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智 ：《史记》《汉书》所载西汉易学源流

西汉易学在中国易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先秦易学,下启魏晋南北朝易学。特别是至孟喜、焦赣、京房而完备的以“卦气”说为主线的象数易学,开启了整个象数易学发展的大门,对中国传统的中医学、天文、历法、乐律、丹道等理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上文已对西汉经学之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结合新出土的易学资料,我们在此对西汉易学发展源流进行梳厘,以期更为全面地了解孟、焦、京易学在西汉易学中的地位及与其它几支易学体系之关系。

《史记》是现存最早的系统介绍中国古史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前的史书如《竹书纪年》、《左传》、《国语》等都没有对《周易》的制作与传承谱系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记载,直至《史记·儒林列传》才对孔子晚而喜《易》并为《周易》作传以及孔子以后的易学传承谱系有了一个粗略的介绍。《汉书》继而承其绪,并对《史记》所载之后至西汉末《易经》的传承作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汉志》所载乃是易学在西汉一代传承的主线,主要记载于其《儒林传》与《艺文志》中,但《汉书》中有关《易》与易学人物的记载亦有不在此谱系中者。

为了更好地把握西汉易学的整个发展脉络,我们在此首先对《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所述易学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对《汉书》其它篇章所涉及的易学流派与人物进行解析,并对与西汉易学相关的帛书《周易》进行相关探讨。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丞相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这就是秦始皇时颁布的著名的“挟书令”。

因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所以才逃过了这把秦火。因此,《汉书·艺文志》才一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据《汉志》的这一记载可知,田何是建汉之初《周易》的主要传人。现在我们据《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艺文志》、《儒林传》的相关记载,对《周易》在西汉的传播之源流进行梳理。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中,子中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前134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而《汉书·儒林传》的相关记载是:“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对同一件事情记载而有如此不同,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有猜测,而笔者通观整个西汉易学的发展脉络以后认为,《史记》所记乃是杨何一支的传承谱系,所以从田何至杨何只是以每代单传的形式进行记载,而《汉书》所记乃是从田何一支生发出的多支体系,而又着重记载了一下杨何一支的传承,这一部分显然是抄自《史记》。

《史记》之所以如此记载,除了刘大钧先生所说“《史记》所云诸资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以外,估计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丁宽一支的《易》学传人尚未发展壮大起来,所以《史记》才着重强调“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从而也将田何的其他两个弟子周王孙与服生未载入其书。

即便是杨何的学生——后为太中大夫的京房,(此京房为梁丘贺一开始的授《易》之师。)后出为齐郡太守,亦因其在昭、宣之时才任以上职务,也没有被《史记》列入杨何授《易》之谱系。估计直到班固写《汉书》时,才将《史记》的这句话向前推为“要言《易》者本于田何”。但《史记》如此记载不一定意味着汉初所有的《易经》传人皆为杨何一系,因为从_上下文来看,《史记》此段记载所提到的齐即墨成,广川孟但,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等,不一定全是师承杨何一派之易学。

同样,虽然《汉书》说“要言《易》者本于田何”但从《汉书》的其它相关章节之记载来看,汉初传《易》者并非皆本于田何。如汉初的陆贾在其向刘邦所进的《新语》中,既引有卦爻辞的内容,且其论说深受《系辞传》的影响。据《汉书·陆贾传》可知,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与田何是同时代的人,甚至有可能比田何年长,又一直在刘邦左右,所以他直接从田何处受《易》的可能性不大。

而他在《新语》中引有与《周易》经传相关的内容,说明他所学之《易》有可能与田何所传之《易》皆祖于《史记》所说的这一《易》学传承谱系,但陆贾直接从田何受《易》的可能性极小,说明汉初亦有其他人在传授《周易》之内容,只是这些授《易》之师不一定是专门授《易》之人。因此,泛泛来讲,汉初传《易》、授《易》者恐怕并非只有田何一人,只是至班固写《汉书》时,从整个西汉易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本于田何的易学十分兴旺发达,而其它支易学之传承或者断流,或者至后来弥而不彰,所以《汉书》才以这句话来概括西汉易学之源头。

既便如此,《汉书·儒林传》也只是主要记载了田何弟子中王同、丁宽两支易学之发展谱系,而对田何其他两位门人周王孙、服生之易学流传则没有记载。丁宽既然后来又从周王孙受古义,说明周王孙在以《易》授人,《汉书·艺文志》载有《易经》“《蔡公》二篇”,注曰“卫人,事周王孙”,亦可证明这一点,服生也极有可能以《易》授人。但《汉书》没有对这两人后面的《易经》传人进行记载,应该是因为这两支易学传人后来没有以《易》至大官或以《易》显名者,所以后来其传人才销声匿迹。

据《汉书·艺文志》可知,田何的这几个门人皆有著作问世。王同著《易传·王氏》二篇;周王孙著《易传·周氏》二篇;丁宽著《易传·丁氏》八篇。从以上《易》注可知,王同、周王孙之《易传》皆应以《周易》古经之上、下篇为框架,而且他们对《易经》的解释只有二篇,应该不会有过多的阐发,但既然他们各自成作,其对《易经》的解释应该已经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的差别。只有丁宽之作《丁氏》为八篇,比其他几位对《易经》的解释应该长出许多。《儒林传》说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可能就是这八篇。说明丁一宽己对《易经》的解释进行了较大的扩充,并初步从传记之学转入章句之学。

现在我们首先根据《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艺文志》、《儒林传》的相关一记载来梳理一下西汉易学源流。

(1)王同、杨何一支易学在西汉之传承谱系。田何授《易》王同,王同授杨何。杨何于元光元年(前134)被征为太中大夫。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从《汉书·儒林传赞》所说武帝初立《五经》博士时《易经》唯有杨(何)可知,杨何当为立《五经》博士之后的第一个《易经》博士。《汉书·司马迁传》有云:“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可知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杨何的弟子,司马迁对《易经》的理解一定受他父亲的部分影响,并同时受其它易学流派的影响,后文还将论及此问题,此不赘述。又据《汉书·儒林传》说梁丘贺“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可知此京房亦是杨何的弟子,而梁丘贺又是此京房的弟子。

后来,此京房耀升为齐郡太守,梁丘贺便更事丁宽的弟子田王孙。至梁丘贺乃出现王同一支易学与一丁宽一支易学相交义的现象,但二支之间又有一些差异。“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以筮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梁丘贺后来虽然从田王孙受《易》,但其后产生影响的乃是其师京房之《易》,因为尽管他的儿子梁丘临师从过其同门师兄施雌,但梁丘临“专行京房法”,“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梁丘临初为黄门郎,后替代梁丘贺的弟子五鹿充宗为少府。梁丘临又授《易》王骏。王骏后为御史大夫。五鹿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就杨何一支易学学术的发展来说,杨何曾著《易传·杨氏》二篇,如前所述,此时对《易经》的诠释当十分简约,只有二篇。

从梁丘贺的儿子“专行京房法”来看,此京房之易学已形成极具特色与其师杨何所传不一定完全相同的体系,且被梁丘贺父子所继承。所以,尽管梁丘贺父子后来亦师从田王孙施雌师徒受《易》,但梁丘贺父子之易学仍以此京房之易学为主干。由《汉书·艺文志》所说“《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可知,梁丘贺曾对《易经》作过注释。据颜师古之注,此处“十二篇”指:“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艺文志》又说“《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由此可知,至梁丘贺时,《周易》章句之学已经流行。这是重师法家法之时。宣帝末,《梁丘易》立于学官。到西汉末时,“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以上是王同、杨何一支易学在西汉的传承谱系。

(2)丁宽一支之易学在西汉传承之谱系。丁宽一开始并不是专门去田何处学《易》。有位项生从田何受《易》,当时丁宽是项生的从者。丁宽“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从此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一是丁宽有很高的学《易》之天份,所以受到田何的赏识;二是既然田何对其门人说“《易》以东矣”,可证田何当时是在徙杜陵后授《易》丁宽的,又可证明田何的门人除《汉书·儒林传》所载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以外,尚有不少其他门人;三是既然“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可知当时丁宽的同门师兄周王孙己返回故里洛阳,相应地说明丁宽是田何招收的年龄比较小的弟子。至于这里所说的“古义”,刘大钧先生有详细的考证。读者可参阅之。《儒林传》又说,“景帝时,宽为梁孝王距吴楚,号丁将军”。

据《汉书·景帝纪》可知,吴楚等“七国之乱”发生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当时七国之兵“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将军以距吴、楚”,可证当时丁宽亦在韩安国、张羽之列,但没有韩安国、张羽等有名,亦说明丁宽为文武双全之人。比较奇怪的是,据《史记》《汉志》可知,像丁宽这样的才份极高之人,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丁宽本人及其门人在武帝一朝并没有成为《易经》博士或以《易》至大官者,《史记》干脆提都没提过丁宽。估计原因如下,作为景帝少弟的梁孝王在距吴楚后在制度方面僭越皇帝之制,且“招延四方豪聚,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后又争立太子,引起景帝的怨恨,且通过负质请罪才免于一死,最后在郁闷中于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死去。梁孝王死后,他所招延的四方豪杰各自归去,如作为孝王宾客的枚乘在梁孝王亮后即返回老家淮阴。丁宽本来就是梁人,孝王薨后估计丁宽即归教于家。

从武帝对河间献王及淮南王的压制可知,曾作为梁孝王将军且在治《易》方面有过人之才的丁宽一支易学受到武帝一朝的极力压制就在情理之中了。丁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据《儒林传》可知,施雠为沛人。沛与砀相近,施雠为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徒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前文已证,田王孙当为昭、宣时的《易经》博十,说明田王孙在做博士之前居家授业已经很久。田王孙为博士之后应该没有被提升为其他官职,而是以博士的身份终生授业,因为做博士以后如被进一步擢升之人,《儒林传》皆有说明,甚至单独为他们立传。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梁丘贺一支亦属于王同、杨何一支之易学体系。

至梁丘贺时,王同、杨何一支易学体系与丁宽一支易学体系发生了交叉。梁丘贺一开始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而此京房乃是杨何的弟子。后来此京房出为齐郡太守,梁丘贺便更事田王孙为师。孟喜的父亲孟卿以治《礼》、《公羊春秋》著称。“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在施雠、孟喜、梁丘贺三人中,施雠既然从童子时即从田王孙受《易》,那么他应该是三人中受《易》最早、学《易》时间最长者,而且是了解丁宽、田王孙一系易学内容最多者。虽然孟喜有“好自称誉”的毛病,但从“博士缺,众人荐喜”来看,孟喜治《易》之名声则应该远在施雠之上。

关于施、孟、梁丘三人关系之公案,我们将在“孟喜生平评述部分”详论,此不赘述。施雠“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后来梁丘贺以筮应而近幸并升为少府后,由于事务太多,便遣送他的儿子梁丘临及门人张禹等从施雠问《易》。“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己乃授临等”。在梁丘贺的极力推荐下,施雠在宣帝时被拜为博士,并于甘露三年(前51年)与诸儒杂论《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博士缺时,虽然众人推荐孟喜,但因为宣帝听说孟喜改师法,所以没有擢用孟喜为博士。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就学术发展来说,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此当为《易》章句之学之雏型。《艺文志》称有《易传·丁氏》八篇,估计即指此三万言之《易说》。

《艺文志》又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说明至迟到施、孟、梁丘之时代已将《周易》经、传皆称为《经》。另外还有“《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说明《易》章句之学其时已经成熟。从《艺文志》来看,田王孙当时没有著作留于世,梁丘贺的学生五鹿充宗有《略说》三篇。施、孟、梁丘易学产生时期正是西汉经学急剧分化之时。至宣帝末时,《施》、《孟》、《梁丘易》皆已立于学官。施雠授张禹、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承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司空……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同时,宣帝时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后见《韩氏易》好而更学《韩氏易》。

焦延寿、京房之易学体系亦与孟喜易学有些许联系。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既然焦延寿说尝从孟喜问《易》,京房亦以为延寿《易》即孟氏说,笔者在此姑且把焦延寿、京房一支易学体系归入丁宽一支易学体系。

笔者将在后文考证,其实焦延寿、京房易学系统并非完全属于孟喜易学系统,而是自有其来源,但《焦氏易》与孟喜“《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确有相通之处。《京氏易》于元帝世立于学官。从学术发展来看,《艺文志》所载《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皆属于焦延寿、京房一支易学系统。“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

高相一支易学亦自称出于将军丁宽。“其学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由是《易》有高氏学”。虽然当时灾异说早己得到官方的认可,但《高氏易》最终没有立于学官。以上是丁宽一支易学在西汉时期之传承谱系。

(3)韩婴易学在西汉传承之谱系。韩婴为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韩诗》与《齐诗》、《鲁诗》有较大差异,但三者之要归则是一致的。“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此段记载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韩婴既然是文帝时博士,且“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可知韩婴当时是比较知名的人士,而《儒林传》没有把他这一支易学归属于田何一支,说明韩婴这一支易学非田何易学之系统。韩婴既然推《易》意而为之传,说明《韩氏易》应是汉代《易》学中无师传而自“推”义以成说者。

田何一派之学,乃有师承渊源者;一是既然韩婴推《易》意而为之传,说明韩婴已对《周易》之义作了较大的发挥。韩婴曾著《易传·韩氏》二篇,可证《韩氏易传》乃以《周易》古经之上、下二篇为框架;一是因为燕赵间好《诗》,所以《韩氏易》便显得弥而不彰,但韩婴仍自传之。“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琢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说明其后代除传《韩诗》以外,仍在传《韩氏易》。宣帝时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但宣帝末复立《施》、《孟》、《梁丘易》于学官时,没有立《韩氏易》于学官,《韩氏易》后来就越来越衰微了。

现已没有单独的《韩氏易》传本流传于世,而“《韩诗外传》全书,引《易》者凡七见,有引卦辞者,有引爻辞者,有引《系辞》者”。《汉书》亦曾引过《韩氏易传》中的一段话:“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实际上,正是宣帝信任中尚书宦官才导致了贤才受阻及元帝时的衰落,可以说,盖宽饶正好指出了宣帝一朝政治的症结所在。但在“家天下”的专制社会,这种“公天下”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徐复观先生据此段引文指出,“由此可知《韩氏易传》之深,乃在于《易传》中发挥了战国末期盛行于儒家中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其《易传》所以传习者少的真正原因在此”。

《韩诗外传》中有一段与《易》相关的引文与汉初其他易学流派有关,我们在此转引之。《韩诗外传》卷三“周公践天子之位”章有云:

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险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享,君子有终,吉。”

《韩氏易传》卷八“孔子曰《易》先《同人》”章亦有类似此段之引文。这说明韩婴对谦德之重视,并符合儒家宪章文武的品性。而帛书《易传》《缪和》篇有类似之解释,其文稍异:“子曰:‘天道毁盈而益谦,地道销[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亚(恶)盈而好谦。谦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损者也。故圣君以为丰茬,是以盛盈使祭服忽,屋成加错,宫成缺隅。谦之为道也,君子贵之。故曰:‘谦:享,君[子有终]。盛盈[而能谦]下,非君子其孰能当之?”另外,刘向《说苑·敬慎》亦有与上文《韩诗外传》所引几乎一样的文字。三者都是对《谦》卦卦辞的发挥。

这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可以进一步证明《彖传》在先秦时期既已存在;二是“衣成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拙”已成为先秦至西汉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对《谦》卦进行发挥的内容,而这一段解释却不见于今本《易传》,可证今本《易传》与以上说法不属于同一个版本;三是刘向所引有可能来自《韩诗外传》或先秦的其它版本,因为刘向写《说苑》是在受诏校中《五经》秘书之后。另外,本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之《汉书·艺文志》在评论道家源流时亦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显然亦受这些版本《易传》之影响。

(4)淮南九师之易学在西汉时期之传承。《汉书·艺文志》在介绍《易经》书籍部分说有《淮南道训》二篇,班固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现在我们已无法见到系统的“淮南九师说”,但据《淮南子》中的相关记载,我们仍可以看出“淮南九师说”的部分端倪。据蒙传铭先生统计,“《淮南子》全书,言《易卦》者凡二见”,“又《淮南子》全书,引《易》者凡十一二见,有引卦辞者,有引爻辞者,有引《序卦》者”。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淮南子·人间训》引《易卦》的一段话:“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帛书《易传》《要》篇亦有类似的说法:“孔子读《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口焉。益之始也吉,其冬(终)也凶;损之始也凶,其冬(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喜,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虽然三者所说道理一致,但帛书《要》篇说得更为详细,并且以冬夏之变化来说明损益吉凶相互转变的道理。

特别是二者都说损益之道乃王(或君)者之事。看起来《淮南子》这一段有可能受帛书《易传》的影响或先秦其它古本《易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刘向《说苑·敬慎》亦有类似之引文,其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日:`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虚以受之,故日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善言不得入于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夫《丰》明而动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日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孔子在这里借损益两卦而讲盈虚之道,而这里所说孔子借天道以明损益则与帛书《要》篇所论旨意相同。由此可见,孔子应十分重视并不止一次地强调损益盈虚之道,而《淮南子》所引与刘向所引皆可在帛书《要》篇找到联系点。刘向校中《五经》秘书时一定见到过许多讲《易》、论《易》之版本。刘向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曾治淮南狱,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他得到《淮南子》一书的可能性就更大,或者刘向有可能亲眼见到过“淮南九师训”。刘向刘歆之易学中因此有保留有部分“淮南九师训”之说。在后文探讨帛书《易传》时,笔者将说明,刘向亦极有可能见到过帛书《易传》之版本,甚至是以先秦古文写成的帛书《易传》版本。

而“淮南九师”之说是否皆与田何所授《周易》系统直接相关,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难以对此问题进行论证了。淮南王刘安以谋反罪被诛之后,“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候、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淮南九师”也一定脱不了这一干系,“淮南九师说”在武帝一朝不但不会受到重视,而且一定是被压制的学说。

(5)费直一支易学在西汉之传承谱系。据《儒林传》载,“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费直治《易》与高相同时即王莽或王莽稍前之时。在西汉末期“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下,随着今文经学之极盛而衰及古文经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崇尚费氏易是时势使然。如前所述,刘向校书时,“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尽管西汉末期刘歆等极力推崇古文经,而《费氏易》真正兴起则是在东汉中期之后。关于此问题,后文还将论及,在此不作详述。以上是《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儒林传》、《艺文志》所载汉代易学源流。

除《汉书》《儒林传》与《艺文志》所载易学传承谱系之外,《汉书》还涉及不少不在这些传承谱系之内的人物,我们在此对这些易学体系之传承进行鑫测并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6)魏相易学。据《汉书·魏相传》载:“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相明《易经》,有师法,……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儒林传》与《艺文志》皆未谈及魏相,既然他有师法,但我们无从知道他师事何人。但可以明确的是,其师承不属于丁宽、田王孙一支之易学流派,亦不属于王同、杨何一支之易学流派。因为如果属于以上两支中的一支,像魏相这样后来至宣帝丞相的大官,《儒林传》必书之。

从魏相向宣帝所上奏的内容与“卦气说”有关来看,魏相之易学体系与孟、焦、京之《易》阴阳系统相近,其说或得之于像焦延寿易学似的隐士之说,或受丁宽所传“古义”之说之影响。魏相易学是否有传人,我们无从得知,但他的这些理念出现之后,更为精密的孟、焦、京象数易学很快便展现于世人面前。关于魏相的生平及其《易阴阳》的相关内容,我们将在“孟喜易学研究”部分详论,此不赘述。

(7)刘向、刘歆一支之易学体系。刘向刘歆父子是楚元王的后代。刘向的生年与京房的生年一样,都是公元年前77年。刘向治《谷梁春秋》,属于今文经学家;刘歆则治《左氏春秋》,是欲立古文经的主要发起人。而据《汉书》本传记载,“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据《儒林传》可知,刘向于元康(前65一62年)中始受《谷梁春秋》,可证在此之前刘向刘歆父子皆治过《易》。但《儒林传》与《艺文志》都没有说明其具体的师承关系。脱胎于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汉书·艺文志》及基于刘歆《三统历谱》的《汉书·律历志》处处显示出其易学之痕迹,而《汉书·五行志》则把刘向刘欲父子对灾异的解释作为重要条目。

笔者揣测,因为刘向的父亲刘德为汉家“宗正”之官,刘向、刘歆父子一开始所学之《易》极有可能为以田何今文《易》为源头的官方博士系统之《易》。据《汉书·儒林传》,田王孙为博士之后,仍然教授从民间来的他原来的弟子施雕,说明当时的博士所传授的对象除博士弟子之外,亦包括其他有志于学的人。《汉书》所载刘向征引的大部分《易》文见于今本《周易》,但他所引的有些《易》文则不见于今本《周易》,如刘向所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此文不见于今本《易传》,所引“《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与今本《乾·象》相仿而不相同,说明刘向所见到的《周易》文本应该很多,特别是他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受诏领校中秘书之后,更有机会见到《周易》的更多版本。

汉武帝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听从公孙弘的建议置博士弟子员以后,官方博士所传《五经》一定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教材,今本《易传》有可能是沿着这一官方文本一直流传卜来。由刘向、司马迁、东方朔所引《易传》传文与今本有不同之处可知,当时虽然官方已有相对固定的《易传》传本,但仍允许其它的流传。《秘书》,如上所述,刘向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曾治淮南狱,《易传》版本在社会上并得淮南《枕中鸿宝苑那么刘德得到《淮南道训》即“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之内容并以之示与刘向的可能性也很大。

笔者在下文帛书《周易》部分还将论证,刘向刘歆在校中古文秘书时有可能见到过帛书《易传》的相关内容。而《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向推灾异亦有以“卦气说”进行解释者,说明刘向对“卦气说”已十分明了,并对《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之说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刘向、刘歆父子至少见过或学习过京氏之说。我们将在下文孟、京卦气部分对此进行探讨。

简而言之,刘向、刘歆易学是一个包容多家学说的综合性的易学体系,对他们建构《七略》、刘歆作《三统历谱》、刘向据《谷梁春秋》刘歆据《左氏春秋》推言灾异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深刻影响了西汉末期整个学术的发展。“向三子皆好学:长子极,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垂,蚤卒;少子散,最知名”,他的三个儿子都应该学过《易》,只是他的长子刘极专门以《易》教授。

除此之外,《汉书》还记载了一些与《易》相关的人物,我们在此简要介绍如下:

据《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以孝景中二年(前148年)立”。广川惠王的孙子刘去在武帝末时被封为广川王。该传说刘去从师受《易》,但我们无从知道其师承关系。其师数次谏正他,刘去不但不听,还于壮大以后把他的《易》师驱逐而去,后来又让家奴把他的《易经》老师父子两人杀死。由此看来,广川王刘去的《易经》老师可能出于民间,而不是地位显赫的博士。果如此,则说明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仍有不少人在民间传授《易经》。

元帝时有位叫朱云的清高之士,他“少时通轻侠……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论语》,皆能传其业。……元帝时,琅邪贡禹为御史大夫(前44年前,可证朱云受《易》当在宣帝时),……云素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其行义未有以异。……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斋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

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由是为博士”。我们无从知道朱云的具体师承关系,这里提到他“从博上白子友受《易》”,因为《汉书》在其它地方没有再提到过白子友。白子友为《易经》博士,他是不是孟喜的弟子白光少子呢?我们无法确定。果如此,他就应该是《孟氏易》的传人。从此段记载来看,朱云的易学功底与口才都比较好,以至于让以治《梁丘易》而为少府的五鹿充宗连连语塞。五鹿充宗亦因与京房同治《易经》而与宦官石显共同陷害京房。成帝时,朱云因触犯成帝的师傅承相张禹而差点掉脑袋,他“自是以后不复仕”,“其教授,择诸生,然后为弟子。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传云学,皆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宣、元时期的大将军冯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长女媛以选充后宫,为元帝昭仪”。冯奉世的三子冯逡“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补谒者”。我们亦无从知道其《易》之师承关系,有可能是从当时的《易经》博士受业。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成、哀之际官至大司空的何武,少时亦治《易》。《汉书》有这样一段记载:“何武,字君公,蜀郡郭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娄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之士,召见武等于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哉!'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罢。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据《宣帝纪》、《郊祀志》、《刘向传》一可知,宣帝“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于神爵元年(前61年),后文将有论证,施雠被拜为《易经》博士亦有可能在此时前后。

由此可推断,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时,施雠可能刚刚或稍后被拜为《易经》博士,而施雠被拜为博士之前,他的老师田王孙曾为《易经》博士,那么,何武所治之《易》应该为田王孙、施雠一系的易学系统。但《艺文志》与《儒林传》皆没有把何武列入传《易》之谱系,说明何武或者是治《易》时间较短而不足以列入,或是因为当时诣博士受业者颇多,而何武没有被看作门弟子之列。

从上文所述可知,西汉时期有不同流派的《易经》经师或在太学或在民间在传承《易经》。就官方易学系统来说,以田何易学系统为源头,后来分化出王同、杨何系统及丁宽、田王孙系统之易学,宣帝时杨何系统的传人梁丘贺又与丁宽、田王孙一系交叉,学术进一步分化,至宣帝末时,《施》、《孟》、《梁丘易》皆立于学官。而孟喜、焦延寿、京房之《易》阴阳系统亦渐至发展壮大,以至于《京氏易》亦于元帝世被立于学官。而民间则有高相易学与费直易学在流传。

除此之外,《汉书》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天子(武帝)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说明武帝时官方亦在用与《易》相关的卜筮类的书进行占筮。阜阳汉简《周易》的出土及《汉书》所记其他小人物进行占卜之事则说明民间以《易》进行卜盆亦未曾间断。我们在“孟喜易学研究”部分还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