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瘟神之疫鬼

妖怪之疫鬼 

从公元前770年，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在有史料记载的2681年历史中，明确可查的大规模瘟疫年份多达669年——平均每隔四年，中国就要经受一次大疫冲击，而史书未载、尤其宋代前之遗阙者，更不知凡几。大疫流行常伴随在天灾战祸之后，此时的灾区往往已经满目疮痍，百姓疲弱至极，疫病来袭，更毫无抵御之力。于是疫情狂风般摧枯拉朽席卷人间，所过之地，辄死尸盈野，千里萧然。那是今人无法想见的惨状，「市肆寺观死尸枕籍」，平时热闹的商圈，店铺停业，只剩下满地尸体，像垃圾一样堆在街头，到处尸臭弥漫。这时候，有人却在那些已经全数死绝、毫无生机的村落、废墟之中，看见了面色苍白的童子，脸上挂着诡秘的微笑，倏忽隐灭。

疫鬼

「疫鬼」是个笼统的概念，理论上，一切致瘟疫流播的邪物，都可以纳入疫鬼范畴，所以疫鬼目击记录，描述其形象总是千奇百怪，有时是女人，有时是巨人，有时是个小孩子。上期提到的「夜星子」，据说随身携带有收纳疠气的口袋，适时散布疫病，那么夜星子也可以归入疫鬼之列。《异苑》载录了一个类似夜星子的恐怖老太太，那是在南朝刘宋之世，豫章郡有户人家，有一年秋天的傍晚，妻子和妹妹在一起闲话，忽然不知从哪里掉下一只两尺长的大蜈蚣，正落在二人面前。二人吓得半死，赶紧叫仆人夹了扔出门去。那仆人才出得门，迎面撞见一个老妇，僵直地站在门前，衣服褴褛，浑身臭气，眼睛没有瞳仁。接着，这户人家全部染疫而死。

初代疫鬼，其实出身异常高贵。他拥有轩辕黄帝的嫡传血脉，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原「北方天帝」、后来继承「中央天帝」的颛顼之子。上古诸神之战，颛顼击败水神共工氏，后者怒触不周山，酿成滔天巨祸，亿万生灵遭殃。祸首虽是共工，但颛顼亦难避咎累。加上他曾下令摧毁中国的「巴别塔」——连通天地之路，彻底断绝了人类直接沟通神灵的渠道，人神两界，颇有怨声，于是子嗣遭到报应，三个儿子死后都变成了恶鬼。

此说最早见东汉《论衡》，书上说，颛顼氏有三个儿子早夭，化为邪物，一个盘踞长江，是为疟鬼；一个在若水（或指雅砻江），或藏匿山林，俗称「魍魉」；还有一个就是疫鬼。

《搜神记》说法大同小异，干宝指出，颛顼这三个儿子都属于疫鬼：疟鬼、魍魉，另一个是「小儿鬼」，专门惊扰小孩子。疫病夺命，无质无形，比起旱涝兵革，更加神秘，令人无法揆测，因此也更容易接入巫术文化。

驱禳疫鬼的仪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巫术形式之一，经历数千年的演进，该仪式至今犹存，就是「傩戏」（傩nuó)。先秦、包括秦汉时代，傩戏可以驱逐的鬼怪种类很多，疫鬼和魍魉都在其中，且都是重点驱除对象。日后介绍「魍魉」，尚要细谈这项繁复而神秘的驱魔大法，此处暂且不具。除了大傩，民间还有一些简单的疫病防御措施。

东汉末年，公元217年，「建安大疫」爆发。从北到南，从军队到贵族，疫情荼毒人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建安七子之中，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此「五子」皆染疫而死；东吴鲁肃、曹魏司马朗（司马懿长兄）亦殁于这场席卷半壁的特大流行性疾病。当时，曹植写了一篇《说疫气》，说每户人家的门前都着悬挂符箓，试图拒疫鬼于门外，也就是把疫病挡在家门之外。曹植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是「愚民所为」，并指出，瘟疫流行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曹植这个解释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见事独明，不苟同于鬼神致病之说，其实细细品味，多少能看出一点言外之意——疫情爆发这一年，魏国夺储之争有了结果，曹植败北，曹丕成为储君。储位甫立，就赶上灾疫流行，总不是什么好兆头，曹植抓住朝野恐慌，用一句「阴阳失位」的解释，暗指曹丕「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试图引导舆论的共鸣。当然曹植这点小聪明最终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曹丕照常即位称帝，老百姓还是照样害怕疫鬼。

作为疫鬼初祖，颛顼的不肖子启动了传染病之源，在此之后，疫鬼形态逐渐多样，有时候甚至成队列的入侵人间。建安大疫四十年前，汉灵帝建宁二年，四川遭到瘟疫袭击，死者极众。有个叫丁季回的书生，素居青城山研习医道，此番下山救世，东过南阳城，见街上满是倒卧待死的病人，于是取出特配的雄黄丸分发，一经服下，立即痊可。时有能睹鬼者，见书生所到之处，满街鬼物，悉数溃散。后来鬼王亲自现身去见书生交涉，说请你收一收法术，不要阻挠我们办事。书生说我不会什么法术，只有些成药，说着从囊中拿出雄黄丸，鬼王一见此药，惧怖之极，叩头乞命而逃。从此，雄黄丸辟瘟的说法，传遍人间。巨型化是疫鬼志怪的另一个常见倾向。东晋有个叫夏侯弘的人，生有阴阳眼，常受人请托，向鬼打听事情。一次他在江陵遇到群鬼过境，其中一只庞然巨鬼，手提长戟，阴气逼人欲死。夏侯弘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吓得躲到路边。待巨鬼去远了，他觑空捉到一只掉队的小鬼，才查问到这群鬼欲赴荆州、扬州，那巨鬼手中之戟，刺人则病。此后不久，在南朝刘宋，湖北黄州也出现了一种巨型疫鬼，当地称作「黄父鬼」。此鬼常规形态身长丈余，能隐形，通玄变化，有时会化为小儿，有时化为妇人，有时甚至变成烟雾木石，潜入人家，对人一笑，其家则必得疫疠。这种鬼并不常见，有时十几年才现世一次，但在黄州曾造成过极大恐慌。也难怪，好端端的一觉醒来，看见床前站着个一丈高的巨人冲你微笑，吓也吓傻了，岂能不恐慌。

大约从东晋开始，疫鬼不再是“一群鬼在战斗”，他们把神仙拉进阵营，散播瘟疫变成了奉天命行事，为此还特别搬出一番道理，说下界行恶之人太多，行瘟是为涤荡人间。野鬼受招安成了神仙，自然要纳入天府编制，疫鬼被编入「瘟部」，由瘟神领导。早期瘟神有两位：一位是曹魏镇西将军、灭蜀双子星之一的钟会；另一位就是兼任财神的赵公明，所以说供奉赵公明，真正是“发财消灾”，可以一举两得。后来神仙队伍扩编，瘟神增加到了七位（一说五位，即五瘟使者），各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传染疫病。这是出自道藏，或在民间影响较广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幅员辽阔，在信息交流不畅的时代，各地区，包括一城、一县甚至一个村落，都可以演生出独特的神鬼信仰，比如土地神、城隍神以及「淫祠文化」。那么，民间实际上究竟供奉了多少种瘟神，就实在很难说了。明朝浙江有个书生，赴杭州应乡试，晚上住在试馆，听见两鬼密谈，要在井里投瘟毒，污染全城水源。书生一着急，又别无善法，于是以身当毒，自己抢来毒药吃了，死在井里，次日捞起，全身已青紫变形。杭州人感其大德，奉这书生的亡灵为地祇元帅，专司驱瘟辟邪，也就成了杭州本地的专有瘟神。知道现代，每年五月十八「旌德观」还有举办「老元帅庙会」，正是请这位书生瘟神出来「收瘟」的仪式。类似传说在东南沿海相当常见，情节也相似，且神灵生前亦多为书生，舍身救民，死后被封「王爷」。至今福建、台湾尚有数以百「府」的「王爷庙」，供奉着不同的书生瘟神。每年五月「送王船」，将华丽的木船推入大海，象征着送走瘟神。海峡两岸互相送瘟，大陆在这边送，台湾在对面送，有时候，木船会漂到对方那里……那就很尴尬了，“喂，你家瘟神不要往我家送啊！”所以后来改成了在岸上焚烧，不再整船入海。据说昔荷兰红毛鬼袭扰台湾时，曾夜遇漂流的「王船」，荷兰人以为敌舰，举炮轰击，天明一看，满船皆是纸糊神像，大骇，不数日，疫死过半。

厦门「送王船」

疟童

疟疾是由蚊虫（按蚊）叮咬输入感染血液引起的传染病，民间俗称「打摆子」，病人要经历彻骨的体冷、接踵而来的高烧，继而恶心呕吐，可能出现腹泻和神志不清。湿热的南方发病率比北方更高，所以关于颛顼之子的传说认为疟鬼出没于长江流域。

历史上，许多被贬谪或流放到南地的著名文人在这种疾病的折磨下发出过痛苦呻吟，疟疾和南方江河沼泽、崇山峻岭间的山魈、瘴气、毒虫一道，构成了中原文人对南方，尤其岭南地区的恐怖印象。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为灾民仗义执言，触怒权贵，被外放到远离长安数千里之外的广东清远市作县令。行至湖南郴州，染上疟疾，一时病势沉重，寒热交煎，不能离榻。向来秉持儒学道统、敬鬼神而远之的韩愈，此时苦于恶病煎熬，也不得不从权，写了一篇《谴疟鬼》，以接近巫术的形式寻求康复。疟鬼常以童子形态出现，故亦称「疟童」。南北朝的时候，有个病人疟疾发作，无比难受之际，迷迷糊糊看见一群小孩子在拉他的手脚，病人烦恶的要死，不知这是哪里来的顽童？反手抓住一个，待要问一问，那小孩忽然扑啦啦变成一头黄色的水鸟，其余小孩一哄而散。病人大奇：“这下有肉吃了！”精神一振，把鸟儿拴在窗子上，打算宰来煲汤，等他生火烧水，准备杀鸟时，鸟却不见了，而他的疟疾，也霍然痊愈。疟童的胆子似乎不大，只要被人看破了原形，不难驱逐。清代，南京上元县的陈县令是袁枚的同事，有一回俩人喝酒扯淡，陈县令说了件少年时代的往事。当时陈县令同一个朋友赴秋闱乡试，路过安徽马鞍山，借住在一座关帝庙里。他那朋友路上染疟疾，时时发作，一直硬撑着。陈县令为人义气，见他病势缠绵，客中又没有人帮手，于是主动住在一间，日夜照拂。一天午后，朋友正蜷在床上昏昏沉沉，陈县令临窗看书，忽见廊下一个童子，穿一身青衣青鞋，面色惨白，慢慢趋到门前，探头望着朋友。陈县令以为是庙里的小孩，没有在意，那朋友却蓦地难受起来，呻吟扭动。那童子跨步上前，站在榻边，举起近乎透明的小手摇摆不止，朋友哇的吐了一地，呻吟的更厉害。陈县令觉出异样，大喝一声，疾扑上去，手指触到童子衣角，登时一股寒气，直入周身血脉。陈县令浑身寒颤，那童子也受到惊吓，慌慌张张跑出，足音“飒飒”，如风扫落叶，不似人声，一直跑进中庭，倏然无踪。陈县令转了一圈，遇到的人都说不曾见过这么个小孩，他疑惑地回到房间，却见朋友呼吸匀长，面色转佳。而陈县令两手黑气，如遭烟熏，数日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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