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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风水文化的东方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东方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靠一种感悟；西方世界是靠实验抽象的办法，西方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其实是把它分成了若干很小的部分。东方人是闭着眼睛想世界，而西方人是睁大眼睛看世界，但这两种思维系统对客观世界都会达到一个共同的考证结果，所以东方的学术和西方的科学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是可以互补的！
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脉，对人和宇宙、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别于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儒、释、道有机结合的独特的建筑文化生态系统。
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否则这个民族便无法存在和延续。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虽然经过许多变迁，但大体上是以儒家的精神为主（儒、释、道三者并不排斥，风水自宋代来是儒、释、道三者结合的中国建筑文化）。我们这里所谓的文化，不是指一些具体的文明，而是指一个民族自己的生活态度，中国人有着与西方人不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中国文化。而建筑物及其装修、环境布置是蕴涵着建筑文化的，精神文化和建筑文化是统一协调的。
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应当了解这种文化的由来。中国的文化奠基于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总结历代的文化，“礼作乐，以仁义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诗”。这种意识完成于孔子，阐释于以后的儒家，形成了三千年来的民族意识，建筑文化也是这种意识追求的结晶。
儒家文化发展到宋代，佛、儒、道结合为一体，深入民间生活，形成新儒家。在宋代的官学和科举考试中，包括风水在内的阴阳学是其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国家大典中，风水作为“术数”建筑文化，也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在风水上体现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一为精神层次，其以“仁”为核心，天、地、人之间是通过“气场”来感应“仁”的联系，追求“仁”的和谐与协调。儒家的风水文化的根本是体现“仁”。对于吉祥的住宅“智及之，德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惟地理与天理并论，发福之地，必留种德之家”、“得吉地全凭种德，非可强而致也”，这是以德、智结合来求吉宅的风水理念。
二为礼俗层次，其以“礼、乐”为核心，包括节日活动、饮食文化、服饰等。“居仁由义”的都城、市镇、村落等民宅建筑从房檐、门宇、厅堂、厨厕、厢房、耳房、廊、过道，到石雕、砖雕、木雕、联额、门扁、扇窗的细纹装饰，无不充满了诗、书、礼、乐的韵味。
三为宅、邑、乡、镇、城、市等物质文化。风水追求宅的选址布局，表现和谐的诗、乐、礼、孝、义、忠、信的环境气氛。现在留传下来的风水杰作，无数的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宅，都是吉祥的住宅。建筑从自然环境到人工的桥、路、亭、塔、门、窗、厅、堂、室等的建造都力图表现儒家的理念与文化追求，是涵养温、柔、敦、厚之德的场所。
在敦煌出土的儒家风水书籍，有唐代的《宅经》残卷（列有《孔子葬经》、《文王葬经》等参考书）、宋代的《地理新书》（收录有《孔子葬经》、《管子葬经》、《孟子葬经》、《马融葬经》、《郑康成葬经》）等。风水作为儒家精神文化的外部反映，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自古就有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祭山川、祭草木的风俗，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祖先。这些都是从万物有灵的活体观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建筑风水与此相适应。儒家对鬼神的基本原则是：人神分离，绝地天通。儒家认为“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丽代尚鬼，周代尚祖先，敬天尊祖，到了西周成王、康王之时，一切归于人事，鬼神的色彩从此逐渐淡化。所以中国自西周起，建筑文化的风水建立在一种环境活体、大地有灵、人神分离的观念之上，有人把万物有灵的观念、大地活体的观念和迷信等同起来，这是不妥当的。
风水也是东方环墙中的诗性艺术，是诗性的景观、艺术的设计，其环境对客观世界的感受，不仅是纯理性的感情，还有诗性的感情，这种诗性的感情能够引导人与环境达到一种共鸣，这种境界是最高的。
风水建筑文化诗性的境界，是一种隐藏在地理环境、人居环境和建筑形体之内的理想化的、精神的、想象力的精神境界。人们的心性与自然环境相应相通。人的诗心，因境而生。我们每当游览一处名山胜迹或是看到一所园林的布置感到赏心悦意时，常常会赞美这地方颇有诗意。恰如苏东坡称赞王维诗画的意境时所说：“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风水的诗景即是“景中有诗”；即人居环境的园林和建筑布局中含有诗的境界。境界就是意象构成的一组联系，意象是一切艺术的根源，没有意象就没有艺术。照片虽然能还原人的样子，但我们不把它算作艺术品，就是因为它缺乏意象。艺术源于现实，而一切现实并不完全称得上是艺术品，因为艺术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了一番组织配合的想象。鉴赏在自然环境之上加工的人工环境的艺术，所得的快慰，是在那一段人工建筑和景观之中表现的情境，而不在具体建筑物体的物质本身。建筑师艺术本领的高下、规划设计手法的高下，在于意象的文化境深。意象构成一系列的联系，浑然不断地涌现出来，便是诗性的境界。宋代风水大师邵雍曾论述“器与象、数、神”的关系，其中“器”是建筑物质实体，“象、数、神”则包含着诗景。
许多著名的城市规划建筑大师初到古城北京，对中国的语言不通、文字不识，但是却对北京城的建筑规划一目了然。如丹麦人罗斯穆森(SteenEilerRasmussen)称：“整个北京城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冢仩省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从1949年到1970年一直负责费城(Philadelphia)城市规划，因卓有贡献而获得美国城市规划协会荣誉奖的美国建筑师恩，贝康(N。Bacon)在他的《城市设计》(DesignofCities)一书中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示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沉浸在仪礼、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这就是古代北京城建筑设计的诗性。
人居环境的诗性境界是一切建筑艺术生命的核心。在具体的现实建筑物质内部，有没有以及有什么诗性的境界存于其中？在建筑实体的内部渗透着建筑规划设计师的艺术想象，所以它可以神变万方，不拘一格。有了自然环境美的现实，再加上建筑规划设计师的艺术创造，便可以创建诗性的出神人化的人居环境。即使很平凡的自然地理环境，经过艺术家的创造，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在一切建筑艺术中，现实的自然环境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建筑规划设计艺术家的手法却是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建筑也是一种艺术，只不过表现的工具不同而已。建筑造形艺术所利用的是颜料和建筑材料，诗所利用的是韵律和语言文字，工具虽异，但同样可以表现出某种境界。而最纯粹的建筑艺术境界就是诗的境界。
没有艺术修养的匠人，眼中所见，唯有建筑的物境，风水中称为“器”，其规划设计的理念仅是对物质功能的单纯需求，只会堆砌楼房，没有个性，和自然环境也元联系。不考虑精神与感情（即象、数、神），所以绝不能叫做诗性的建筑。而依据东方的思维方式，将建筑实体融人大自然环境之中，不仅注重建筑物的物质功能与结构，更重视巧妙的手法，把人性化、民俗礼仪及精神生活的需求联络起来，才能成为天、地、人相结合有组织的建筑景观。
匕物境略高一筹的是事境，这时人们开始注意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用设计手法说明建筑与环境的联系，开始表达主题。事境虽非诗境，但在建筑规划上已经要费心力安排，但这还不是意境的创造。也就是说，建筑实体的组织，还达不到艺术诗性的构成。单体和群体的建筑物本也属于事境，但单体和群体的建筑物诗的建筑景观设计，必须兼有感情，至少也要能征景中表现出作者的感觉，或是事物的动态。像王维的“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便被称为体物甚工，就因为写得出动态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已经到人与情景交融之境了；“数峰清冷苦，商路黄昏雨”，便是以情语为景语，超出事境的范围了。
比事境再高一筹的是情境，一切的感情必有所托才能表现，所谓“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单纯的歌，哭是不容易表现的，所以情语必须兼是景语。建筑物情景的表现，便有刻意暴露与含蓄流露之分，而在设计艺术的原则上，含蓄高于暴露。也就是说，寄托越深远，表现的情感越深远，艺术水平才能越吸引人。
驾于情境之上，而求超出，便是意境。建筑景观的界域与哲学的界线就在这里分途。守住建筑规划理境，可以使意境更高，但太高了，也会使建筑的温情变为枯冷，使人居住游览其间有高处不胜寒之感。若舍弃建筑物的情境而单纯说理，那就脱离建筑诗性的范围了。像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虽然有“白石清泉万古心”之意，但已近于幽寂了。
景观选址设计诗境的最高境界是无言之境，非但情景交融，并且物我两忘，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被人们传为千古名句。诗所需要的是感情。感情期于合，理智期于分，情景交融、物我两忘之境，由纯科学的理性逻辑是无法达到的。
综合上面所说，建筑风水规划设计诗性的境界，下不落于单纯的事境，上不及于单纯的理境，其本身必须是情与景的中和。而一切物态事相，如建筑物的买体、色调、格式，都必须通过建筑物活体体相、组合的感情来表现；一切理境，亦必须不脱离感情，所以感情是东方建筑规划设计（风水）的根本。“诗以理性情”其意就在此。物质体态不过是建筑物诗性的皮毛而已，筑实体与周围山川灵气之间的无声之乐，便是诗的境界。
中国风水学是一门大学问。中国风水学中包含着深刻而系统的思维理念，与中国人的行为准则相一致，这就是易理易构。建筑是物，理念是魂，其中理念就是合于“易理”，合于天地人，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是“天人合一”的易学思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实践、思考和感悟，风水和自然环境、人文心态及当代科学发展状况将融为一体，交汇互生。中国古代的风水大师发明了中国独有的风水操作工具一罗盘；在现代中国大地上，从城市到乡村，还保留着许多风水古建筑，这是风水的活化石；乡村里还有可以给我们随便聊起自己家乡风水特色的老人。尽管其中包含了许多与现代科技相矛盾的方面，但这是因为将近一百多年间断研究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风水学在我国建筑选址、规划、设计、营造中几乎无所不在，这在我国大量的现存古城镇、古建筑、园林、民居及陵墓中可以得到印证。风水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渗透，具有了我国古代哲理、美学、心理、地质、地理、生态、景观等诸方面文化的丰富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风水学中也掺杂着许多非科学的、落后的及人为的因素。
中国风水学的核心内容是天地人合一。中国风水探求建筑的择地、方位、布局和天道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中国风水学中“天地人合一”的原则，拒绝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并指导人如何按这些感应来解决建筑的选址甚至是建造，这才创造了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具特色的城市布局、建筑形式及建筑景观。相比之下，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遍地开花，一此地方政府或追求具体建筑的宏伟壮丽，或追求功能实用，或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建筑与地域、自然、历史条件的融合，造就了今天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城市趋同性，这将是贻害干百的罪过。
现在，国内对风水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全盘否定，认为风水学是封建迷信，使风水的科学内涵得不到合理的发掘，这种观点割裂人类文明的传承性，必然走上民族虚无主义；另一种是基本上肯定，并对风水文化积极因素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使其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去粗取精，去伪存具，这种观点为保护传统城镇风貌、街区景观和特色古建筑等作出了贡献。
我提出的原则就是一分为二地看，风水学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但也存在一些错误和不之处，相信随着人们了解和研究的深入，风水将会在新的时代大放光彩。可以说，历来就有人骂风水，但是风水不仅没有被骂倒，而且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所感悟，这就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风水中有一个流派叫“五音图学说”，这个说法被宋代司马光等人加以批评，所以从宋代以后这个流派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流传的很重要的一本系统讲述风水理论的书是葛璞的《葬经》，里面有六大观点，包括阴阳五行观点、活体说、经络说、循环说等。这些观点从来都没有人提出异议，都认为它们是正确的。
此书中有一个观点是“荫应说”，就是一个人找一块好的地方葬下去，好的生气会使其子孙受到好的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好的发展。司马光等一些学者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他们提出：一个人的家就像一棵大树，树根必然会影响到子孙。这样的学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在韩国及日本，人们都是接受的。在古文献中，风水书比中医书要多，希望那些反对风水的人先看看与风水相关的书，尤其是《四库全书》——皇家认可的风水典籍，看完了之后，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在学术层面上我们欢迎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们所嘲笑的是那些一本风水书没有看过，仅凭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就反对风水的人，这只会被学术界耻笑。
西方的科学与中国的风水采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区分风水中科学、神秘的因素与迷信的成分是没有意义的。风水中既包含了能被现代科学所解释、完全错误的成分（可以称之为“迷信”），也包括到现在还不能确定是真理还是谬误的成分（可以称之为“神秘”）。比如，《葬书》中就有关于水汽循环的理论，与现代地理学中论述大气循环的理论相当，这部分就是所谓科学的成分；风水学中“五音图宅说”（指依照人的姓氏选择住房）是错误的，早就被人批判过；而“福荫反气说”（指阴宅对后代有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对它的正确与否下结论，因此属于不可知的成分。不论怎样，风水的本质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环境、环境与环境的和谐，研究风水就是要找到这种和谐。
人类生活环境正在受到破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资源危机、水土流失、气候反常等都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另外，人类居住的小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人们居住在混凝土森林里，感到枯燥和压抑。风水文化正是调和了天、地、人的关系，并且以人为中心，不但从心理上满足了的需要，而且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在这样的形势下。风水文化必将被世界各国的大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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