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面批判到强势回潮——清初至清中叶象数易学的发展脉络

摘    要：清初，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对象数易学进行了一次总结性批判，意图以此宣告象数易学的终结。至清中叶汉学复兴，一批汉学家重新研究汉易，使早已没落的汉代象数易学又响起强势回潮的涛声，其代表人物有惠栋、张惠言、焦循等。

张惠言阐述了他的象数易学史观，对汉易象数学家大力推崇，认为虽然郑玄的“爻辰”说“未得消息之用”，但其以“礼”解《易》的方法值得肯定；荀爽的“升降”说虽有许多不足，但其将乾、坤视作其余六十二卦升降变化的总根源，可谓“得《易》之大义”；虞翻之易“与荀同原，而闳大远矣”。

焦循则立足象数学立场，对王弼易学进行了总批判，提出了他新创的“旁通”说，同时大胆运用古代六书“假借”方法解《易》，以至繁琐迂曲，牵强附会，引来诸多争议。总之，全面总结与强势回潮，勾稽了汉易象数之学在清初至清中叶的截然不同的际遇，描绘了清初至清中叶象数易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脉络。

清初皇帝喜好钦定和御纂经典的注本，形成了一批以“御撰”“御纂”“御注”“御制”为名的经典文献，奠定了清代庙堂经学的基础。《周易》方面，李光地奉敕主持编纂的《周易折中》，以折中程颐、朱熹两家《易》注为主，而偏主朱熹易学。朱熹易学兼容义理易学与北宋刘牧、邵雍等人的图书易学，而图书易学的本质属于象数易学。

民间则掀起一股批判宋代图书易学兼及批判朱熹易学的强大思潮，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黄宗炎、顾炎武、毛奇龄、朱彝尊、胡渭等。最初引领这一思潮的是黄宗羲，其《易学象数论》不仅率先批判宋儒以后的图书易学，更上溯汉代，将儒、道二家象数易学一一廓清辞辟。

作者以“易学象数论”命名，隐喻对《周易》象数学体系的总结性批判。进入清中叶，汉学复兴，或极力推求恢复汉易，“唯汉学是从”【1】；或进一步阐发，形成了所谓的汉学易的创新派，前者以张惠言为代表，后者以焦循为代表，使早已没落的汉代象数易学响起强势回潮的涛声。

清初至清中叶的易学研究，多以归纳总体发展趋势为重点，如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四卷就以“道学的终结和汉易的复兴”看待清代易学。林忠军、张沛、赵中国等著《清代易学史》【2】对清代易学进行了大篇幅的呈现，林忠军等学者将清朝前期易学归纳为“清初宋学衰落与易学辨伪之学兴”“清中期(乾嘉)汉易复兴和重建期”【3】。

至于对黄宗羲、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易学成就的研究，更是不胜繁丽，成果斐然，但诸家研究多以个案的全面细致描述与呈现为主。故而，笔者拟立足于经学发展的历史，从经学价值的视角，以黄宗羲、惠栋、张惠言、焦循等清代著名象数易学家为代表来呈现清初至清中叶象数易学由全面批判到强势回潮的发展脉络。

一、清初黄宗羲对象数易的清算与总结

《易学象数论》是黄宗羲全面批判和总结象数易学的代表作，也是他对《周易》象数学的一次清算。四库馆臣评价此书说：

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图)》、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之《原象》为内篇，皆象也。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苞》、《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

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矣。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象学之讹。

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泠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洞晓其始末，而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中其窽要者比也。【4】

黄宗羲并非笼统地谈论易学象数学，在他那里，象是象，数是数。易学本来是讲“象”的，其论“象”包括七个方面，即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超出这个范围，如后儒所讲的“纳甲”“动爻”“卦变”“先天”等一卦变为他卦，以及踵事增华、凭空增添的许多卦爻象，皆予以摒除。至于“数”的方面，属于江湖术数类的六壬、太乙、遁甲之法，则考证其原始起因，及古法失传，以为后世所言者皆妄诞失据。

黄宗羲颇具理性精神的象数易学研究，符合客观实际。需要提及的是，他把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明确纳入到《易经》原象中，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度和应有的准确性。因为，“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原系《周易》经传所包蕴之象，《周易》六十四卦除乾坤、坎离、小过中孚、大过颐四组八卦外，其余五十六卦两两之间，互为反对，此即孔颖达所说“非覆即变”之“覆”，亦即“反对之象”。《说卦传》所载“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等等，即“方位之象”。关于“互体之象”，杜预言《左传》所记古占筮已包含“互体之象”：“《易》之为书，六爻皆有变象，又有互体。”【5】

更有价值的是黄宗羲为《易学象数论》所写的序。此序高度概括了易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表明了他在象数学与义理学两派相争中的鲜明立场。因此序至为重要，兹引述全文，并加以分析：

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书)·儒林传》孔子六传至菑川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降而焦(赣)、京(房)，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集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

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

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

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6】

黄宗羲之后，四库馆臣也对易学发展史作了概括。后者应参照了黄宗羲的见解，但也抛弃或改变了黄宗羲的一些有价值的论断。所以要理解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序》，最好将它与《四库全书·易类一》提要的相关内容对照来读，其文曰：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四库全书总目》，第1页)

相较而言，黄宗羲说：“《汉(书)·儒林传》孔子六传至菑川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对孔子至汉初田何的易学传承，因书阙有间，存而不论。四库馆臣则以简单的“汉儒言象数”一句概括，显然未能准确描述汉易之实情。皮锡瑞曾在《周易通论》第十节“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7】中充分论证了从孔子至于田何，传承的仍是义理易。若此，黄宗羲对汉初易学存而不论，较四库馆臣为矜慎。

其次，黄宗羲说：“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集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在他看来，汉代象数学从焦赣、京房才开始，而非始于汉初。

他对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集汉儒象数之学的资料评价亦低，认为是“芜秽康庄”，这是以义理易学为“康庄”大道，而以象数之学为影响“康庄”大道观瞻的“芜秽”之物，其鄙视之意甚为明显。相较而言，四库馆臣仅评焦赣、京房为代表的“禨祥宗”，而黄宗羲所评范围更广，几乎包括汉代以降的所有象数之学。

再次，黄宗羲用较多笔墨评述王弼、孔颖达一系的义理易学：“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

四库馆臣对此只概括为“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将王弼视为《周易》义理派中的“老庄宗”。两者观点有所不同。黄宗羲认为王弼虽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但其《周易注》“简当而无浮义”，未曾笼络“玄旨”。两相比较，黄宗羲的意见更准确。王弼《周易注》以切近人事为主，全面发挥“玄旨”当系韩康伯补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时增入，而四库馆臣将其一并归于王弼。

又次，黄宗羲笔中带有个人感情，当述及程颐易学时褒奖有加，称“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四库馆臣则认为，程颐易学乃是王弼易学的演进，“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将胡瑗、程颐师弟子之学概括为“儒理宗”。

宋代图书之学，黄宗羲认为是“康节(邵雍)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四库馆臣则认为五代、北宋诸人的图书易学远有端绪，乃是汉代象数易学的变种，由焦赣、京房之学，“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

回到《易学象数论序》开篇，黄宗羲说：“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而四库馆臣于“两派六宗”之外，也谈到“九流百家”易学：“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两家都认为，易道广大，其中多有异说窜入。

最后，黄宗羲用了最大的篇幅批评朱熹将《周易》定性为“筮占之书”，卷首冠以《河图》《洛书》《先天图》等，使学者误入歧途，“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元代复科举，《易经》考试《程传》与《本义》并用；到了明代，科举考试追求简便，专行朱熹《本义》，而《本义》所吸纳的邵雍等人的象数易学，误导了后世学人。所以黄宗羲特别指出：“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此话分量甚重。虽然四库馆臣也对易学的发展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但对官方易学的最大代表朱熹易学却故意忽略，这不能说没有受黄宗羲的影响。

综上所论，黄宗羲欲以《易学象数论》对象数易学进行彻底清算，并宣告其终结。同时，他明确指出，学《易》当以《周易程氏传》为正宗，即“反求之于《程传》”。与黄宗羲同时的顾炎武，也对《周易程氏传》大加推崇，他说：“昔之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及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十数家，有明之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8】

黄宗羲、顾炎武都认为程颐的《易传》是学习《周易》的最好注本，应为学《易》者的入门之书。然而，后世惠栋、张惠言、焦循等重新研究汉易象数学，使散佚已久的汉代象数易得以再现与复活。

二、张惠言对汉易象数学的推崇

清中叶后，学术思潮出现重要转折，即整体上从义理学向考据学转变、由宋明理学向汉代经学转变。自王弼以来，《周易》义理派的一路高歌猛进，至清中叶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以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为代表的《周易》象数学派的兴起。

首先是清中期的惠栋，他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辑出汉代易学家的资料，撰成《易汉学》，引领清代“汉学”的兴起，又吸收、采用汉儒象数易学的方法，撰成其易学代表作《周易述》。四库馆臣认为此书“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四库全书总目》，第44页)；皮锡瑞也认为惠栋“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经学通论》，第47页)。

令清代象数易学真正形成气候的代表是张惠言和焦循。皮锡瑞说：“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通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经学通论》，第62页)张惠言主要从事汉易研究，其学以虞翻为主，兼修郑玄、荀爽之学，对汉代象数易学的旁通、卦变、乾坤升降、飞伏、纳甲、五行、卦气、互体诸说皆有研究，然“其对虞氏易义的阐发……其理论思维水平是比较浮浅的”(《易学哲学史(第四卷)》，第360页)。张氏所论虞氏易义、消息等汉易象数内容，前贤所论已繁，故此处拟从其对汉魏易学家之评断，呈现其象数易学史观。

张惠言的易学见解，可以从其《周易郑荀义序》来观察，此文首先批评了郑玄的“爻辰”说：

昔者虙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易》实述之……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而应，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溓(慊)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论；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能及之也。【9】

张惠言之论是说，圣人所创立的《周易》，八卦相错，数往知来，与时消长，以表天地间事物的万千变化。而郑玄的“爻辰”说只以乾、坤两卦十二爻对应“十二星次”“二十八宿”。《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取象止于十二，“未得消息之用”。张惠言还指出，郑玄经学的主要成就在三《礼》之学，他曾以“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的礼学思想来解《易》，为诸儒所不及。

张惠言接着评论荀爽易学说：

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阳常升而不降，阴常降而不升……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章章乎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茗柯文编》，第42页)

荀爽主“乾升坤降”说，惠栋已先言之。惠栋《易汉学》卷七《荀慈明易》首列“乾升坤降”一节。单看标题容易认为是单卦乾升和单卦坤降，其实并非如此，惠栋说：

荀慈明论《易》，以阳在二者当上升坤五为君，阴在五者当降居乾二为臣，盖乾升为坎，坤降为离，成既济定，则六爻得位。《乾·彖》所谓“各正性命，保和太和”，利贞之道也。【10】

王弼以降，义理派学人读《易》，只就一卦内解释其卦爻辞，一卦中各爻的位置和性质基本是不变的。有一些爻辞的意义不好理解，则世代义理学家不断贡献智慧，为之补苴罅漏。象数学家与此不同，他们把卦爻看作是动态的，不仅本卦之爻可以相互移动，本卦之爻也可与他卦之爻相互移动。

以上面惠栋之言为例，他所分析的荀爽用例实际是在乾、坤两卦中进行的。即乾卦中的二爻为阳爻，此阳爻不应当在二爻的位置上，而应在五爻的位置上，但乾卦五爻已经是阳爻，于是就上升到坤卦五爻的位置为君。而坤卦的五爻是阴爻，不当居五爻的位置，于是降为乾卦的二爻为臣。这种“升”“降”的结果，就在坤卦的上卦中产生了一个坎卦，而在乾卦的下卦中产生一个离卦，坎上离下而成一个六爻各得其位的新卦——既济卦，又称“既济定”。

荀爽的其他用例与此一致。如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此“德施普也”不好理解。荀爽注：“见者，见居其位，田谓坤也，二当升坤五，故曰‘见龙在田’。‘大人’谓‘天子’，见据尊位，临长群阴，德施于下，故曰‘德施普也’。”【11】

为解释“德施普也”一句，将此卦之爻，变成他卦之爻。当然此“变”非真变，而是虚拟的变，带有“隐性包含”“穿插解释”的意味。这使得对《周易》的解释变得异常繁复。虽然荀爽的“乾升坤降”说偶或对《周易》卦爻辞有合理的解释，但仅凭此法解释《周易》所有卦爻辞以及《彖》辞、《象》辞，难免有许多牵合之处。

在张惠言看来，荀爽的“升降”说可能有许多不足，但他将乾、坤二卦当作《周易》其余六十二卦升降变化的总根源，“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所谓合于“《易》之大义”，就是《系辞传》所说的“乾、坤，其《易》之门邪”“乾坤，其《易》之蕴邪”。

张惠言接着又评论虞翻易学说：

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原，而闳大远矣。(《茗柯文编》，第42页)

张氏此语，以虞翻对《周易》乾卦的解释提炼虞翻易学思想。虞翻曾提出：“六十四卦，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周易集解纂疏》，第35页)若此，明了乾卦的解释方法，也就知道如何说解六十四卦。乾卦纯阳，并无阴爻。但乾卦二、四、上爻失位，须“变而之正”，即皆变为阴爻，如此而成坎上离下的既济卦，或称“既济定”。

坎为月，离为日。“乾元，立天之本”【12】，日月运行，成为立天之本。因为乾卦原本都是阳爻，初、三、五爻位正而不变，为“七”；二、四、上爻位不正须变，为“九”。因此，重新确定六位，即六画，其结果就是“既济定”。“六爻发挥旁通，乃成六十四卦”【13】，如同《系辞传》所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六十四卦可以穷尽天地万物终始死生之理。

在千变万化中，“吉凶悔吝”自然会体现于其中。“六爻发挥旁通”是虞翻解《易》的最主要方法，所谓“旁通”，犹如来知德的“错卦”，即一卦六爻皆反，阳变阴，阴变阳，而成为另一卦，其终极目标，是“之正”而成“既济定”。六十四卦之中只有既济六位皆正。“六位皆正”就是“天下治”的标志。故此，乾卦才具“元亨利贞”四德。张惠言称赞其“盖与荀同原，而闳大远矣”，对虞氏旁通说给予高度赞誉。

张惠言评判郑玄、荀爽、虞翻的象数学后，顺便评论了义理派的王弼之学，他说：

王弼之说，多本郑氏，而弃其精微。后之学者习闻之，则以为费氏之义，如此而已。其盈虚消长之次，周流变动之用，不详于《系辞》《彖》《象》者，概以为不经。若观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岂不信哉！(《茗柯文编》，第43页)

他认为王弼放弃郑玄、荀爽象数易学的精微处，以至后世学者以为费氏易即如王弼易，乃至《系辞》《彖》《象》未曾详言的消息、卦变皆为荒诞不经。他提出，“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等方法，渊源有自，皆是田何一脉传下来。显然，此为张氏完全站在汉易象数学的立场所作的评价。皮锡瑞不同意其观点，说：“以卦气、十二辰之类亦祖田何，则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无有主卦气、十二辰之类者，不可以后人之说诬前人，而以《易》之别传为正传也。”(《经学通论》，第31页)皮锡瑞所指张惠言的错误，颇中肯綮。

立足象数易学立场的张惠言，虽批评了郑玄“爻辰说”，但对于荀爽、虞翻的象数方法则给予高度赞扬，将汉易地位崇至极高。同时，对王弼易学颇有微辞。

三、焦循对《周易》象数方法的进一步推衍

张惠言之后，焦循进一步推阐汉易象数的方法，甚至认为“《周易》所言全指象数，与义理无关”【14】。此言将象数易学的地位推至巅峰，使义理易学无容身之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絜净精微。”【15】焦循在乾嘉汉学背景下享有盛誉，梁启超并非易学专家，此言有嫌铄于众口，随声附和，不思之甚!笔者不敢苟同。

焦循易学属于象数学。他不满王弼义理学的解《易》方法，对王弼易学有一个总体批判：

至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颟顸于“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长，既偏执于扶阳；贵少贵寡，遂漫推夫卦主。较量于居阴居阳，揣摹于上卦下卦。智虑不出乎六爻，时世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识，不足与言通变神化之用也。【16】

王弼解《易》，在本卦之内，通过上卦、下卦关系，爻与爻之间的乘、承、比、应关系，扶阳抑阴原则，当位居中分析以及卦主分析等来解释卦爻辞的含义，焦循讥讽其“智虑不出乎六爻，时世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识”，而他自己所推崇的象数学方法，一卦可通他卦，可“通变神化之用”。焦循说：

《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即以寡天下之过。改过全在变通……圣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全于此“一以贯之”。则《易》所以名“易”也，《论语》《孟子》已质言之。而卦画之所之，其比例、齐同有似九数；其辞则指其所之，亦如勾股、割圆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变动之迹。吉凶利害，视乎爻之所之。泥乎辞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义以索算数也。【17】

焦循以孔子“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为根据，认为“《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即以寡天下之过”。然而，他话锋一转，提出“改过全在变通”。以“变通”为宗旨，为其主张的各种“卦变”方法赋予合法性。在焦循看来，《周易》中的卦画(即无字之《易》)所蕴藏天地间的道理，有如算数一样合乎规律，而卦爻辞的文字只如几何图形上所标示的甲乙丙丁子丑一类的符号。因此，不必拘泥于卦爻辞的符号意义，以致忽视《周易》卦画(即无字之《易》)中所蕴藏的天地至理。这种解《易》方式与义理派据卦爻辞以阐释《易》理的方法，显然大相径庭。

依焦循之见，《易经》诸卦，卦爻辞相同或相近，则必有“旁通”关系。其所谓“旁通”与三国时期的虞翻又不尽同，虞翻的“旁通”犹如后世来知德的“错卦”，即原卦六爻全变而成一新卦。焦循的“旁通”有两种：一是原卦中“旁通”，此类“旁通”有似于王弼易中的“正应”关系，只是王弼“正应”两爻不动，而焦循则要求“正应”两爻若“不当位”(即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时可互换位置。

焦循又将此法推广至本卦与他卦的关系，即另一种“旁通”。焦循在《易图略》中说：“凡爻之已定者不动。其未定者，在本卦，初与四易，二与五易，三与上易，本卦无可易，则旁通于他卦，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18】“凡爻之已定者不动”，指当位之爻，阳爻当阳位，阴爻当阴位，保持原样不动。阳爻当阴位，阴爻当阳位，两者有“正应”关系者，则阴阳互换位置。在一卦之中如此，在两卦之间也如此。“旁通”互易的目的是要使不当位之爻变得当位。

本卦与他卦如何“旁通”连接，可以采用一个方法，就是先看《易经》中任意两卦中有无相同和相近的卦爻辞，然后去寻找两卦的“旁通”中介。比如小畜经文“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六五爻辞也有此语。两卦看似并无联系。但焦循以豫为旁通中介，即小畜上九爻与豫六三爻旁通，而成小过。他以小畜二之豫五，以解“密”为“实”，之后又以小畜上之豫三而成咸，咸无坎，即“无雨”，并以小畜二之豫五，上有兑，以释“西”和“郊”，以二者相交皆有我解“自我”。(《雕菰楼易学五种》，第17页)

至于小过六五爻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则又以中孚为桥梁，说：“中孚二之小过五，而后上之三。仍不异小畜二之豫五，而上之豫三也。”(《雕菰楼易学五种》，第90页)在《易通释》中，焦循将二者同辞的解释进一步繁杂化，没有认识到如此繁难的诠释路径对《周易》研读所造成的危害，还说：“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辞又见于小过六五。小畜上之豫三，则豫成小过……解者不知旁通之义，则一‘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与小过同辞？”(《雕菰楼易学五种》，第850-851页)认为是“解者不知旁通之义”。为什么小畜卦与小过卦都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语?这一问题意识很好，但解决的难度很大，因为作者原意已难知晓，对此可以作出各种假设，并非只有“曲径通幽”式的“旁通”一条路。

事实上，不用焦循“旁通”之法，仅从小畜卦、小过卦自身出发，或可解释得更好。因小畜上卦为巽，二、三、四爻互体为兑。巽为风，兑为泽。兑泽之气上行而为云，巽风吹使离去，故曰“密云不雨”。兑方位在西，故曰“自我西郊”。小过二、三、四爻互体为巽，三、四、五爻互体为兑，故可作同样解释。如此解释的好处是：第一，只在本卦中就可解释通，不必“旁通”他卦。第二，它可以圆满地解释“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含义，远较焦循所自诩的“旁通”法方便快捷。

焦循曾批评王弼解释坤卦上六爻辞有暗袭郑玄“爻辰”说之嫌。他说：“解‘龙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巳。”(《雕菰楼经学九种》，第4页)王弼解释坤卦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说：“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19】

坤卦上六本是阴位，而“龙”是阳的象征，为什么在坤卦上六这个阴位上会出现阳龙呢?王弼的解释是说，上六是坤卦的最高位，阴盛不已，物极必反。王弼说：“盛而不已，固阳之地。”“固阳之地”一句比较费解，其意大概如《礼记·月令》所说，季冬“行春令……国多固疾”，盛阴行阳令，为阳所忌，“阳所不堪，故战于野”。

王弼此解，除“固阳之地”一句容易使人误解外，总体上是不错的。而焦循恰恰抓住“固阳之地”一句批评王弼“解‘龙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巳”。郑玄解坤上六为“爻辰在巳”，巳为蛇，蛇为假龙。其实，王弼的解释与郑玄的“爻辰”说并不相同，焦循将两者拉扯在一起，好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焦循本人对坤卦上六爻辞又作如何理解呢？焦循《易章句》解释“上六，龙战于野”说：“谓乾上之坤三成谦也。谦三互震为龙，上之三为凶事，故战。野谓坤也。”又解释“其血玄黄”说：“坎为血，震为玄黄。谦三互坎兼互震，故有此象。”(《雕菰楼易学五种》，第8页)即对坤卦上六爻辞，不能借助坤卦本身来解释，而要通过卦变方法，将坤六三爻与乾卦上九爻“旁通”，变成谦卦。

谦卦卦爻辞并无可解释坤卦上六爻辞的内容，于是又通过谦卦三、四、五爻互体“震”与二、三、四爻互体“坎”，将“震”解释为“龙”，将“坎”解释为“血”。这是典型的象数学解《易》方法。如果坤卦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需要通过谦卦互体来解释，那此一爻辞为何不写在谦卦中，而要如此大费周章呢？这种迂曲而牵强附会的解释，显然不如王弼通过本卦来解释更为合理。

焦循在《易经》解释上有一大特点，就是大胆运用古代六书中的“假借”方法。焦循《易话》一书载有“韩氏易”一条，其中引述《韩诗外传》说：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见疾据贤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殽，疾据五羖大夫、蹇叔、公孙支而小霸；晋文公困于骊氏，疾据咎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越王勾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齐桓公困于长勺，疾据管仲、宁戚、隰朋而匡天下。

此皆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而不亡者，未尝有也。以“疾据贤人”解“据于蒺藜”，则借“蒺”为“疾”，由此可悟《易》辞之比例。《汉书·儒林传》称“韩婴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于此可见其一端。(《雕菰楼易学五种》，第1050-1051页)

《韩诗外传》对于《周易》困卦六三爻辞中“据于蒺藜”一语的解释，不仅是别解，文理也不甚通。“蒺藜”本一名词，即使读“蒺”为“疾”，亦应是“据于疾藜”，而将“疾”字提到“据”字之前，就变成了“疾据于藜”。纵使“疾据”可以连读成辞，那“于藜”又作何解释？况且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几乎没有将“疾据”二字连读成辞的。

其文理不通显而易见，焦循却将此解奉为圭臬。焦循说：“余于其以‘疾’解‘蒺’，悟得经文以假借为引申。如借‘祇’为‘底’，借‘豚’为‘遯’，借‘豹’为‘约’，借‘鲋’为‘附’，借‘鹤’为‘隺’，借‘羊’为‘祥’，借‘袂’为‘夬’，皆韩氏有以益我也。”(《雕菰楼易学五种》，第1051页)今于此段论述中抽取二例予以分析：

大过卦《象》辞“遯世无闷”，中孚卦卦辞“豚鱼吉”，焦循认为“豚”通“遯”，“豚鱼吉”可理解为“遯鱼吉”。不过，唐代许浑有诗句说：“江豚吹浪夜还风。”【20】江豚绰号“风信”，能预知风向。中孚卦是讲孚信的，似将“豚鱼”解释为江豚更好。“豚”与“遯”虽然可以假借，但在解释具体卦爻辞时应视情况而定，不可滥用假借方法。

又，焦循《易通释》卷十说：“履上九‘视履考祥’，古‘祥’字通作‘羊’也。考祥即考羊也。履二之谦五成无妄，能视能履，故云‘视履’。上之三成革，革上兑，羊也，故云‘考祥’。”(《雕菰楼易学五种》，第497页)这是说，履九二爻不当位，与谦六五爻旁通互换，而成一新的无妄卦。

无妄卦被视为“能视能履”(无妄卦爻辞中并无此意)，所以履卦上九爻写下“视履”二字。又，履卦上九爻与六三爻皆不当位，再次互换，而使原来的履卦变成了革卦，革上卦为兑，兑为羊，所以接着“视履”再写下“考祥”二字。这样写出来“视履考祥”或“视履考羊”，究竟有何义理，焦循未给予合理解释。

其实，《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其主题，此主题由卦名标示【21】，每一卦的卦爻辞是围绕主题而设的，并非由旁通卦的卦象拼凑出来的。以履卦为例，“履”有“践履”“履历”等义，“履” 通“礼”，又有“礼仪”之义。马王堆帛书《周易》中的履卦即写为“礼”卦。其上九爻辞：“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是履卦之终，可以视为个人一生履历的总结。

“视履”，视其以往之所履，“考祥”，考其一生所做善事。“其旋元吉”，旋，归也。谓其一生所履诚善，其归必获福报而大吉。正因如此，王弼《周易注》说：“祸福之祥，生乎所履。处履之极，履道成矣，故可视履而考祥也。居极应说，高而不危，是其旋也，履道大成，故元吉也。”(《王弼集校释》，第274页)王弼此解已然契合经传本旨，无需再以象数学蔓衍之法求其意。

又，焦循《易章句》解释明夷卦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说：“‘箕’，古‘其’字。与中孚‘其子和之’同义。”(《雕菰楼易学五种》，第55页)其实明夷离下坤上，离为明，坤为地。明入地中，社会政治黑暗，正是贤人君子明哲保身、韬光养晦之时，商纣王之时箕子装疯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注脚，且为历代易学家所认可。

焦循又举出唐陆龟蒙之诗：“佳句成来谁不伏，神丹偷去亦须防。风前莫怪携诗藳，本是吴吟荡桨郎。”(《全唐诗(六)》，第899页；又见《雕菰楼文学七种》，第199页)这是一首双关诗，其中暗含伏神、防风、藳本等药名。温庭筠诗：“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全唐诗(六)》，第571页)也是一首双关诗，借“烛”为“属”，借“围棋”为“违期”，“相思”为“红豆”之名，“长行”为“双陆”之名，以喻男之行、女之思。这些诗中运用了隐喻、双关、拆合之法。

在焦循看来，《易经》卦爻辞中也有运用此类方法的。如咸卦初六爻辞“咸其拇”，解卦九四爻辞“解而拇”。焦循说：“虞氏虽作‘拇’，而以艮为指，坤为母，相兼取义，此虞氏说《易》之精也。”(《雕菰楼易学五种》，第562页)解九四爻不当位，与初爻相互调换，而成一新卦——临。临卦上坤为母。咸下艮为手，合“手”与“母”而为“拇”。若咸卦初六爻辞“咸其拇”之“拇”作“手”与“母”的拆解，则六二爻辞“咸其腓”、九三爻辞“咸其股”、九五爻辞“咸其脢”则又当作何解?似此等处，焦循以为是“说《易》之精者”，则一部《周易》几成隐喻、双关、拆合之语？

应该指出，古文献常有用同音字通假的现象。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中有“《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22】，学者不知“巽”为“逊”的同音假借，而按其字形去猜测，将之训为“馔”“撰”等，很难解通。《周易》文本中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假借字在其中。但判断它是否为假借字，必须将其置于整个文本语境中，不能因为某字与某字可以通假，便随意立说。《周易》文字简古，而要了解文义，必须将它放在卦名所标示的主题下来讨论，才不至于使注解太过离谱。

焦循在易学上的“创新”非常突出，但学者对其易学“创新”争议甚大，以致褒贬相差甚远。褒扬者如阮元赞其“石破天惊”(《雕菰楼易学五种》，第1117页)，王引之称其“凿破混沌”(《雕菰楼易学五种》，第1118页)。贬抑者如尚秉和，批评焦循等“求象不得，亦使卦再三变，以成其象”【23】。李镜池也说：“例如号称博通的清代的焦循，写了三本易注，讲什么‘旁通’，其实是东拉西扯，纠缠不清，支离破碎，把文从字顺的话，搞得句不成句，字不成义，不堪卒读。” 【24】高亨更说：“焦循《易学三书》素称绝作，而最为荒滥。”【25】

结 语

清初以降，至于清中叶，以黄宗羲、张惠言、焦循为代表的清代易学家，勾勒了一幅别样的清代象数学发展演变图式。黄宗羲对汉宋象数易学、图书易学进行全面批判，可谓对象数易学进行了一次历史性总结。其所勾稽的易学发展演变史影响了四库馆臣撰写《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总序》时对易学发展的简明扼要总结。

乾嘉以后，以惠栋、张惠言、焦循为代表的汉学家，全力恢复汉易，推衍与阐发，乃至进一步衍化汉易象数学的内容及其易学诠释方法，引领汉易重新回归清代学术的中心阵地，使汉易的象数之学强势回潮。汉易象数之学在清代所经历的迥然有别的际遇，不得不令人反思《周易》象数与义理在易学诠释方面孰优孰劣的问题。黄宗羲基于义理解释的准确性，极力推崇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对于想掌握《周易》义理的学者自然很是恰切。

而惠栋、张惠言、焦循基于恢复汉代象数易学的需要，全力推崇汉易象数之学，构筑了汉易象数学的坚固阵地，虽然在保存汉易象数学知识方面具有重大贡献，对于想了解汉易象数之学进而进一步研究的人亦是很好的门径。然而，焦循易学著作卷帙盈尺，大讲“旁通”“假借”等解《易》方法，繁琐迂曲，牵强附会，枉费了一生研究易学的功夫，乃至被李镜池、高亨斥为“支离破碎”“最为荒滥”。

就易学发展的大历史说，《周易》自汉魏以降即已明确分化出象数易与义理易两派。李鼎祚《周易集解》曾说：“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周易集解纂疏》，第5页)李鼎祚将郑玄作为象数学派的代表，将王弼作为义理学派的代表。这是就唐代以前的情况说的。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义理易学为其主流。孔子所传的易学便是义理易学，直至汉初易学如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说苑》等所载之易说，都是义理易学。至曹魏时期的王弼则建构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义理易学解释体系，此一体系至宋代胡瑗、程颐而达于顶峰，其价值在于通过对《周易》的系统解释，得到了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许多重要规律性的认识，由此大大提升了中国哲学的理论高度，而可以与西方哲学较论长短。

就象数学而言，汉代象数易学家将《周易》与当时天文、历法、音律等科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随着后来科学的发展，学者发现《周易》与天文、历法、音律等理论并无太多联系。宋代图书易学兴起，试图以某种易学图式作为解释世界造化的理论模式，其学说虽然精妙，然而清代学者发现这些解释乃是一些与道家有渊源的学者的奇思妙构，与原本的《周易》并无真实联系。《周易》象数派中此一类探索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其探索的价值。因为人类在对世界认识的过程中，总有“试错”过程，即使失败，仍有其探索的价值和荣耀。

等而下之的是另一类象数学家，他们所探索的不是对世界、社会、人生的认识，而是对《周易》文本卦爻辞意义的解释，当他们对卦爻辞不能理解的时候，就创造出许多逸象，以及解释义例，如旁通、卦变、乾坤升降、飞伏等等，这是一种“编花篮式”的解《易》方法，一卦之爻辞可以在不同卦中穿来插去进行解释，而完成整部《周易》卦爻辞的花篮编织，所编织的花篮看似漂亮，但只是一个空花篮，却没有承载任何东西。

这些象数学家试图解释某句爻辞为什么这么写，其所用工夫不可谓不大，但除了个别释例看似“有理”，大多数解释则显得扞格难通。以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易学思维体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且不说他讲的不对，即使讲对了，对于人们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等并无多少益处，而只会浪费学者和读者的精力。所以，学习易学走对路子非常重要。否则，尽管有象数学的博大精深知识，那也仅是屠龙之术而已。清代张惠言、焦循的易学，即属此类。

皮锡瑞所说“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指张惠言、焦循》始”(《经学通论》，第62页)，非笃论也。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张惠言与焦循易学的价值，他们的易学著作也值得精心研究。但若认为张惠言、焦循二家易书为学《易》入门之津逮，那不免会令后来学《易》者误入歧途，这是本文之所作的主要动因。

注 释

1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四卷，台北：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332页。

2 林忠军、张沛、赵中国等《清代易学史》，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

3 林忠军《清代易学演变及其哲学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第11-20页。

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5 [晋]杜预注《左传(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6页。

6 [清]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78-379页。

7 [清]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3-25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8 李敖主编《顾炎武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9 [清]张惠言著，黄立新校点《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10 [清]惠栋著，郑万耕点校《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1页。

11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12 [汉]虞翻著，[清]李翊灼注，郑同校《周易虞氏义笺订(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3页。

13 [清]张惠言撰，陈京伟导读《周易虞氏义·八卦消息成六十四卦第十六》，北京：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310页。

14 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389页。

15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16 [清]焦循《雕菰楼经学九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4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17 陈居渊主编《雕菰楼文学七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99页。

18 [清]焦循著，陈居渊校点《雕菰楼易学五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84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19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20 黄钧、龙华、张铁燕等校《全唐诗(六)》，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0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册数与页码。

21 参见姜广辉《〈周易〉卦名探源》，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22 朱渊清、廖名春执行主编，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35页。

23 尚秉和《焦氏易诂·凡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24 李镜池《〈周易〉简论》，载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春华秋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论文选》，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25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述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