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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伯崑教授，1923年生，河北省宁河县人。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起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厉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指导和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人。曾任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
朱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和易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朱先生1954年与石峻、任继愈先生合作撰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参与编写了《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此提纲是建国后首次正式发表的中国哲学史通史类作品，为1949年后我国中国哲学史教学做出了贡献。与洪谦、任华、汪子嵩教授合作编写了《哲学史简编》，撰写了其中的中国哲学部分；主编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隋唐）部分；选编了《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先秦—隋唐）；主编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并撰写了其中的近代部分和隋唐佛教部分的一些章节，该书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学参考书，197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铅印本；主编了《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下册；撰写了《先秦伦理学概论》；撰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讨论稿），该大纲至今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参考之用。主持了《中国儒学百科全书h1995年以来，主编了《国际易学研究》杂志，目前己经出到第7辑；主编了《易学智慧丛书》第一辑、第二辑。除上述著作外，朱先生还发表了论文数十篇。朱伯崑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150万字的《易学哲学史》。该著作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上册；1988年由该社出版中册；1995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全四册：1991年由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修订本四卷。2005年昆仑出版社将推岀第4版。著作讨论范围从先秦一直到清代，是第一部系统并深入研究易学的著作。著作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历代易学，既体现了中国哲学各个时代的特点，同时又弥补了中国哲学自从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忽视经学的缺点，并引导经学研究重新成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方向，堪称20世纪后半期中国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该著作目前正被日本学术界以10卷的篇幅翻译。朱伯崑先生学贯中西，功力深厚，治学既重视文献资料的历史梳理，又强调概念范畴的理论分析，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北大学派的领军和代表。
朱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也是继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北大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就表现出独立于教条主义式意识形态的特点。1957年发表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文，即反思简单地套用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出了先生的学术洞见和勇气。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先生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工作主要以哲学史教学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为主。这些工作，为全国范围内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用“民至如今受其赐”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先生自五十年代起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教学骨干，教学活动持续了四十多年，主要开设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资料讲解”、“中国哲学史学史”、“中国伦理学名著选读”、“易学哲学史”等。朱先生是同时代学者中授课最多的教师之一，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心得。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摆脱僵化的教科书模式，朱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中国哲学史讲授大纲。该大纲摆脱了旧的教条主义做法，突出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和特点，尤其注重历代理论思维的成绩。这个大纲虽然没有转化为一个系统的教科书，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讲授产生了重要而实质性的影响。朱先生是著名的易学家，易学哲学领域的奠基人，易学哲学研究大师。先生认为，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基本上是通过易学来锻炼的。因此研究中国哲学而不研究易学，就不能深入把握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特点。正是基于此种理解，朱先生举十年之力，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易学哲学史》。该书系统地讨论了从先秦一直到清代易学哲学的发展，资料翔实，分析缜密，每一部分都不乏真知灼见，从中可见朱先生治学的深厚功力。该著作充分体现了北大学派原始材料和理论分析并重的特点，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哲学界不可多得的经典，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也是朱先生超越前辈学者之处。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贯通哲学和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哲学史研究轻视经学的缺点，并促进了哲学史研究对经学的关注。朱先生认为，不研究经学，哲学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下去。由于易学的特殊性，先生治《易》十分重视义理和占筮的分别，自觉继承孔子“观其德义”及“不占而已矣的精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占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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