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天：蔡元定《发微论》堪舆思想初探

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在外来资源如佛教的激活、本土宗教如道教的持续发展,及两宋理学家对儒家道统文化思考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融合期。两宋的理学家,也多“两宋诸儒,门庭路径,半出入于佛老”。相对宽容的文化环境,促使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两宋文化繁荣发展。两宋理学源流之一是《周易》,从“北宋五子”到两宋理学的诸多儒家代表人物,或以易为宗,或有对《周易》的注疏传世,或从易中受到启发而创建、发微理学体系。《周易》的底色就是一本占卜用书,哲学、数学、天文学等知识系统均蕴含于《周易》体系中。两宋理学本身并不排斥《周易》的占卜性质,而只是更为注重义理的发挥,也就是说,从根子上讲,两宋堪舆风水文化现象盛行,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两宋时期,从普通居民的民俗生活,到涉及国家政权的皇权政治,处处都有谶纬、堪舆、风水等迷信活动的影子。如宋太祖皇帝在“陈桥兵变”之前,即有“点检做天子”的民间传谣;南宋高宗皇帝在临安稳住脚跟后,对“泥马渡康王”的谶语并不反对。这些图谶、堪舆等都成为两宋统治阶级愚民的舆论宣传。尽管两宋律令明确禁止民间私藏此类图书,事实上不仅屡禁不止,甚至于朝堂之上,国家高级政府官员与皇帝也堂而皇之地讨论皇陵风水问题,如朱熹在担任宋理宗伺读之后的第一份正式公文奏折就是讨论南宋皇陵择地问题的《山陵议状》,也是后来朱熹屡屡被明清风水师利用、托名假著迷信书籍的主要原因。两宋堪舆文化兴盛,除了文化环境宽容、理学家的推崇外,民族迁徙的现实也是主要原因。北宋南迁之后,人类居住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干燥开阔的北方区域,迁徙到潮湿狭促的丘陵山地,也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人居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如后世堪舆所推崇的形势派堪舆术,诞生于此时的江西赣州地区:鉴于南方多山地区不如北方方位感明确,故形势派堪舆术即以罗盘定向,以山脉的朝向作为占卜的基础。北宋南迁之后,原来中原居住的汉民族,及江浙地区的土著居民,因原来居住地不足以生计,在此时开始向赣、闽、粤、桂等地区发展,伴随着客家的迁徙,堪舆文化也开始深入到这些地区。

蔡元定出生于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建阳,与朱熹同乡(朱熹祖籍婺源,出生于建阳),比朱熹小五岁,与朱熹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蔡元定著述非常丰富,按《宋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记载,大体涉及地理、乐律、天文、历数等,博闻强识。主要有涉及儒学经典的《大学说》,涉及周易象数的《大衍详说》《八阵图解》,涉及音乐乐理的《律吕本源》《律吕新书》《燕乐原辨》《蒸乐原辩》,涉及历史哲学的《皇极经世指要》,涉及古代中医学的《气运节略》《脉书》,涉及学术流派的《翁季录》,涉及哲学的《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家引经引义》,并朱熹撰成的《近思录》《易学启蒙》《太极图说解》《资治通鉴纲目》《周易参同契考异》等两宋理学的基础性著作,以及涉及堪舆的《地理发微论》《阴符经注解》《＜玉髓真经＞发挥》等,这些著作均入流于两宋理学,成就蔡元定为中国古代乐理学、天文学、历法学、堪舆学发展史的重要人物。其中,《发微论》开创了以儒家思想贯彻堪舆学的先例,并且总结了两宋之前的中国人居文化,是中国堪舆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

一、两宋堪舆环境下的蔡元定和朱子学

两宋时期知识分子都有“把玩”堪舆或研究风水的爱好,或是出于学理探索,或是出于生活经历,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医卜的学术系统,或是中国古代居住智慧基础上的认知水平,这些都成为两宋时期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从陈抟、“北宋五子”到朱熹,均以《周易》为儒学正宗,并且这些理学大师本人也都热衷于堪舆风水。朱熹尽管出生在福建建阳,和蔡元定同县,但朱熹的祖籍却是在徽州婺源,即今天的江西婺源。徽州文化比较重视商业交流,同时也注重祖荫等,徽州一直都有“无村不占”的民俗,占卜、堪舆、风水这些,都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所以,在朱熹的外祖父去世之后,朱熹亲自堪舆了外祖父的坟墓,“亲丧,庐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数,率诵佛书若干过,乃植一木,日有常课,比终制而归,则所植已郁然成阴”。同时,朱熹的家庭生活也并不幸福,其原配和长子,先后去世,对朱熹打击很大。对长子墓地的选择上,在邀请了当时的风水师勘探地形之后,朱熹也亲自参与了意见,认为“冈峦形势目前无大亏缺,而水泉涌溢殊不可晓”。这里也侧面体现了当时两宋民间峦形派风水的流行,与两宋皇室采用“五音姓利”的风水术不同。万方数据

蔡元定尽管比朱熹小五岁,但对朱熹的学术和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山公集》引《鹤林玉露》说:“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之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出焉;晦庵、南轩、东莱、象山之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蔡元定以数理诠释周易的思路复兴了先秦象数义理的诠释路径,对两宋之后闽赣理气风水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在《伊洛渊源》《诗集传》《近思录》《通纲目》等书中,确实都有蔡元定的工作。朱门的真德秀也承认:“西山先生所讲之处,往往是朱所未言之处。”从这个角度出发,蔡元定之于朱熹可能并不是如后世所讲的“学术秘书”,而应该是一对“学术伴侣”。甚至可以讲,蔡元定对于中国传统象数学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朱熹对儒家诸多形上学问题的思考。“北宋五子”所构建的理学体系雏形,完善了对隋唐以来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先秦哲学形上学问题的回应,但所阐发的问题,多是仅从天理人性的义理出发,而朱熹则在蔡元定的协助甚至于启发下,借助于象数的精微底色,完善了个人的哲学体系,所以朱熹说:“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未厌也。”

朱熹有关堪舆风水的几乎所有活动,都有蔡元定参与,或者由蔡元定主持。如朱熹父亲墓地的迁移、朱熹长子的墓地和朱熹本人的墓地,都是蔡元定亲自勘探、择地。朱熹的几处住宅,如晦庵草堂等,也是蔡元定亲自卜地营建的。朱熹的墓地在今建阳市唐石里(黄坑镇)大林谷,如今这里风景如画、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即是当时由蔡元定亲自勘探、择地,最后得到了朱熹的首肯。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中,住宅和墓地涉及到生死两端问题,只能交给最信任的人来办理。朱熹对堪舆笃信的程度,也反映在短短４６天的“伴君”生涯中,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八月,奉诏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给当时宋宁宗提交了《山陵议状》书。《山陵议状》的核心思想,是两宋皇陵堪舆采用“五音姓利”不利于国运。在朱熹看来皇陵是国统大运的基础,北宋因采用“五音姓利”而亡国,南迁之后应该采用南方的形法风水,并且应该在闽赣地区寻找擅长此道的人。笔者怀疑朱熹此时是为蔡元定埋下伏笔,希望蔡元定能够通过皇陵堪舆,而一举成名。南宋叶适在《阴阳精义》的序言中也讲道:

“朱公元晦听蔡季通预卜藏穴”。从这里都可以看出,蔡元定对朱熹的影响。

清代所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中,记载了两宋时期的不少风水名家,如傅伯通、刘潜、邹宽等人,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北宋南迁之后,当时的皇室曾经邀请傅伯通去临安为国都一事进行堪舆。按《江西通志》的记载,傅伯通提出:“顾此三吴之会,实为百粤之冲,钱氏以之开数世之基,郭璞占之有兴王之运。天日双峰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门一点横当乎翼轸之间。”傅伯通认为杭州是吴越钱氏开国之地,魏晋时人郭璞也认为这个地方有王运,但是“文曲多山,俗尚虚浮而诈,少微积水,士无实行而贪。虽云自首称雄,实乃形局两弱,只宜为一方之巨镇,不可作百祀之京畿”。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堪舆之风已经渗透到民间民俗以及国家政治的层面,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但是以朱熹、蔡元定为代表的两宋理学家,对堪舆的态度与当时的风水师不同,理学家们对堪舆的研究,是建立在儒家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基础上,通过对人居环境、天文地理等相关现象的理解,“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以,理学家研究堪舆问题,也是发生在天理人欲的讨论范围内,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

二、蔡元定《发微论》的堪舆思想体系

现传世的《发微论》全文15篇,除《裁成篇》《感应篇》外,其余13篇都是以辩证组词汇呈现,如刚柔、动静、聚散、向背、雌雄、强弱、顺逆、生死、微著、分合、浮沉、浅深、饶减、趋避等。通篇渗透着对中国阴阳关系思辨的智慧。蔡元定在开篇就借用《周易》对天道的规定作为该作的宗旨:“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该书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构成,主要涉及本体论、吉凶(价值论)、环境论和方法论。蔡元定的堪舆学并不是一部“典型”的风水学作品,而是通过对人居环境的考察,借助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究天人之际”,并“成一家之言”。按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发微论》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

一是万阴方阳数互据动的生成论。假借儒家的宇宙本体论,作为堪舆学体系的立意。蔡元定视阴阳二气互动为天地起源,并以为此是天地的根本大道。这些哲学思想体现在《刚柔篇》《动静篇》《聚散篇》等篇中。《刚柔篇》是全书的灵魂和宗旨,主要陈述了该书的整体基调,即在儒家天人关系本体论的基础上,探索人居环境的奥秘。刚柔互动,就是阴阳交融。《动静篇》主要陈述,阴阳动静之间万物互动而生,人也是在阴阳动静之中生存、生活。该篇以动静之理解释“龙脉”的形成。《聚散篇》则是从天地之气的聚散解释“点穴”,和传统堪舆方术不同的是,蔡元定是借助了两宋气学哲学的发展成果总结了风水中的“地穴”问题。从蔡元定《发微论》的前三篇可以看出,两宋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介入了“太极”的思想,如北宋邵雍在《皇极经世书》说,“道为太极”,太极就是道、就是自然,太极动静而阴阳为体,进而化生万物。阴阳是气化的本体,人和天地万物都是感气而生。可以讲,两宋理学尽管也强调“天人感应”,但是较之于两汉董仲舒的学说体系,更为精微、合理。如蔡元定解释宇宙生成问题时,提出:

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邵氏曰:立地之道刚柔尽之矣,故地理之要莫尚於刚柔。刚柔者言乎其体质也。天地之初固若洋沙之势,未有山川之可言也。既而风气相摩,水土相荡,则刚者屹而独存,柔者淘而渐去,於是乎山川形焉。山体刚而用柔,故高耸而凝定。水体柔而用刚,故卑下而流行。此又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也。

蔡元定也认可邵雍所讲的堪舆之道是刚柔,是阴阳。刚柔阴阳是天地的本体,山川河流等地形是在阴阳磨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宇宙万物是阴阳互动、禀气而生的。所以《发微论》的前三篇在儒家传统生成理论的基础上,把宇宙生成、山川龙脉和点穴地穴等堪舆问题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以刚柔、阴阳的概念来解释宇宙源泉问题,是一种朴素的宇宙生成论,两宋理学家的这种解释也是符合《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的本意。

二是道德主体的吉凶论。西周以来所谓的“敬德保民”,把人的道德理性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哲学高度,这一点与西方宗教中的“道德制裁”不太一样:宗教世界中的“道德制裁”,人是“原罪”的,在个体命运

的选择上也是毫无自由可言的。而中国西周以来强调德性、道德自主性,这种德性既是天地大德、生生之德,也是在天人关系语境下的主体性呈现,强调人在道德抉择上拥有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是天地生物,同时也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德的表现,所以人天然地拥有道德自觉的能力。这种道德能力,不仅可以实现个人美德和社会美德,同时也是人与天地沟通的主要途径,诚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堪舆风水无论如何从学理上进行“拔高”或“提升”,说到底它就是要判断人居环境的吉凶。吉凶的判断,既是堪舆的动因,也是堪舆的归宿。蔡元定《发微论》中《饶减篇》《趋避篇》《裁成篇》《感应篇》等篇,主要陈述人在天地环境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可以通过发现天地运行的规律,积极发挥生命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趋吉避凶。后世假托郭璞所著的《葬书》中有云:“彼华此芽,盖以本性原在,得气则相感而应,亦狱父母之骨葬乘生气而子孙福旺也”堪舆把人的墓地视为人生命的延续,通过对墓地的堪舆,实现荫庇子孙。但如果在世没有积德行善的话,“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趋避篇》中讲:

其次又当详趋避,趋避者言乎其决择也。夫天下之道二,吉凶善恶常相伴,不能皆吉也而必有凶。不能皆善也而必有恶。故人之所遭有不齐也。既所遭之不齐,则必有以处趋吉避凶去恶从善是也。地理亦然,大山川之所钟,不能皆全纯粹之气,不能无所驳杂。既不能无所驳杂,则妍媸丑好纷然前陈,亦其宜耳。然而山川之变态不一,咫尺之移转顿殊,或低视而丑,或高视而好,或左视而妍,或右视而媸,或秀气聚下而高则否,或情意偏右而左则亏

在蔡元定看来,天下大道,无非吉凶;天下大德,无非善恶。人生在世,非吉即凶。地理环境也是如此,天地万物禀气而生,大川大山也非纯粹之气、至善之气,所以有妍媸善恶。朱熹也曾经如此论述天地生成。天地的初始,混沌未分,阴阳就是一对磨盘。这对磨盘不断运转,磨得急了摔出去许多渣滓。轻清的气上升为天、日月、星辰;重浊的气就结为地、山川、峡谷万等方数元定认同了朱熹对于天地生成的

判断,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天下地形、地势的看法:因为天地万物,包括地理环境,是至善之气、纯粹之气运动的产物,万物因禀赋的至善之气不同,所以地理环境本身就有善恶的区分。人也因为认知了这种善恶,在进行堪舆择地的时候,就可以做到“趋吉避凶”“逢凶化吉”。蔡元定尽可能地剔除了堪舆吉凶判断中的迷信因素,在《发微论》中不仅把堪舆地理环境中的吉凶判断赋予自然主义的含义,同时也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感气而生,所以也就拥有了体悟天地、判断吉凶的可能性。

三是自然主义的环境论。从远古人类的择地而居,《诗经•公刘》中讲到的西周先祖迁徙后对新地理环境的适应,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居关系,秦汉时期谶纬对堪舆学说发展的刺激作用,一直到今天考察具体人居环境的问题上,都采用了堪舆的方法。一方面,说明了堪舆作为一种民族心理,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另一方面,说明了堪舆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迷信的因素,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目前看来,堪舆所涉及的学科包括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心理学、建筑学等,可以讲,它是一个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多门学科的大体系。堪舆学强调人居环境,强调在和谐的自然环境中构建心理和谐的人居环境,如蔡元定为朱熹所择地、营建的“晦庵草堂”,坐落于武夷山云谷,山清水秀、钟灵可人,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失为“风水宝地”。原因在于注重了对人居环境的综合考察,并且是建立在科学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发微论》中《微著篇》《分合篇》《浮沉篇》《浅深篇》等,对有关人居环境的考察展开了理论阐述。

《微著篇》借中医对人体脉象的考察,提出对风水的独到见解:“四水交流则有脉,八风不动则有气。”蔡元定并不认同传世郭璞《葬经》中对于风水的描述。《分合篇》则是讲有关江水分合形成的一种风水场,蔡元定认为:“有大分合小分合,真地融结,则有三分三合,穴前后一分合,起主龙虎所交二分合,祖龙至山水大会三分合也。小合则为小明堂,大合则为大明堂,合于龙虎内则为内明堂,合于龙虎外则为外明堂。”蔡元定提出的有关“大明堂”“小明堂”的认识,应该是对应于河流走向的。《浮沉篇》也是借助于人体脉象,对人居环境中有关阴阳要

素的划分提出自己的看法,蔡元定认为可以以气的浮沉作为判断吉凶的标准。在《浅深篇》中,蔡元定批判了当时的风水先生对于墓穴择地的通用方法,认为“大抵先观来脉之阴阳,次看四山之从佐,且如脉入首强作穴,凹出口圆,此皆脉浮而穴阳,宜浅。来脉入首弱,作穴凸,出口尖,此皆脉沉,而穴阴,宜深”。也就是说,择地的时候要结合几个要素综合考虑,首先要重视脉象的阴阳,其次要看四周山脉的走向,第三要根据地穴的地理环境,进而决定墓穴的深浅。

这四篇文字均涉及到具体的堪舆实操问题,是蔡元定本人的堪舆“心得”。尽管今天看来有些荒诞不经,但是却反映了两宋知识分子的自然观。在蔡元定看来,堪舆就是探索如何在自然环境中探索寻找人的心灵家园,无论是人居建筑还是墓地选择,都是构建一种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管氏地理指蒙•管氏本序》说:“何三才之位分,而三才之道不同。”人通过对天地关系的探索,不仅明确人类以谦卑的地位与万物相处,同时也可以借助天地化育的功能实现人生的幸福。

四是理气一元的方法论。两宋时期,尽管皇家采用“五音姓利”的堪舆方法,但是由于中央政权的迁徙、客家文化的传播,“形势派”堪舆学在民间非常流行。如廖瑀、赖文俊、刘潜等人,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都很大。《宁都直隶州志》载:“廖瑀,字伯禹,年十五,通五经,乡人称廖五经,宋初以茂异荐,不第,精究父三传堪与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著有《怀玉经》,尝为饶州许氏卜宅,日后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建炎国年,许氏子中知虔州,忆瑀遗言,遣使致祭,为立碑记。”但蔡元定对于堪舆学说的认识,并不停留在风水的层面上,而是要实现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儒家道统使命。所以,《发微论》中《向背篇》《雌雄篇》《顺逆篇》《生死篇》《强弱篇》等篇,均有借助“理气一元”的哲学观对堪舆相关方法进行陈述。蔡元定是朱熹理学的重要贡献者,朱熹在晦庵草堂著书的时候,蔡元定在西山也筑建了书房隔山相望。《朱子语类》记载了蔡元定对“理气一元”的认识:

季通云:“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万理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藕;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尽只起于乾、坤二画。”

蔡元定认为,天下万物同理,都是阴阳动静;天下象数同理,无非奇数偶数;天下现象同理,无非乾坤动荡。所以,儒家“格物”有个本源问题,就是从天地之理出发,对世界的现象进行分析,最终归宿都是一个天理。理气本是一元,理即是气,所以用气学的哲学体系解释堪舆,诸如禀气、望气等,其实都是在讲述这个“理”。蔡元定对堪舆学的改造,最终归宿也是要回归到儒家的解释体系上。他说:其次又当辨强弱。强弱者,言乎其禀气也。夫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太刚则折,故须济之以柔。太柔则弱,故须济之以刚。刚柔相济中道得矣。

论地理者,必须察其禀气。禀偏於柔,故其性缓。禀偏於刚,故其性急,此宜穴於缓处,若复穴於强急之处,则必有绝宗之祸。禀柔性缓,此宜穴於急处,若复穴于弱缓之处,则必有冷退之患。强来强下,则伤龙。弱来弱下,则脱脉。故立穴之法,大概要得酌中恰好底道理不得倚于一偏,绝便生出病来,然非权衡有定,则亦未易语也。１９８

在这里,蔡元定用中国传统哲学中“气”完成了对地理环境的考察,把察穴、寻龙等堪舆中具体方法论纳入到哲学思辨的体系中。堪舆也是格物致知,是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堪舆实践过程中用“气”来解释诸多堪舆现象,既是对天理的体贴,也是天理在人居环境问题上的应用。蔡元定用两宋理学“理气一元”的哲学体系对堪舆学进行阐释,是对中国文化中“道不远人”传统的继承。

三、蔡元定《发微论》堪舆思想研究的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讲究“道器不离”,堪舆尽管起源于占卜,但是却以人居环境考察为切入口,综合了诸如建筑科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思想。同时,堪舆学作为一种民俗生活,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现实当代生活中,人居环境建设、生命死亡关怀、历史遗址遗迹等,都无一例外地继承着中国古代的堪舆思想。堪舆风水之所以在两宋时非常兴盛,

一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中央政权南迁需要信仰的支撑,北方民族和客家居民的迁徙也需要考察具体的地理环境;二是袭承中国两汉魏晋以来的堪舆传统,以及理学的发达。两宋理学讲理性,讲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但都发于《周易》,《周易》本关占卜,所以理学家都不排斥占卜,且多是占卜、玩易的高手;三是人文思想成果要附着于“器”,体现道不遗人、道不遗物的普适主义。如果说,人的居住环境是实现人生百年的栖息家园,那么人的墓地坟茔则是人与万古同眠的精神家园。所以说,理学家考察堪舆、关注堪舆,其动因与风水师不同,理学家是从思想史的高度把堪舆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进行考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回应。

蔡元定生活的时期,堪舆风水之风尤盛。北宋南迁之后,皇陵问题作为议政的主要日程,屡屡成为皇室和政府的议题。朱熹在担任宋理宗伺读的短短４６天,给皇帝呈送的第一份奏折即是《山陵议状》书,给皇帝建议要尽快寻找精通堪舆的人,为南宋皇家寻找皇陵,以昌国运。当时皇室宫廷采用的是“五音姓利”的堪舆方法,而民间以赣、闽、粤为主的客家文化,赖文俊(赖布衣)、傅伯通、廖瑀、刘潜等人在继承隋唐堪舆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形势派风水学。蔡元定本人在哲学、中医、乐律、堪舆等方面具有造诣,所以作为生活在当时历史场景中的人物,他也必定关注这个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的社会问题。蔡元定的《发微论》即是在如此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与其说《发微论》是一部堪舆作品,倒不如说它集中地体现了蔡元定的哲学思想的作品,是两宋时期的哲学家通过哲学思辨精神对社会现象的反思。

两宋时期,中国人居建筑文化持续发展,临安城建设于江湖之间的杭州地区,地域狭促、丘陵水多,其建设理念与北宋汴梁开阔平坦的地势格局不一样。临安的建设非常务实,在南宋综合国力水平较低的现状下,既要反映王室权威,又不得不在吴越旧王城的基础上因陋就简。按当时的《钱塘县志》记载:南宋大内共有殿三十,堂三十三,斋四,楼七,阁二十,轩一,台六,观一,亭九十。这些建筑如今已不复存在,它们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布局

处理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契合,建筑文化背后不仅是《营造法式》的科技支撑,更重要的是堪舆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思想。蔡元定的《发微论》是理学家对人居环境、建筑环境的整体性研究,对后世的堪舆文化影响很大。哲学既源于生活,也指导生活,《发微论》对后世建筑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两宋前后,理学兴盛及理学家“出入佛老、返还六经”的历史背景,不断地推动着堪舆学的体系化、理论化的发展,“天人合一”的思辨精神渗透到了堪舆学的理论建构之中。蔡元定在《趋避篇》《感应篇》等篇中所强调的人生“吉凶”与修德“善恶”密切相关,延续了传统堪舆学“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的基本理念,正如《黄帝宅经》所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蔡元定对于堪舆学发展的贡献在于,他发扬了“裁成者,言乎其人事也”的思辨精神,在承认居住环境对人生产生影响的同时,肯定了人在命运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又正视了堪舆的价值,把两宋理学“格物致知”的精神融入堪舆之中,打通了堪舆学理性发展的道路。

反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居住文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居环境必须要慎重,既体现养生又明确人伦,在今天看来也是合理的,如宫殿、寺庙庄严,政府、学校的大气,居家、住宅的和谐等,在一个既定的活动场所,给人产生的心理暗示和心理体验的确不同。但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所言说的“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片面夸大了居住环境与个体命运的关系,并且把人的命运寄托于宿命论信仰,这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很大,所谓的“风水学”“风水大师”搭乘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快车,在当前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风水经济学”。这种社会现象,让压箱的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对古代堪舆学展开学理研究,要发扬堪舆学有关民俗信仰的合理性及其有关人居环境的科学性主张,批判堪舆学的封建迷信因素和宿命论的成分,才能充分发掘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积极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