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人，喻柏林 ：《周易》的“象思维”及其现代意义

从《十翼》成书以来，两千多年，国人中无数贤能大德，对《周易》的诠释、研究，可谓学海之壮观。近些年来，大陆的《周易》热，虽然有泥砂混入其中，但是，主流却是传统诠释、研究的新发展。《周易》能引起不同时代学者无穷的发问，不能不说是《周易》智慧与魅力的一种显现。在这方面，《周易》确乎像一种多功能的智慧酵母，它一旦与不同文化门类发生关系，就能在相互关联中，在比较的研究中，焕发与启迪人们的新思。由此，我们似乎有必要继承先贤那种皓首穷经的精神，从当代文化重建的角度，继续对《周易》发问或追问。本文所要发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周易》的“象思维”及其现代意义。

一、《周易》的“术”与“学”

在评价《周易》价值时，有一种把其“学”与其“术”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例如关于《周易》的价值在“学”不在“术”的提法，似乎就是这种趋向的某种表现。但是，果真能把《周易》之术排除在《周易》的价值之外吗？难道有江湖术士行骗，就能说明《周易》之术也是与其骗术一样的东西吗？这样就提出一个原则的问题：如何理解《周易》之术？它与《周易》之学的关系如何？

《周易》是卜筮之书，是卜筮记录的创造性汇编。作为卜筮的记录，就其预测的含义而言，无论龟卜还是占筮，其所表现的都是一种巫术。但是，作为创造性汇编而成为《周易》，虽则在当时它主要用于卜筮，然而，其汇编的创造性，已经包含有迄今仍然令人惊异的智慧或“学”了。《十翼》之学，以及此后各代易学，可以说，都是在《周易》这种创造性智慧的基础上得以成就的。那么，如何看待《周易》这种一身二重的“术”与“学”呢？从现代科学观点看巫术，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卸磨杀驴”的非历史主义态度。这是一种从科学观点出发，最终走到科学观点反面的态度。这种观点的片面道理似乎在于，巫术违背现代科学，包含迷信成分，因此，无价值可言。果真是如此吗？这里又引发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看待巫术这种人类历史的文化形态？其二是，如何看待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现代科学出发而走向科学评价巫术，还是走向非科学评价巫术的问题。

不管你今天如何讨厌巫术，但是却无法否认，巫术作为人类跨入文明最早的文化形态，乃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必然历史阶段。并且，正是这种巫术文化，成为后来人类文化发展的思想之源，许多后来人类文化的因子，都已经在巫术的文化中萌发。在这方面，其例证不胜枚举。西方中古的“炼金术”，中国道教的“炼丹术”，从缘起上说，就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就《周易》而言，以阴爻阳爻为基础的八卦、六十四卦，已经包含有“二进制”现代逻辑的因素，亦为世所公认。至于，从《周易》卜筮预测所唤起的创造性想象力，更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启迪思想的动力。

那么，《周易》中的“术”与“学”的关系如何？以及后来易学中，其“术”与“学”的关系又如何？作为卜筮记录创造性汇编的《周易》，显然是产生于卜筮之后。或者说，没有在前的多种多样的卜筮活动，没有这样活动的记录，就根本谈不上汇编。因此，作为卜筮记录创造性汇编的《周易》，是以卜筮之术的活动与记录为前提的。或者说，《周易》作为创造性汇编之“学”，是以“术”为基础和前提而产生的。不仅如此，汇编而成的《周易》，无论是当时作为卜筮而用之书，还是后世《十翼》等将其作为研究、诠释对象之书，也都不能完全离开其＂术”而言其“学”。再进一步说，《周易》中的＂术”与“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实际上，是一而二，又是二而一的。而且，作为＂术”的“象数”，乃是《周易》之成为《周易》的根本。如《系辞》所言：“易者，象也”。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扫象”的玄学大师王弼，在其论述《周易》精义时，也不能不承认“象数”的根本地位。试看他之所言：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得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纨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固立象而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含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元乾，则伪说滋谩，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周易略例·明象》）

王弼在《明象》中的精彩论述，他的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汉末“象数”派易学。这种易学，由于执著于“象数”，不仅变得繁琐，如王弼所说“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气。”而且，由于繁琐而导致“伪说滋谩”，即离开了本真的《周易》、“一失其原”,“而义无所取”。“象数”派易学其所以会走到这种地步，从学理上说，就是囿于“象数”而不能超越之。或者说，汉末“象数”派易学家们，虽然执著于“象”，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象数”在《周易》中的固有意义。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王弼在批判中指出，“象数”派易学家们，其所以会＂一失其原”,”而意无所取＂，就在于他们“存象忘意”。就是说，《周易》之于人们，虽然必须从“象”出发，“易者，象也”，但是，“观物取象”并不是目的。目的乃是，“立象以尽意”,“象以求意”。在“尽意”或“求意”中，“象”不过是一种桥梁，一种媒介。＂桥梁“必须跨过，媒介必须超越，否则就达不到“尽意”或“求意”的目的。王弼的高明和深刻，恰恰表现在他针对“象数”派中由执著于“象”而似化于＂言象”的思潮，明确的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种超越”言象”的思想。王弼这种“扫象＂，能否说明《周易》的价值在“学”不在＂术”？不能。在王弼那里，被称为＂扫象”的批判，显然主要是针对“象数”派易学的僵化，即死于“言象”，而决不是否定“言象”的价值。虽然，《周易》追求的目的，在于“求意”或“尽意”，但是，在王弼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借助“象”这个桥梁或媒介，所谓“尽意莫若象”,“意以象尽”。就是说，“象”的价值是极其重要的，是不可否定的。汉末“象数”派的僵化，在王弼看来，在学理上不过是“存象忘意”。就是说，忘记目的，迷茫于桥上，而不知过桥。相反，为了实现“求意”或“尽意”的目的，就必须从“象”出发又能“忘象”。或者说，既能“立象”，又能超越于“象”。

二、“象思维”构成《周易》思维之本

《周易》产生于卜筮，又长期用于卜筮。因此《周易》的思维方式，从根源上探讨，就不能脱离对卜筮过程的认识。《系辞》所言“易者，象也”，可以说、就是对于《周易》思维特征的最精练的概括。任何卜筮，都始于“观物取象”。这种“观物取象”，乃是作为《周易》思维基础的原初状态。在作为卜筮记录汇编的《周易》中，可以看到，不仅是一般的卜筮，而且是鸟占、兽占、梦占等，也都是始于“观物取象”。其实，“观物观象”，其中“观物”也是一种“取象“，即取物之象，或实有之象。只是由这种象还不能达到《周易》的目的，即预测吉凶的目的。因而，还必须由“观物”这种象，通过卜筮，取出“卦象”。只有这种“卦象”，才是与所要预测的吉凶相联系的“象”。也就是说，只有“卦象”才显露出吉凶的征兆。这样，“卦象”在《周易》中的地位，就是具有关键意义的。而如何正确地认识“卦象”的性质，则是关键的关键。在《周易》中有两种符号系统，即卦画符号系统与文字符号系统。在比较这两种符号系统时，不难发现，文字系统基本上是对于事物、思想从实际的层面上予以显示的。我们阅读卦爻辞，如同阅读其他文字作品一样，可以通过文字直接知道事物和思想的情形。显然卦画系统则与此不同。通过卦画系统，我们不可能直接知道事物和思想的实际情形。但是，在先产生的卦画，从《周易》卜筮的实际过程来看，却在使我们最终知晓事物和思想的实际方面，或者说就预测事物和思想发展的趋向而言，起着一种根本的引导或指向的作用。因为，作为文字解释的卦爻辞，不过是对于卦象和爻象所引导或指向的一种解释，是从属于卦象和爻象的。那么，我们要问，卦象和爻象何以能起这样的根本的引导或指向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很容易的。首先，作为卦象爻象基本元素的阴阳爻本身，源于什么而产生出来，就是众说纷纭。例如，有人认为是原始文字；有人认为是龙马图纹；有人认为是男根女阴；有人认为是算筹；有人认为是土块；有人认为是结绳等等。当代，有人从现代科学角度，又提出不少新说。这种研究，实际上，为探讨《周易》的起源，或知识的考古，有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从其学说的设立来看，则是从多层面显示若对于古代研究的深入，以及借《周易》研究以拓展新说。从前述诸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既显示出文字学、人类学、数学等等对于《周易》研究的开拓，同时也显示出《周易》研究对于这些学科的推动。如果我们承认这里所说的事实，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从《周易》方面看，无论对于《周易》研究的开拓，还是对于其他学科的推动，其根本方面，仍然是借助于卦象和爻象。

撇开阴阳爻的起源不谈，作为既成的阴阳爻，特别是由阴阳爻所构成的卦象爻象，它们其所以在预测中能起到根本的引导或指向作用，似乎是在于它们在思维中具有灵活多祥的象征意义。这种灵活多样的象征性，在《周易》中是明显的。虽然都是阴阳爻，但是，在不同的卦中，在同一卦的不同爻位，其象征意义都是不同的。这种卦象爻象的灵活多样的象征意义，如果加上主观的想象，则完全可以说是无限的。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全”，这种对于《周易》的评价，在其象征意义的无限性上，似乎并不过分。

如果我们再问：卦象与爻象何以会有无限的多样灵活的象征性呢？可以说，这个问题所触及的，乃是《周易》思维特征中最核心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周易》的卦象与爻象，其本身及其象征乃是动态之象。卦象与爻象，前面所指出的追踪，主要是从客观到主观，即它所表征的客观对象，如结绳、算筹、男根女阴等。如果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从主观到客观来考察卦象与爻象，那么，就不难看出，卦象与爻象所显示的，不过是人的想象力的一种流动。现代关于人的认识研究，早已证明，人在认识事物时，其大脑并不是象镜子那样静止地对于事物呈象，而总是包括想象力这种主观能动性在内的认识活动。如果同康德类比，卦象与爻象在《周易》认识活动中的地位，似乎有点象康德作为主观框架的范畴表。要求认识的对象符合主体的框架，或者说，认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为自然立法。当然，这只是类比，所说的是两者的相似性，而非指两者等同。因为，康德是在西方主客二分的前提下，从认识论的角度寻求主客的统一性。与此不同，《周易》的思维前提乃是主客一体不分，或者如通常所说，“天人合一＂。因此，《周易》认识的主客，乃是统一体内部的协调关系，而非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关系。《周易》的认识活动，虽然没有形成主客二分的对立，但是，并不意味着统一体中没有差别和运动。表现在认识中的“协调“，就是一种运动。如果借用康德对自然立法的话说，那么卦象与爻象的“立法”，在认识活动中是极富动态性的。

《周易》的六十四卦，是一个宇宙，即包括天地人在内的大整体。其中，每一卦又是作为小宇宙的一个整体，与前述大整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不仅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动态关系，而且每一卦作为整体，其内部在爻与爻之间也是动态关系。就是乾坤两卦，分别都是阳爻或阴爻，但这些爻并不在一个层次上，而是分属不同的六个层次，从而显示出差别和动态。我们在《传统智慧再发现》一书中曾指出，卦象的爻位，具有时空坐标的性质。乾坤两卦，同样的爻其所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就因其处于不同的时空层次。而作为“象思维”的动态性，也因其面对不同的时空层次，才得以鲜明地显示出来。

三、“象思维”及其整体直观性

卜筮是巫术性质的文化活动，是人类早期所能选择的根本性的文化活动。在这种文化活动中所显示的思维性质，也足以代表那时人类思维方式的特点。《周易》的卦象与爻象，以及在《周易》之前形成《周易》那些卦象与爻象，乃是记载和显示“象思维＂的符号。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再现当时卜筮活动的具体情形，只能从记载这种卜筮活动的卦象与爻象，大致地推想这种活动的情形。卜筮作为预测性活动在古人那里，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决策性活动。其意义非同小可。凡社会生活中一切重大事情的决定，例如战争、生产、和亲、远行等等，都要看卜筮的结果如何。可见，卜筮面对的是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由于《周易》时代的人，如前所述，还是把天地人看成一体，而天意如何，在他们看来，也总可在他们虔敬的卜问中有所回答。或者说，在天地人一体这种朦胧的整体观中，他们总认为，能从个别的现象中找到一些与他们所要卜问的问题有关的征兆。这是不是卜筮产生的思想条件？也许是这样吧。作为卜筮活动，从“观物取象”来看，它第一步所取之象，也是实象，即战争、生产、和亲、远行等等之象。只不过，这种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实象，在具体卜筮活动中处于隐含状态罢了。具体的卜筮活动所要直接取的象，乃是卦象。这种卦象，可能是一种。这比较简单，可直接得出结论。也可能不是一种卦象，而是几种卦象，如何取舍，这就要靠巫师来定夺了。从这里隐含之实象，作为卜筮的出发点，到卜筮中的择取卦象，我们在《周易》思维中，似乎看到一种象的流动与转化，即从实象到卦象的流动与转化。那么，在择取卦象之后，如何看待由巫师所得出的吉、凶结论？其中，也许包含有朦胧的逻辑判断思维萌芽因素。但是，在我们看来，基本上仍然是“象思维”在起作用。就是说，一旦卦象确定下来，巫师头脑中，就与类似于“范畴表”的卦象图象相对照，不用分析判断，立刻得出或吉或凶的结论。这又是一种象的流动与转化，即从择取的卦象到卦象表或系统这种象的流动与转化。至此，这种“象思维”即象的流动与转化是否已经结束？可以说，既结束又没有结束。作为认识的第一个过程，得出吉、凶的结论，已经结束了。但是，无论是吉或凶，都立即与被确立或被否定的实象如战争、生产、和亲、远行等等联系起来，从而又显示出从卦象到实象的流动与转化。

不管上述《周易》思维在卜筮中的具体展现，是否完全像我们所描述那样，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象到象的流动与转化的“象思维”，是确实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分析和认识这种思维的性质？我们知道，现今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是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周易》“象思维”，是类似或相似的。说它们类似或相似，首先表现在，它们都是以象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从事创作的艺术家如画家或文学家、诗人，如果他们不是从形象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则他们就不可能在其创作上有新的发现和创造。道理很简单，凡是经过概念化的思想，都是对于有生命活力的种种形象的僵化的规定。艺术教条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概念为出发点与归宿点。此外，这种以象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共性，还引出它们另一种共性或相似性，即同概念思维不同，它们不是为了抽出规定而僵化或抽象化对象，而是诉诸不破坏对象生命活力的生动直观。这种直观，包括直觉，其思维形式，可以说，都具有象的流动与转化的特征。“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艺术家，其所以能典型化，创造出高出现实的艺术形象，就是在其超常而敏慧的观察中，由于种种形象流动与转化而升华出来的。但是，《周易》的“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又有质的区别。艺术思维的结果，总是要使这种思维对象化为一幅画、一篇小说、一首诗等等，而《周易》的“象思维＂，则不需要这种对象化。其二，《周易》的“象思维“，不仅不需要将这种思维对象化，而且，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如王弼所指出的，要超越所观所立之象，即“立象以尽意”，而“得意在忘象”或“得意而忘象”。就是说，在象的流动和转化中，艺术思维升华出来的，是其思维的对象化，而《周易》的“象思维”则升华出来或吉或凶之意。其三，《周易》的“象思维＂，其思维的起点远远地高于艺术思维。因为，根据《周易》卦象所作的卜筮，其“象思维”乃是小宇宙与大宇宙一体相通的整体直观。而艺术思维的直观，则不一定非有此思维框架不可。

这样，我们从上述在卜筮中所展现的《周易》的“象思维”，至少可以看到它特有的几种性质。从决策的意义上看，这种思维的目的，与概念思维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要对事情作出决断。但是，两者所用的思维形式却是不同的。《周易》的“象思维”，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从象出发，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并最终通过超越象，以达到思维的目的。同时，这种“象思维”又是离不开直观的，而且这种直观并非普通的直观，乃是以大宇宙与小宇宙一体相通的整体直观。这种“象以尽意”的直观，何以能尽意？这个问题，从当代的研究视角考察，是颇具深意的。首先会我们要问：这种整体直观何以可能？如果象常识所理解那样，直观就是拿肉眼看，那么，这种直观所看到的是极其有限的，根本谈不上能直观整体。因此，整体直观虽然包括用眼看，但并不限于用眼看。而是通过看，能够进一步产生与整体沟通的体悟。就是说，整体直观包括看与通过看而体悟这样两个统一的环节。这种看又通过看而体悟能达到与整体沟通从而把握整体的观点，在很长时间里，使人们感到神秘，特别是从科学思维理性的立场来看，更是难于理解。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全息现象”及其规律的揭示，这种借着对个别现象的直观和体悟能够把握整体的观点，似乎也开始解除其神秘性，并且也能从科学上得到某些解释了。

四、关于“象思维＂的意义

有的学者把《周易》比喻为一架＂占筮机器”。这是同我们这个信息时代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脑”相对照而提出来的。的确，《周易》的特点，不仅在于它记载和储存了古代的丰富信息，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它还有加工和处理信息的机制。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作为卜筮记录的创造性汇编，为那时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信息加工得以参照的信息库和择取信息的机制。“电脑”在今天的发展，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是，在理论上如何给予“电脑”以说明，从目前来看，还是滞后的。例如，就连“信息”这个满天飞的词语，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讲不清楚。“电脑”的优越性，就在于不仅具有能不断扩大的信息储存功能，而且具有能不断加速处理信息的功能。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储存、加工信息能力的出现及其不断地提高。因此，对于当今“电脑”的理论解释，似乎有必要追溯人类储存与加工信息能力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源头，在汉民族这里，《周易》是一种典型的早熟形态，值得特别注意。

把莱布尼兹在数学上所作的二进制发明归结为受《周易》卦象的启发，固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莱布尼兹发明二进制之后，当他看到《周易》的六十四卦卦象时，仍然为中国人的智慧感到惊讶。他所惊讶的，正是他所发明的二进制，其萌芽的思想形态，早在三千多年前就为聪明的中国人提出来了。今天的“电脑”发明，在运算机制上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就是二进制。而我们看到，在《周易》里最早由卦象所显示的二进制思想，恰恰是与“象思维”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前面分析或者说描述“象思维”时，曾经提出“象”的流动与转化。其中包括从实象到卦象的流动与转化；从卦象到卦象的流动与转化；又从卦象到实象的流动与转化。这种“象”的流动与转化，实际上已经孕育了原始的二进制思想。这种从实到虚，又从虚到实，就是后来表现在阴（六）、阳（九）爻中的原始二进制思想。就是说，从实到虚或相反，从阴到阳或相反，逢二即变或进。这确乎与今日之“电脑＂，从0到1或相反，就变或进，是相似的。“象思维”何以会发现这种逢二而变而进之理？这又是由“象思维”所特有的优越性决定的。如前所述、“象思维”与概念思维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不像概念那样在使对象僵化中来把握对象，而是在对象生机活泼的动态中把握对象。从而，“象思维”比概念思维更易于感知和领悟对象的变化。当然，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感知并领悟对象是一回事，而能在这种感知与领悟中创造或发明一种把握对象的机制，则又是一回事。而“象思维”最重要的优越性，恰恰在于它最富于启动联想，从而最能促成发明与创造。

一般而言，概念思维，逻辑思维，理性思维，三者虽然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把握对象上，都是具有使对象僵化，即所谓对对象加以规定来把握对象的。这种思维，在西方自亚里斯多德逻辑的创立及其在思维领域里占统治地位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数理逻辑的发明和发展，对于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促进了近代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这是几乎众口一词的看法。但是，即使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也并非只是概念思维、逻辑思维、理性思维起作用。从思维本身的发展来看，概念、逻辑、理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至于人类在科学和各方面的发明创造中，其概念、逻辑、理性，只是起作用的思维方式之一。而且，从发现和能提出新问题的意义上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恰恰不是这种思维，而是能启动联想的“象思维＂。西方现代“解释学“把科学的发展与艺术的发展结合起来思考，提出艺术在科学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正是针对唯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而提出来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周易》那么古老，“电脑”那么年轻。但是，这两者居然有联系，而且在思维机理上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就足以引人深思了。“电脑”，也称“电子计算机”。从计算上说，它的突出特点，是计算速度越来越快。从而使以往不可想象的设计，都能经过“电脑”的计算，在短时间得以实现。特别是，“电脑”的飞速发展，使它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对于人脑功能的模拟。这种“电脑”，被称为联想型“电子计算机”。不难想象，这种联想型“电子计算机”,必然以其联想性而具有出乎人们意料的创造，从而将能更理想地实现人类的目的。正是在联想性这方面，我们似乎同样可以在《周易》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历史的影子。在近代以来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指出，《周易》作为中华早熟的思维模式，在中华的文化、艺术和前科学的诸学科如天文、地理、医、衣、兵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关于这种说法，各家的内涵却不尽相同。例如冯友兰先生就说过，《周易》是一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装进去。也有的学者，认为现今的科学发明，似乎都可以在《周易》中找到其最早的表现。如此等等。我们认为，这种种褒或贬，都没有从实质上真正把握《周易》在中华思想文化中的影响，都带有对于《周易》作形式主义理解的毛病。《周易》其所以在中华历史中能发挥重大影响，以至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就在于它的“象思维”在联想性上所展示的无穷魅力。

关于《周易》的“象思维”所展现的魅力，无疑，这应当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在这里只能约略地指出几点。首先，关于人的自我塑造，或者用现代的话说，关于提高人的素质，“象思维”对于提高人的智力或智慧，都是最基本的训练。人的智力或智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提出问题的能力与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理性、逻辑、概念这种思维，主要是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象思维”则主要是提出问题的能力。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且，一般而言，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难，需要更聪颖的智力或智慧。特别是对于科学的发明和创造，科学家与发明家，在这方面，主要靠的不是从理性出发的概念思维和逻辑思维，而是在象的无穷流动与转化中所激发出来的奇思妙想。《周易》在中华文明史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决不仅仅是它划定一种框架，从而使各种文化门类都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发展。相反，它主要是以其“象思维＂的丰富联想力，而能在各方面激发出辉煌的创造。中古中华文化其所以能在世界独领风骚，《周易》的“象思维”乃是其重要的思想原动力。同时，《周易》的“象思维”与艺术的形象思维不同，它还显示出哲与诗融为一体的特征。《周易》的卦象与爻象符号，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其抽象、概括所蕴涵的深意，决不亚于理性的概念思维，但是，它不是概念思维。就是说，它不是僵化对象和思维，而是保持对象和思维的生动性。同时，我们看到，《周易》的卦爻辞，几乎都具有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的特点，不局限于单纯的字面意义，有些卦爻辞，则与《诗经》的表现形式完全相同。《周易》“象思维”所显示的这些魅力，充分表明中华文明的早熟性。并且，正因其早熟而能与迄今最现代的思想发展相连接，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