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朝：《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致思路向管窥

摘要：《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在汉代被推为五经之首，其所蕴含的丰富哲理历来被众多学者深研、探究和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曰：“《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那么，《周易》是如何对天道进行推演的呢？又是如何实现明人事这一目的？本文就《周易》推天道明人事的致思路向作一探讨。

被视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又名《易经》）历来被看做是一部天人之书，是中国智慧的高度结晶和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自产生以来，其学术地位极为显赫，应用领域无所不包。它作为一部综摄宇宙万物、涵盖人类社会、透显变化发展的原典性著作，凭藉其“究天人之际”的总体宇宙关怀、“大道之源”“圣人之蕴”的终极人文关切、“生生之谓易”“大化流行”的创生日新品格，构建了历久弥新、意蕴丰赡、融摄力强、绵延数千年的易学学脉，世世相传，生生不息。

一般而言，《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是指以六十四卦卦爻符号及卦爻辞构成的《周易》古经，包括卦象、卦名、卦辞、爻辞等内容；《传》即《易传》，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哲们以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对《周易》古经所进行的系统而富有创造性的解说，包括《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其中《彖》、《象》、《系辞》又各分上下两篇，总共十篇，所以又被称为“十翼”。本文尝试对《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内在逻辑与致思路向作一探讨，以起抛砖之效。

一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这是清人的概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中开篇就说：“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这一思想在《易传》中就已经十分明确，《系辞》所言“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就是说明确天之道，察知民之事，由天道而推人事，这是《周易》的重要特色和致思路向。

从发生学角度上看，《周易》乃卜筮之书。但是，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是以“明人事”为旨归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古人用《周易》占筮，预测吉凶祸福，以求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朱熹言：“《易》乃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圣人作《易》，盖谓当时之民，遇事都闭塞不知所为。故圣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会吉；如此做，便会凶。必恁地，则吉而可为；如此，则凶而不可为。”（《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卜筮体现了先民预知未来以有效趋吉避凶的强烈祈向与愿望。这一祈向与愿望的满足，有赖于对占问事项以及与占问事项相关的其他物事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与图景的准确把握。”“《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朱子语类》卷七十二）

《周易》的形成以占筮为基础，但却没有止步于占筮。如成中英先生所说“由于《易经》曾被用于卜卦，它往往被看成是卜卦之书或占筮之书。事实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化的说法。因为即使是在最初，《易经》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显然也不限于占卜一途。当然，应该看到，《易经》的形成过程主要与占筮这一功用有关；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易经》还有为了达到占卜的目的而从中开发出宇宙观和本体论这一面。因此《易经》的占筮显然已不是简单自发的、单纯经验性的占卜，在其中已经确立起一套占筮的原理和学问。”《周易》载道，易道是通过卜筮等方式显现出来的。《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在《周易》古经通过《易传》的解释之后，其宇宙观和本体论等哲学内容便明晰地得到了彰显。

“《周易》……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八卦乃伏羲所创，伏羲氏“始作八卦”也是其“推演天道”、通达人事的过程和结果：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庖牺氏即伏羲氏大到仰俯观象、观法于天地，小到观察鸟兽等动植物，远取之于各种事物，近取之于自己的身体，通过观察天、地、人、我及各类自然现象，始作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用以象征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八卦的创作是建立在“观”的基础之上的，是反复观察、综合、分析、抽象的过程和结果，“其创卦的思维准则纯属哲学的思考，是古人广博精微的象征理念之绝妙体现”因而，最后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还能“弥纶天地之道”：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

在《系辞》作者看来，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皆是天道的发用和展现，都遵循着天道而产生、发展、壮大、衰亡。《周易》恰恰揭示出了涵盖宇宙、渗透万物、贯通天人的大道。“推天道”、“弥纶天地之道”则是为了“明人事”：“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不违”、“不过”、“不忧”、“能爱”……

二

从价值的角度看，在《周易》的视域中，所有价值都来源于“天”，也就是说，“天”是人类价值的根源。“乾元”是天地宇宙一切价值的始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宇宙万物秉承天道的变化而各自获得自己的独特性命，在阴阳之道的作用下“继善成性”：“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既构成了人道的历史前提，又表现为形而上的根据；人的价值创造被理解为天道的延续(继之者善也)，而人格则被视为形而上之道在个体中的展开(成之者性也)。于是，从广义的文化演进到个体人格的形成，都无不奠基于形而上之道，换言之，作为宇宙普遍法则的天道，同时构成了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价值本体。”

《周易》以天道为基，为人立极，以期作为人性形上的依据：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言传》）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上》）

《易传》的作者观象言道，用“阴阳”概括“天”象情状及其变化规律；用“刚柔”概括“地”象情状及其变化规律；用“仁义”概括“人”象情状及其变化规律。就一卦来说，六爻中的五、上爻为天，初、二爻为地，三、四爻为人，天地人三才皆包括在一卦之中。也就是说，《周易》的每一卦都对应着天地人，都含有阴阳、刚柔、仁义的特点。涵盖天、地、人的易道通过阴阳的流变过程客观地落实在天地人之中。天地万物（包括人）存在的根本，在于阴(柔、仁)与阳(刚、义)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和交感过程，恰恰就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流变过程。

《周易》贯通天道与人道，以天道顺性命之理，则人事之序。而天道与人道的贯通的前提是天人合一。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岱年先生认为，这里的“际天人”即是贯通天人，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大儒张载。

尽管“天人合一”一语出自宋人，但是，作为中国哲学最具特点的思想，其实质内容已内含在《周易》之中。天道的本性乃是人之行动的根据，《周易》的作者敏锐地洞察到，天地人并非孤立的独立个体，也不是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三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合一性，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离开其余两者而独自存在。

《易传》在论述八卦的创作时认为，伏羲不但取天地之象，而且“近取诸身”，可见八卦的创立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的，八卦中内含着三才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下》)

八经卦和六画卦均备天地人三才之道。以乾卦为例：乾卦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与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潜龙”、“见龙在田”与地道相对应，其占断之辞“勿用”、“利见大人”则是以明人事；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与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同人道对应，论说人事，其根据则是天道之理与地道之则；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爻辞“亢龙有悔”，“飞龙”、“亢龙”与天道相应，其占断之辞“利见大人”、“有悔”预示人事。从初九爻到上九爻，“潜龙”、“见龙”、“惕龙”、“跃龙”、“飞龙”、“亢龙”组成整体一以贯之之势，天道、地道、人道相互含合，尽相贯通。《周易》把人与天地并列而言，“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则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点上，天、地、人真正统一起来了。”

宇宙自然是一个天地人圆融的整体。“立天之道，以立人道”。从宇宙论的角度看，天地人交感而生，相待而成，同道而一。“天地因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

天为父，地为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凝聚而成为万物和人，《周易》在突出人在天地宇宙之间的地位与作用的同时指出天地人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人应该顺应天地之道，认识天地变化之理，参与自然化育之功。也正是在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之上《周易》为明人事设立了一套特有的象数系统。

三

同中国古代其他典籍相比较，《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一脉相承、不断充实、独具特色、久而弥新的思维传统，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象数思维。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其思维方式的优势，已经积淀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深远而广泛，渗透到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

“象数思维，是一种特殊思维方式”，“《周易》蕴含的象数思维模式，可分两大类。一，‘取象’比类，即因象以明理，着眼点在‘象’，可称为象学；二，‘运数’比类，属‘极数通变’思维途径，着眼点在‘数’，可称为数学。”象数思维是“象”和“数”为媒介，认识事物的现实情状、变化过程和内在规律。《周易》中的象数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与模拟，“象”和“数”象征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在此基础上，《周易》的象数符号体系得以建立。象数系统具有容纳性和直观性，是沟通天道与人道最好的桥梁与工具。

《周易》中的“象”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卦象，即八卦和六十四卦符号；二是指物象，即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八卦本身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的结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具有极大的容纳性。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在自然事物方面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家庭成员方面分别象征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在动物方面分别象征马、牛、龙、鸡、豕、雉、狗、羊，等等。这种容纳性，内在地承认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客观联系，是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诸多日常生活观念进行的一种框架式的加工和模式化概括。

不仅如此，按照《易传》的观点，古经的卦爻辞也是通过圣人观象而来，即《系辞》所言“圣人设卦以系辞焉”。刘大钧先生指出：“通读《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我们发现：凡拟之以物时，初爻之辞皆取象于下……反之，凡拟之以物时，上爻之辞皆取象于上……再看取一物为象的卦……都是随着爻位的自下而上，其爻辞取象也由下而上的变化着。……我们认为《系辞》的说法还是有根据的。”。林忠军先生亦认为，虽然“《周易》作者观象系辞，并不是按照严密逻辑进行的观一象系一辞”，但是，“‘观象系辞’在《周易》经文中随处可见，可推可证，有规律可循，令人可信。”

象数思维既重“象”，又重“数”。“从出土的材料看，在《周易》成书前后，有大量数字运用于筮占，证明了早期筮法与数字的关系。”

《周易》的卦爻辞中，用“数”来表达思维随处可见：“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七日来复”，等等。卦爻辞用“三”之辞达20余处：“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王用三驱，失前禽”、“三日不食”、“革言三就”、“田获三品”、“三年克之”、“王三锡命”，等等。这与“筮，数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一脉相承。

“数”在行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易传》中对古代的占筮程序：大衍筮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在这里，《易传》作者记载了大衍筮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对“四营十八变”而成卦的占筮步骤，描述得十分简明扼要。这里，用数字描述筮法，并将筮法的运作程序和过程同天地、阴阳、三才、四时、闰年等联系在一起。卜筮者据此占得一卦，继而依据卦爻象与卦爻辞的指示行事，从而达到沟通天道与人事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同卜筮相比，《易传》作者更加重视领悟和贯通天人之道的重要性。正如张文智所讲：“《易传》虽然把象数作为《周易》制作的根据，但其最终目的是要阐明象数所蕴含的义理。”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上》）

也就是说，《周易》十分重视深研易道，彰往察来，契合宇宙天地的精神，以感而遂通、吉无不利，从而实现《周易》推天道明人事的目的与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易传》中大量的文字是这样行文，如《大象传》的行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彖传》里“推天道明人事”的表达也大量存在，如：

《谦·彖》：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豫·彖》：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

《观·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贲·彖》：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剥·彖》：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颐·彖》：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离·彖》：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彖》：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归妹·彖》：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节·彖》：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革·彖》：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传》中这些先言“天道”，再述“人事”的表达，其目的正是为人道寻找形而上的根据，从而为人事的解决提供合理性的基础与说明。

四

《周易》所用言语精微，然其所发精神广博。《周易》六十四卦提供了六十四种模式，六十四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上》），下面就《周易》推天道而所明主要人事从几个方面作一分析。

1、唯变所适。《周易》之“易”的最基本的含义之一就是“变易”。《易纬·乾凿度》托孔子之名解释《周易》之“易”的含义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公元127-200年）《易赞》及《易论》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一三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引）。“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传》），也就是说，圣人观阴阳之“变”而设立卦象，卦由“变”而来，体现着“变”。变化的观点贯穿于《周易》一书，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易’道内涵阴阳、流变不息。”《周易》的基本单元是“爻”，“爻者，言乎变者也。”

所以，《周易》又称《变经》。阮籍（公元210—263年），《通易论》：“《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变经也。”称《易》为变经，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孔颖达（公元574-648年）云：“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殊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周易正义》卷首）熊十力（公元1885—1968年）晚年“忽触悟《变经》，启发益宏”，认为“《易经》古称《变经》，以其阐明变化之道故。”“太初羲皇画卦爻，以明宇宙变化的理法。其书为六十四卦，每卦皆以两卦合成。然分观之，则皆以三爻成卦。爻字涵义深广，略言之，只表示变动。”《周易》指出运动变化是世界的普遍原则，宇宙万物是在变化中生成发展的，人类所要做的便是认识和顺应变化。

2、阴阳辩证。“阴阳”二字虽然在《周易》古经中没有直接出现，但它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阴阳变化而展开的。朱熹说：“《易》，只消道‘阴阳’二字括尽。《易》只是个阴阳。”《说文解字》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日月为易”，是说“易”字字型上日下月，含有“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生变化之义。“象阴阳也”，是说日月象征阴阳。“离为日”、“坎为月”，“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也。”（《周易集解》引荀爽注《周易·乾卦·彖传》“大明终始”） 帛书卷后古佚书《易之义》开宗明义写道：“《易》之义，唯阴与阳。”全篇讨论了阴阳卦象的道理。《庄子》也说过：“《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易传》从阴阳的角度对道进行了概定，“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易传中阴阳两个术语具有广阔的概念。作者是用阴阳代表宇宙事物的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把一个方面划归阳性的范畴，把一个方面划归阴性的范畴。”世界万物皆含阴阳，《周易》用阴阳符号符示万物互依并生，相济相成，均衡融通。易有阴阳之道，有交易之用，有循环迭运之机，有互根互藏之妙，它能“变”、能“化”、能“神”、能“寂”，阴阳之和，乃为《周易》之精髓。

3、交感化生。交感思想也是《周易》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古人从动物雌雄、牝牡交媾、男女交配而推想天地阴阳二气的交合。《周易·系辞下》：“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今《周易》作‘絪缊’，他书作‘烟煴’、“氤氲’。蔡邕注典引日：‘烟烟煴煴，阴阳和一相扶兒也’。”南宋朱熹注：“絪缊，交密之状。”后被用来形容作为万物本原而又混沌未分的气的一种运动状态。《易传》作者由“男女构精”推想到天下万物由天地交感而产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周易·咸·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周易·姤·彖》），天地相交则万物畅茂。交感而后，万物有生息，万物有生息之后而延续不穷。北宋学者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周易程氏传》卷四)“天地不交，则万物何从而生。”(同上)朱熹言：“某以为‘易’字有二义：有变易，有交易。……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交易”，实质上是指阴阳相交而发生感应。

推了天道，继而则是明人事。以泰否两卦为例。“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泰·彖》）。“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周易·否·彖》）在《易传》作者看来，万物之所以化生是由于天地交感的原因，继而化生之后的万物若发生交感则通达无碍，反之，万物若互相背离而不能交感则否塞不通。倘以上经重在明天道，下经重在明人事而言，咸卦作为下经首卦即明乎交感思想于人伦的重要性，天地交感生化万物，若与人心相感则使天下和平、百姓安居。“上下交而其志同”，是说君臣上下交合，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协同。上，喻君；下，喻臣。此以“人事”为喻，说明“通泰”之时社会昌和、上下交融的景象，以释《泰》卦辞“吉，亨”之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与下，犹君之与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济养万民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是言君臣上下之间互不交合而天下离散，不成邦国。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此明人事否也。泰中言‘志同’，否中言‘无邦’，言人志不同必致离散而乱邦国。”程颐《易传》：“上下之义不交，则天下无邦国之道，建邦国所以为治也。上施致以治民，民戴君而从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国之道也。”

2、忧患自强。《系辞下》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司马迁言：“文王拘而演周易。”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说：“身既忧患，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故系以文辞，明其失得与吉凶也。”按照传统说法，周文王于殷末之际被商纣王囚于羑里，身罹祸患，遂推衍了六十四卦，作《周易》卦爻辞，喻示修身明德以处患难之旨，无非处患难之道，所以，《周易》可谓是忧患之作。至于《周易》中忧患意识的原因，徐复观先生认为：“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

忧患之中，当自强不息。于困境之中不失去奋发向上的希望，正是《周易》所要传达的重要思想之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大象》）《乾》卦上下“乾”均为“天”之象，天道刚健，运行不已。君子应效法天道，立身行事始终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天道的生生不息，人道亦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自求上进，正是君子具备的必要品德。这种精神渗透在《周易》之中。“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周易·需》)“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大有》)“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周易·大畜》)读《易》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表达出的自强不息和精进思想，可以说《周易》所体现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最为优秀的品质之一，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由上分析，我们知道，圣人作易以及卜筮的过程所体现的正是推天道的过程；“推天道”、“明人事”是天人合一的典型体现；天地人三才源于共同的本原，又备于一卦之中，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就为情理之中；《周易》所特有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又成为研习《周易》所推天道的载体，以此人们也就能效天法地，明于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