便是易”的观点，并以此出发，对《周易》做了新的诠释。同时代的张载作《横渠易说》，认为《周易》是一部规范人行为的天人之书，提出“易即天道……此则归于人事”和“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的观点。虽然张载的观点与程颐不尽相同，然就其义理解《易》而言，其与程氏并无二致。

与之不同的是，朱熹以还原易学本来面貌为旨归，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的卜筮性质，他认为，《周易》因卜筮而作，故当为卜筮之书，并对这一论断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在他看来，易学起源于卜筮活动，与当时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相关。上古，处于蒙昧时期，民风尚未开化，民众智力低下，不明事理，不辨是非，遇事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故圣人以卜筮教化民众，趋利避害，成就事物，此为卜筮之《易》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他说：“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 盖上古之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以与之卜，作《易》以与之筮，使之趋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

在朱熹看来，《周易》为卜筮之书，有其学理的依据。从易学文本起源看，伏羲画卦、文王周公作辞，皆为卜筮而作，卦爻辞皆为卜筮之辞。“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易》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按照他的解释，伏羲画卦，只为卜筮，不是明白了许多道理而画卦，即“不是晓尽许多道理后方始画”，八卦虽内涵“阴阳刚柔、吉凶消长之理”，但伏羲“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他认为《周易》文辞是为卜筮而设。如《周易》中有吉凶、悔吝为占断之辞，若不是占断之辞，“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如说‘田猎’‘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现此。”如乾卦之辞即是卜筮之辞。“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贞’，本意只是说大亨利于正，若不正，便会凶。如卜得爻辞如‘潜龙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卜得‘见龙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说‘利见大人’，一个是五在上之人，一个是二在下之人，看是什么人卜得。”

孔子虽然推明《周易》义理，却从未否定《周易》卜筮之本义，相反，他对于《周易》卜筮之意做了详细的疏解。按照《易传》解释，《周易》具有占筮的功能，朱熹列举了《系辞传》中对此的解说，如“极数知来之谓占”，“莫大乎筮龟”，“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圣人之作《易》，观象设卦，系辞焉以命吉凶”等语，“皆见得是占筮之意”。“若不是占筮，如何说‘明吉凶’？”故他说，《系辞传》“自‘大衍之数’以下，皆是说卜筮。若不是说卜筮，却是说一无底物”。

以朱熹之见，孔子言理，未脱离卜筮，是在解释卜筮时阐发出的道理。他说：“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则吉，卦爻不好则凶。若卦爻大好而己德相当，则吉。卦爻虽吉，而己德不足以胜之，则虽吉则凶。卦爻虽凶，而己德足以胜之，则虽凶犹吉。反覆都就占筮上发明诲人底道理。”他以《象传》释《需》九三为例，说明之：“《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险，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孔子虽说推明义理，这般所在，又变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灾在外’，占得此象，虽若不吉，然能敬慎则不败。又能坚忍以需待，处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刚健之德，又无坚忍之志，则不能不败矣。”

朱熹

朱熹采用了比较的方法，说明《周易》与《大学》《中庸》《周礼》《诗经》等著作有本质区别；《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而非教人明理之书。“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乐、师氏、保氏诸子之教国子、庶民，只是教以诗书，教以礼乐，未尝以《易》为教也。”“ 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人不可晓？又何不别作一书？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故他以孔子、周公为例，说明之。孔子虽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言论，却未曾以《易》教人。更多说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用《诗经》《乐经》《礼经》教人。而周公作《周礼》“纤悉毕备，而《周易》只掌于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乐教成均之属样恁地重”。《周易》为卜筮之书，如同《春秋》为记事之史书一样，“《春秋》，圣人本意只是载那事，要见世变，‘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见得是非美恶曲折，便是因以发底”。也就是说，《周易》为卜筮之书，其义理由卜筮而发。

同时，按照《周礼》记载，周代设史官掌管卜筮之书，《周易》成书后，与其他易，皆为当时的太卜史官所掌管。《周礼》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他说：“易乃是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说话。”朱子以此说明《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同时，春秋时，《周易》多用于卜筮。《左传》《国语》记载了《周易》的筮例，“《左传》《国语》方说《易》，然亦只是卜筮尔”。

朱熹之所以重提《周易》为卜筮之书，是因为他所处南宋时代其易学主流秉承了北宋易学研究的传统，具有重义理轻卜筮本义之倾向。如朱熹所言，“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作为义理作”，“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说道理，纵饶说的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有感于此，朱熹重点对于当时流行的将文本确定为义理之书、用义理解读易学文本的做法，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辞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

今之说《易》者，先掊击了卜筮。如《下系》说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晓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说处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晓得，须更有奥义可推。

在朱熹看来，王弼后乃至宋代易学，其主流是义理研究。这种无视文本原初卜筮意义而进行的易学义理解读，背离了圣人之本义，是对于真实易学史发展的割裂，其所研究的文本之义理，是无根之虚谈，“牵强无归宿”。朱熹点名批评了秉承王弼易学的程颐易学，认为程颐“教人看《易》，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不讲卜筮与象数，无限推演义理，失去《易》本义。他说：“圣人为《彖辞》《象辞》《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然非易本义也。”

朱子分析造成宋代易学解释弃卜筮而重义理的原因，指出其原因在于宋代易学误将《周易》经传的次序本末倒置。《周易》古经在先，孔子释《易》之《传》在后。由于孔子释《易》多言义理，故使研《易》者无视卦爻本义，把重点放在了孔子的易学解释上，即所谓“不看卦爻，而看《系辞》”，从而误认为《易》之精华在于义理。在朱子看来，“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序例》也，安能晓”？朱子认为，孔子对于《易》的义理解说，是有一定条件的，不是无原则地随意阐发义理。他说：“所以《大象》中只是一句两句子解了，但有《文言》与《系辞》中数段说得较详，然也只是取可解底来解，如不可晓底也不曾说。”朱熹将以孔子《系辞》为据，言义理者，视为小心眼，“今人只是眼孔小，见他说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

显然，朱熹是在批评北宋张载等人。张载曾提出“《系辞》所以论《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则象在其中，故观《易》必由《系辞》”。“不知《系辞》而求《易》正犹不知礼而考《春秋》也。”在朱子看来，宋代易学出现弃卜筮而言理的倾向，归根到底，是孔子过多言理而客观上掩盖了《易》之本义，故朱熹说：“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

其实，朱熹重提《周易》文本卜筮之性质，只是为了纠正易学中的解释偏差。他并未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明确说过：“《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但只未说到这处。”“《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辞中便有道理。”

朱子所说的“未说到这处”，是说《周易》有许多道理，只是未到言理时候。应先将《周易》置于卜筮视域中，以卜筮言之，然后言理，不可以弃卜筮急于先说理。“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说他本意，便将道理来袞说了。”也就是说，易学解释，当先言卜筮，而后言理。朱熹以乾卦为例说明之。“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隐晦而勿用可也。它皆仿此，此《易》之本指也。盖潜龙则勿用，此便是道理。”按照朱熹的理解，《周易》起源于卜筮，因卜筮而有文本、象数与义理，而象数与义理不可分割，融为一体。易学解释正确方法应当是从卜筮入手，解读《周易》本义，然后由本义推演其中义理。他说：易学研究“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这种解释与时人相比，似乎过于粗糙简单，但却未失《易》之本义。他说：“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

因此，依朱子之见，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以之解释《易》文本，则符合圣人本意，反之，则背离圣人之意。他以“死”“活”说明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来作理看，恐死了。”他所说的“活”，指以卜筮解释卦爻及其文辞，通达圆融，真正展现出圣人本意。所说的“死”，指不言卜筮，空言道理，无法融通文本之意，将《周易》变成了毫无用处的死书。“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与所占底事不相干应时如何？他到这里，又须别有个活底例子括将去。不只恁死杀着。或是用支干相答配处，或是因他物象。”既然《易》为卜筮之书，故读《易》，当明大衍筮法，“如读《易》不曾理会揲法，则说《易》亦是悬空”。同时，他认为，要身临其境，进入卜筮活动氛围，用卜筮语境来理解《易》。“读易当如筮相似，上达鬼神，下达人道。”就其文本而言，先解读六十四卦，再读《易传》。他说：“熟读六十四卦，则觉得《系辞》之语直为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书为卜筮而作。”

不仅如此，他还考察易学史上对于《周易》文本性质的不同理解，及由此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易学理路。他说：

《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

朱熹反对易学史上割裂卜筮与义理联系，仅仅只从义理角度去理解和解释易学文本的做法，并就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仅将《周易》视为卜筮之书，专门用卜筮研究易学，或仅将《周易》视为义理之书，专门用义理研究易学，都是一种偏见。王弼之前的易学研究，认定《周易》是卜筮的书，以此将易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卜筮上，沉湎象数而不能自拔，过分解读象数，不去关注其义理，此为一弊。他说：“近世说《易》者，于象数全然阔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滞支离，不可究诘。故推本圣人经传中说象数者，只此数条，以意推之，以为是足以上究圣人作易之本指，下济生人观变玩占之实用。学易者绝不可以不知。而凡说象数之过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阁，而不必问矣。”朱子认为，对于这种拘泥于卜筮及其象数的倾向，圣人早有察觉。他说：“圣人恐人只把做占筮看，便以义理说出来。”“ 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故明其义。”同样道理，自王弼以老庄解《易》后，易学研究摒弃易学文本的卜筮本义，崇尚义理。如前所言，脱离文本卜筮之意而无限推演义理，也是一弊。

朱熹重定《周易》为卜筮之书，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这种易学解释方法与理路，异于他以前的或偏于卜筮或偏于义理的其他易学研究。对此，他有如此解说：“某之说《易》，所以与先儒、世儒之说皆不同，正在于此。学者须晓某之正义，然后方可推说其他道理。某之意思极直，只是一条路径去。若才惹着今人，便说差错了，便非《易》之本意矣。”朱熹的易学解释，是对于《易传》思想的高度概括和阐发。《易传》提出“象”“数”“理（道）”“占”的概念，并对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作了不同程度的解释，如《系辞传》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极数知来谓之占”，“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等等。帛书《易传》言：“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要》）《易传》通过对于这些概念的解释，确立了《周易》文本的性质，即《周易》具有二重性：卜筮性（象数）和哲理性。显然，朱熹在《周易》文本的性质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易传》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