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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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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作者:孙晶            2021-01-13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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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包容

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人类社会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无时不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存在着争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斗争。但是,人类社会尽管争斗不断,人类却不断进步,社会不断发展,历史的潮流总是滚滚向前,而不见后退。这就证明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和谐共生是主流,斗争和对立是支流;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长期的和谐,也即“长治久安”,只有达到了和谐人类社会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

一、社会发展的主流观念——和谐

中华和谐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揭示,为我们今天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是“和谐”,孔子的弟子有若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易大传》讲“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礼记•礼运》讲“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家强调“不争”,墨家提倡“非攻”、“尚同”,这些与儒家的和谐都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唯有法家不同;法家崇尚竞争和实力,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认为天地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着竞争和冲突。在中国传统的儒、墨、道、法四家的不同学说之间,其根本价值观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和谐与竞争的问题。汉武帝之后,墨学中绝,法家遭弃;道家得到弘扬,儒家最终占主导地位,于是,和谐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正因为其自身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有着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价值原则,才能形成今日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科学发展观;也只有顺应了这个原则,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中华和谐文化的丰富内容上来看,讲的都是关于宇宙之和(天地、阴阳、四时之和)、天人之和、人际之和、身心内外之和、内心之和等等的内容。关于人际之和,又可以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分别论述,具体表现为家庭和睦(父子、夫妻、兄弟之和、“家和万事兴”)、邻里和顺、上下和敬(君臣、君民、官民之和)、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等等,都是讲的“人和”问题。中国人做事情,经营工商业讲究“和气生财”,用兵之道讲究“内和而外威”,解决民族矛盾往往釆取“和亲”政策,这些也是讲的“人和”问题。这些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代表着中华人文思想的精华,充分体现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大潮流。

从哲学上来分析和谐文化,我们可以看出,和的对立面就是不和;不和是永远存在的,但如何在不和中寻求和的可能性,则是和谐文化的根本目的所在。孔子明确提出“和而不同”,是讲在差异中寻求一致,更深层次讲不是简单地挨弃差异,而是求同存异,讲的是包容、宽容。中国古代哲学提倡“和与同异”、“尚和去同”,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传统,孔子就明确主张“和而不同”而反对“同而不和”。同是指事物的无差别性,只讲同则会抹杀掉事物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没有看到事物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只有承认事物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才具有达到事物普遍统一的基础。讲“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就是承认事物是包含着差异与矛盾的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揭示出了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涵义正在于此。

东方与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知名的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1888~1983年)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的概念》中将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都用一种不能简约的二元对立性加以结构化。他认为,就像道德领域中的善与恶,审美领域中的美与丑,经济领域中的利与害等问题一样,“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⑴啪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那就是使政治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东西。《马太福音》说:“爱你们的仇敌”,但是卡尔•施密特说,基督徒这种关于爱你的敌人的呼吁完全适宜于宗教,但无法与总是涉及生死利益的政治相调和,因为在历经千年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争斗中,基督徒从未因为爱而放弃了保卫欧洲。道德哲学家关注的是公正,但政治与使世界更公正毫无关系,经济交换只要求竞争,不要求灭绝,政治不是如此。施密特认为:“政治造成了最剧烈、最极端的对抗。"战争是政治所采取的最暴力的形式,而且即使没有战争,政治仍然要求你把你的反对者作为敌视你所信仰的事物的人。这并不是个人恩怨,你不必憎恨你的敌人。但是,你必须准备好如果必要的话就去击败他。施密特关于敌我对立的思想对西方现代保守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加彻底地吸收了施密特的政治观。他这种观点对美国共和党的影响直接就反映在布什总统在对伊拉克战争时的表态,“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态度与东方的“与人为善”的宽容大度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人讲“以和为贵”的交际之道和与国之道,讲究的是“协和万邦”(《尚书-虞夏书•尧典》)、“万国咸宁”(《周易•乾•彖传》)。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要做到“协和万邦”,就要处理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老子•六十一章》曰:“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信于小国;小国对大国谦下,也可以取信于大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能够相互谦让、互相信任,各国之间就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否则,谁都不得安宁。即便是国与国之间交战,中国也提倡崇尚和谐的用兵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就兵家而言,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孙子就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轻易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并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所以,崇尚和谐也是中国军事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即便是不得已而要动武打仗时,也主张坚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华和谐文化也是维系社会和家庭和谐发展延续的主心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和万事兴”这句古话充分反映出家庭与社会发展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汉族的家族制度与祖宗崇拜,是一种主流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特点是:以易经的特殊时空观为思想基础,认为时间的发展呈现为一种螺旋形循环式的上升过程,以六十甲子为一个周期,时间会显现出惊人的相同之处;从而通过家族制度和祖宗崇拜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将个体与普遍结合起来,讲求宗族和文化的传承,将个人短暂的生命与延续不断的社会发展责任结合起来,从而使个人的时间视野超过了个人的生命长度,达到家族血脉相传、香火不断。易经坤卦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说的就是这种家族制度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方面,如果是和谐的家族,必将受益;善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而和就是善。人与人之间和,带来的就是社会的善;家庭内部和,就是家庭积善。坤卦接下来还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更是强调在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家族传承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认为道德伦理的修养是逐渐积累而来的。

最大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古代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很多的解释,但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这种文化以二者的和平共处作为最终目的,它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为平等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平等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关系,有时候这种平等关系并不见得就时时都和谐,但根据《易经》的阴阳平衡原则,它却意味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易文化观的大背景下,为了达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目的,需要有某些具体的手段,也需要从自然中获取,这其实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并没有违背和谐的原则。易文化观的形成,也是从自然界中获得的启示,是对自然规律和人文思想的综合。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们人类既要生存和发展,又要保护自然生态的健康运转,就需要充分开发我们的智慧,只有合乎自然发展规律的易文化才能做到这一点。人类的欲望不能无止境,人类的行为要有约束,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0世纪中期以后,市场经济不断扩大的结果和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在世界上引起了被称为“自然中心主义者”和“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生态学家之间的争论。自然中心主义者主张:自然就算离开人类的价值定位仍然具有自然自身的固有价值,但其观点正是针对近代以后只将自然看作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的观点的强烈反驳,与笛卡尔式的机械主义自然观是针锋相对的。

然而,近年来出现于日本的共生思想被认为超越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原因是,共生思想的立场在于承认了人类是自然的一员的同时,也承认了人类与自然是性质不同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在自然进化中既是生命共同体的一员,又通过文化上的进化成为性质不同的存在。因此,共生的立场,就是重视“与自然交流的态度”。现代哲学对天人关系的解决实际上也是对古代智慧的再诠释。

二、和谐的核心——包容的精神

包容的精神是对人类智慧的充分展现。包容就是宽容、容忍,宽容是美德,是高尚的觉悟与情操。宽容是什么?就是心胸宽广,所谓“心如虚空”;只有放弃了以个人为中心的执着,打破了以我划界的框框,心胸才能宽广也才可以容纳。心胸宽广了,连自己的敌人都可以容纳;心灵宽广了,就可以开启智慧的大门,也可以容纳不同观点和看法。海的宽容在于不择细流;山之宽容在于不拒微尘;人之宽容在于理解与忍让。要和谐就必须要宽容,因为社会的构成是多元化的,其成员的构成也是形形色色的。包容就是要容忍他人,不能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

宽容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际方面的范畴,是道德主体在交际过程中对异己物(人与事、言与行等)的容忍和尊重。由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不同,人们对同一对象往往会有不同的态度和认识,采取不同的对策,有时还会发生剧烈的冲突和对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道德主体釆取了包容、原谅、不计较的理性方法和态度,这就是宽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宽容有多方面的解释,主要涉及了:

1)天道。“知常容,容乃公,……没身不殆。”(《老子》第十六章)容即宽容、包容。认识自然规律的人胸怀宽广,有包容之心就会坦然公正,也才能终身没有危险。

2)人事。“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细以畏(敬)事人。”(《荀子•不荀》)

3)政治。“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仲尼日:'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宽猛相济,政事才会和谐。

宽容思想是儒学的重要内容,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学的第一原理。宽容是仁学思想的应有之义。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论语•颜渊》)

董仲舒说:“何谓仁?仁者僭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诚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仁与人的宽容之心相连结。仁爱者要诚恳地爱护别人,与人无争,没有害别人的想法,没有隐瞒的思想,没有嫉妒的心理,没有阴险不正当的事,没有违背法纪的行为,唯其如此才能算是“仁”。

儒家认为,宽容是一种善,它具有自身的道德属性。“有容,德乃大。”(《周书•君陈》)

宽容能够显出人的道德高尚。孔子以“宽”为仁的基本规定之一,所推重的就是人的道德属性。“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才能成为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应自觉反省自己的错误,而不一味挑剔别人的毛病。

“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春秋繁露•仁义法》)在董仲舒看来,不攻击别人的丑恶,就是讲求仁的宽容;自己攻击自己的丑恶,是有义德的表现。就是说,宽容是人的道德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宽则得众。”(《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要想使世界和谐,使人类社会和平共处,唯一的途径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至善,宽容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它所依据的原则有平等、相互尊重、大爱等,宽容来源于人心的智慧。

在现实社会中,平等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包括生存权、人格、竞争、发展等等方面的平等。讲人格平等,最重要的是要顾及对方的尊严和权益,要进行换位思考;不能使用任何的强迫手段,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起跑线的一致,并非真正的平等,因为必须要考虑每个人能力的差异;只有发展机会的平等,才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使每一个生命都能体现出他的不同价值。这种平等和尊重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它是无差别的,不能用财富和权势来衡量,这才是解决社会贫富不均问题的思想原则。只有运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任何一个人,才能平缓人们受刺激的情绪,使人们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才有信心去寻求自己更好的发展空间。

大爱是爱的最高境界,大爱其实也是在宽容的范围内,这种爱是包容一切的,无任何类别和界限的。要做到大爱,就必须要“心无至碍”(《般若婆罗密多心经》),心要净要空,才能包容,否则你就容不下一事一人。俗话讲,让一分山高水长,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面体现出一种忍让、妥协、变通的精神,妥协是一条途径,变通是一种境界。

老子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因此主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子》第五十九章)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的人我也善待他,从而肯定了以宽容达到大爱的原则。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在这里,孟子根据孔子所说的立人立己、达人达己论,把爱人、敬人看作是被人爱、敬的前提,认为只有爱、敬他人才有可能得到他人的爱、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在人际交往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发生人际冲突时多反省自己而少责备别人,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人际交往原则。

三、《易经》一一包容的智惹来源

包容之心需要用智慧来开启,特别需要用易经的智慧来滋润我们的包容之心。《易经》是一部包容性和概括性非常强的著作,《易经》的精华就在于,它用“卦”的形式高度概括统一了所有天上地下的道理。其深刻的本体论内涵是以“卦”一阴阳爻标志的时空方式来加以表达,并且提出“卦”能够包容世界万物,“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经》关于和谐的论述最重要的莫过于两句话:《易经》乾卦象辞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坤卦象辞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一句意思是,宇宙的运行规则稳健而刚强,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从不休止。作为宇宙的一员,君子应该奋发努力,自强不息。个人应该积极进取,才能有所作为。如果社会的每一员都积极进取,那个人的价值就能得到体现,人们的精神就会得到满足,反过来也就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后一句讲,天下(世界)、社会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自然及社会的一员的人,应当效法大地,以宽厚的德行,负载万物。君子要讲道德,讲社会责任,包括对宇宙自然万物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家庭和社会都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也才能和谐相处。为人要当健当强,当仁不让。处世则须宜卑宜厚,德被天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惟圣人乎!为人能刚能柔,可屈可伸。处世静如蛰龙,动如猛虎!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都集中体现于这两个命题之中,前者提倡的是进取精神,后者提倡的则是宽容品格。所谓“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就是要始终以和为贵、德性淳厚,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博大宽厚的和合思想。

要具备包容的精神,养成宽容的品格,就必须进行修炼。《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我们的修炼道路。修炼者从“格物”开始,把事物的道理研究清楚,到了真正有所认识,并非一知半解,便是“致知”;所知既然透彻,则信之笃,执之固,同时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即已“诚意”;既信之笃,执之固,则心无旁鹫,志归于一,而无所偏倚,便能“正心”;心是身的主宰,心正则言行随之俱正,这样就叫作“修身”。以上五端,都是“成己”的功夫。任何一个君子,如果真正关爱追随者,必须切实从“成己”做起,因为“成己,仁也”,惟仁者爱人必以其道,才能使追随者亦有所成立。所以中庸说:“成物,知也。”君子具备相当的智识,才能逐步由“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以“成物”。其中最难修的是“爱人”,而爱人是仁的基本精神,也是宽容的主要内容。

“三易”原则充分体现出《易经》包容性的特点。《易经》的核心精髓在于“变易”。这个“变易”强调的是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天下所有事物都处在阴阳不同环境之中,它会随着时空推移而变化,同时根据各事物自身条件的不同,事物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变易的观点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特点。用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万事万物才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易经》正因为是坚持在特定环境和时空条件下(天地六合之中)来观察事物,所以《易经》的生命才能永保青春。这也是《易经》久盛不衰,能在不同时代为人们所解释、所利用的原因。今天,面对社会发展的长远问题,我们提出了和谐社会发展目标,这是针对•社会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难题。这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外部和内在环境条件的。也就是《易经》的“变易”。只要我们从消除社会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入手,不断地实现人们的财富增长,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坚持发展精神文明,和谐社会是能够实现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包容性的,稍懂易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修养。《易经》是包容性的思考,而不是批判性的思考。大家知道“群龙无首”这句成语来自于乾卦用九的断言,“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易经认为“群龙无首”竟然会是吉象呢?其实它是指一群龙,虽然刚健勇猛,却并没有逞强好胜,争夺领导地位,而是和平共存、和衷共济,形成一种和谐的良好局面。包容性的思考就是接纳和宽恕,如果只有仇恨,我们如何从战争和无尽的冤冤相报中解脱出来呢?只有宽恕和谅解,化仇恨为和平,才能和谐共存。俗话说“能容人处且容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里讲的“容”就是包容、宽容。《易经》的变易就是交换、改变的意思。单从字面已经很清楚,交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要心沟通了,自然就会和谐。改变是一种让步或退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退步是为了进步。弥勒和尚说:“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只有对他人包容,自己也才能被他人包容;退步是一种虚怀若谷的作风,在退步中可以看清自己未来的方向,以退为进是不争,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人遇困难时需要学会像水一样的包容和改变,在执著和进取的同时提醒自己不要钻牛角尖,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尽量体恤对方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而学会了包容和改变,一切困难都会容易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