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 ：《周易》真精神的探求

作者：廖名春，湖南武冈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荀子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199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同年进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名春教授是马王堆帛书《易传》最早的整理者之一，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中是国内外最为前沿的学者。

一

从古至今，尽管人们大多承认《周易》为文王、周公父子所作，但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却始终存在分歧。

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重视《周易》的德义。《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解随卦卦辞“元亨利贞”的“四德”说，《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的“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说，都可视为义理易学的滥觞。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晋人以《周易》占筮论事，史不绝书。如果鲁太史出示给韩宣子的《易象》只是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一部筮书，韩宣子决不会如此大发感慨。从《易象》中可“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可见其内容决非讲卜筮，应是一部阐发《周易》中文王、周公父子政治思想的著作。

也许是受鲁国太史所藏《易象》一书的影响，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槖”( 帛书《要》) ，以致成为文王、周公易学思想的代言人。孔子说: “《易》，……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 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 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 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帛书《要》认为《易》有“德义”，具体而言，既有“以阴阳”表现的“天道”，又有“以柔刚”表现的“地道”，还有“以上下”表现的“人道”，更有“以八卦”表现的“四时之变”。

传世文献也有相同的记载。《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并借“子曰”赞为: “《易》其至矣乎!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这就是说，孔子不但视《周易》为自然哲学之书，更视它为社会政治哲学之书。孔子的这一易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郭店楚简《语丛一》篇说: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与帛书《要》孔子所谓“《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说同。郭店楚简《六德》更说: “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犴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戴矣，观诸《礼》《乐》则亦戴矣，观诸《易》《春秋》则亦戴矣。”是说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都是肯定和推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道的，与帛书《要》孔子所谓《易》“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说完全一致。

荀子说《易》忠实地秉承了孔子之教，认为“《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 《荀子·非相》) 。“《易》曰: ‘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善为《易》者不占”( 《荀子·大略》) ，都是以《易》为政治伦理之书，旗帜鲜明地反对卜筮，这种风气甚至波及到其他的学派。如《庄子·天运》就模仿孔子的口气，以《易》为“六经”之一。《庄子·天下》认为“《易》以道阴阳”“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吕氏春秋·务本》《慎大》《召类》三篇引《易》以及《尸子·发蒙》篇引《易》，都是取其义理。可见先秦时期的思想精英，不少都接受了孔子的《易》教，认定了《周易》为德义之书。

汉兴，《周易》“列于学官”，班固《汉书·艺文志》更将《周易》列为“五经”之首，此后，历代公私书目都以《周易》为群经之首。而以王弼注、孔颖达疏、程颐易传为代表的义理易便成为传统易学的主流。尽管其解释各有千秋，但基本秉承了孔子之教，视《周易》为讲天道人道之书。

二

但另一方面，将《周易》视为卜筮之书的风俗也很普遍。

《周礼·春官·宗伯下》云“大卜”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云“簭人: 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周易》为“大卜”“簭人”所掌，显然是用于卜筮。

《左传》《国语》有关《周易》的记载共二十多条。其中《庄公二十二年》的“陈侯使筮之”、《闵公元年》的毕万“筮仕于晋”、《僖公二十五年》的卜偃“筮之”、《襄公九年》的穆姜“始往而筮之”、《襄公二十五年》的崔武子“筮之”、《国语·周语》的“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国语·晋语》的“公子亲筮之”、董因“筮之”等诸条，都是以《周易》占筮，显然是以《周易》为卜筮之书。

晚年以前的孔子也是如此。《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帛书《要》篇说孔子“老而好《易》”，可见孔子晚年以前并不喜好《周易》。为什么? 因为他也跟当时的一般人一样，认为《周易》没有“德行”，是讲“卜筮”的。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是这样认为的，以致于老师孔子“老而好《易》”以后，他仍持《周易》为卜筮之书的旧说，不肯接受《周易》进入孔门的事实，对孔子易学观的改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1977 年出土的安徽阜阳汉简本《周易》，每卦的卦爻辞后都附有卜辞，就是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普遍以《周易》占筮的证明。

秦始皇焚书时，在《诗》《书》诸子百家之书禁绝的情况下，“《周易》独以卜筮得存”( 《汉书·艺文志》) ，“传者不绝”( 《隋书·经籍志》) 。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书目中子部术数类的易学著作，基本上都以《周易》为卜筮之书。

至南宋，朱熹著《周易本义》，力主“《易》本是卜筮之书”，影响颇大。

近代以来，政治形势和学术观念大变。学人们在不信王注、孔疏、程传圣人作《易》专为说理以教人说的同时，却极为肯定朱熹的“《易》本是卜筮之书”说。从顾颉刚到李镜池，最后由高亨集其大成，形成了近代以来的以“疑古”为特征的新易学体系。

比如陆侃如说: “我们知道《易经》并不是古圣王说教的著作，而是民间迷信的结晶，从起源到写定，当然需要几个世纪。这些迷信的作品，与近代之‘观音籖’‘牙牌诀’极相近，既谈不到哲理，更谈不到文艺。”

高亨说: “我认为研究《周易》古经，首先应该认识到《周易》古经本是上古的筮书，与近代的牙牌神数性质相类，并不含有什么深奥的哲理。”

朱伯崑也说: “就《周易》全书的情况看，大部分内容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多数卦的卦爻辞之间缺乏甚至没有逻辑的联系。所以《周易》还不是《诗经》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占筮用的迷信典籍。”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定《周易》的“哲理”是后人“加上”去的，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故而“孔子之《易》”而非“文王之《易》”。

三

为什么同样一本书，人们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解释的方法不同所致。

《周易》源于卜筮，文王作《易》是在原来筮书的基础上精心改编、创作而成的，其工作可谓“旧瓶装新酒”。也就是说，其表现形式是筮书，其内容和实质则是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是借用筮书的外壳来表达的，后人解《易》、用《易》，只见其筮书的外壳，便以其为卜筮之书; 能发现其蕴含的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便以其为义理之书。认识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容易，故社会上以《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观念非常流行;能认识到其内在的思想价值不容易，故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往往只是少数。即便孔子也只是晚年归鲁后，才透过其筮书的外壳认识到《周易》内涵的文王、周公父子的“德义”。没有孔子易传的阐发，后人更难以认识到《周易》内在思想的价值。

读《周易》容易歧途亡羊，主要就是迷于其卜筮语言，《周易》中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许多都是借用卜筮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周易》特有的语言，与一般的哲学语言不同，它往往“旧瓶装新酒”，在古老的卜筮语言里，注入了文王、周公父子的“德义”。不懂得《周易》语言的这种特殊性、复杂性，往往难得正解。

比如《周易》卦爻辞中常见的“贞”字，传统的王弼注、孔颖达疏、程颐传释其为“正”，守持正固，以其为哲学语言。而今人一般则据甲骨文文例和《说文》训“贞”为卜问，以其为“筮辞”，认为是《周易》属卜筮书之铁证。其实，《周易》卦爻辞之“贞”虽源于筮书，但经过文王、周公父子的改造后，《周易》里的“贞”，已没有一例作贞问解了。“元亨”一词在筮书里是大亨、大吉的意思，但在《周易》里，则已变成一个条件句。比如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是说强健者，做到“元”，则“亨”;做到“贞”，则“利”。这里的“元”绝非大或始的意思，而是《左传·襄公九年》穆姜所谓“体仁足以长人”之“体仁”，也就是体谅、关心下人的意思，所以下文说“而有不仁，不可谓元”。“利贞”即“利于贞”，这里的“贞”不是贞问的意思，而是守静不争的意思。“贞”与“鼎”同字，故有“定”义，引申则有静义，则有不争义。卦辞“乾元亨利贞”是说，作为强者，能体谅关心人，就能亨通; 能守静不争，就能吉利。这里的“亨”是由“元”决定的，这里的“利”是由“贞”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为而不是天意，因此不需要贞问。坤卦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也是如此。“利牝马之贞”不是贞问母马是否有利，而是说像母马一样柔顺不争则利。“牝马”是否“利”，不是贞问的结果，而是由是否“贞”决定的。“元亨利贞”这些“筮辞”，经过文王、周公父子的改造，在《周易》里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从卜筮语言转换成哲学语言了。这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孔子晚年已经体会到了，故说《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有四时之变焉”( 帛书《要》) 。一般人则习焉不察，还是以卜筮语言读之，将文王、周公之《周易》混同于时下流行的筮书，辜负了文王作《易》的深意。

孔子对《周易》的解释，今本《易传》八种十篇中有所体现，但对卦爻辞的直接解说，即以“子曰”为说者非常有限。《周易》的卦爻辞，创作年代早，其语言脱胎于卜筮，不易理解。他们虽然继承了先秦象数易学的卦气、互体、五行、爻辰、互体、阴阳灾变种种异说并有所发展，但逻辑有欠严密，说服力不强。王弼以来的义理易学号称尽扫象数，实质是继承了《彖传》《小象传》爻位说，以秉承比应、当位得中一套解《易》，表面上《周易》的卦爻辞无所不通，没有解不了的，其实是撇开了难解的《周易》卦爻辞而另起炉灶，离文王作《易》之精神远矣。近代以来的疑古易学追本溯源、无征不信，但以《周易》为卜筮之书，从根本上否定文王作《易》之精神，亦难被认可。

四

孔子易教的重光，实得力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的出土。帛书《易传》共6篇，约16000余字。第一篇帛书《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对乾、坤、蹇、解、鼎、晋、屯、同人、大有、谦、豫、中孚、小过、恒、艮、丰、未济等卦卦爻辞的解释，其一半的篇幅着重论乾坤两卦，这种重视乾坤两卦的思想同今本《系辞传》《文言传》一致。其解《易》只谈德义，罕言卦象、爻象和筮数，这种风格与《左传》《国语》所载易说迥异，尤近于《文言传》与今本《系辞传》中的“子曰”。第二篇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传》基本相同，不同处除通假字很多外，缺少今本《系辞传》上篇的第九章，下篇缺少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的一部分，以及第十、第十一章。第三篇帛书《衷》，其内容开始说阴阳和谐相济，为《易》之精义。接着历陈各卦之义，其说解多从卦名入手，然后为今本《说卦传》的前三章，再分别阐述乾坤之“详说”。最后为今本《系辞传》下篇的第六、七、八、九章。这些说解大部都称之为“子曰”。第四篇是帛书《要》，其开始部分残缺，内容应是今本《系辞传》下篇的第十章，接着是今本《系辞传》下篇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后面有两段文字特别重要，分别记载孔子晚年与子贡论《易》之事和孔子给其弟子讲述《周易》损益二卦之理。第五篇是帛书《缪和》，记载缪和、吕昌、吴孟、张射、庄但等向“先生”问《易》之事，讨论了涣、困、谦、丰、屯、蒙、中孚、归妹、复、讼、恒、坤、益、睽、明夷、观等卦卦爻辞之义。第六篇是帛书《昭力》，以昭力问《易》、“先生”作答的形式出现，阐发师、大畜、比、泰等卦卦爻辞之义。

这六篇帛书易传，明确记载了孔子《易》有《二三子》和《要》两篇。其中孔子许多的说解不见记载，属于首次面世，让我们对孔子的易学思想和解《易》方法有了新的了解，这足以纠正古今一些学者对《周易》的种种误解。可以说，在帛书易传出土前，仅凭传统文献读懂《周易》的卦爻辞是不可能的。有了帛书《易传》，有了帛书《易传》记载的孔子对《周易》的解说，我们读懂《周易》的卦爻辞才有可能。

比如《周易》之乾卦，“乾”之本字是什么? 谁都没有说清楚。帛书《周易》经、传都写作“键”，联系到《大象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我们才知道“乾”之本字当作“健”。

又如乾卦有“用九”，坤卦有“用六”。朱熹以为“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而圣人因系之辞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盖即纯坤卦辞‘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之意”“用六言凡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辞。盖阴柔不能固守，变而为阳，则能‘永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贞’，即乾之‘利贞’也，自坤而变，故不足于‘元亨’云”。而帛书《易经》中，“用九”写作“迵九”，在帛书《系辞》中“通”都写作“迵”。可见“用”当读为“通”，因此“用九”即“通九”，而“通九”即全九、皆九。乾卦六爻都是九，所以称为“用 ( 通) 九”; 坤卦六爻都是六，故称为“通六”。朱熹以假借字“用”为释，不得要领。

再如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陆德明释文: “惕，怵惕也。郑玄云: 惧也。”孔颖达疏: “‘夕惕’者，谓终竟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朱熹本义: “言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高亨今注: “君子日则黾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都是以“惕”为“惧”。而帛书《二三子》引“孔子”说: “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君子之务时，犹驰驱也。故曰: ‘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曰: ‘夕沂，若厉，无咎’”。帛书《衷》也载: “《易》曰: ‘君子冬日键键，夕沂。若厉，无咎。’子曰: ‘知息也，何咎之有?’”又引“子曰”说: “‘君子冬日键键’，用也; ‘夕沂。若厉，无咎’，息也。”这使我们想起了《淮南子·人间》所言: “‘终日乾乾’，以阳动也; ‘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他们都是以“息”释“沂(惕) ”。其“‘终日乾乾’，以阳动也”，与帛书《衷》“‘君子冬日键键’，用也”说同。“‘夕惕，若厉’，以阴息也”，与帛书《衷》“‘夕沂。若厉，无咎’，息也”说同。“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说明这条爻辞就是讲的因时而动、因时而止的道理。

这些例子说明，《周易》卦爻辞的“德义”，若无孔子的说解，后人不易得到正解。而孔子对《周易》卦爻辞“德义”的说解，传世文献不是缺乏，就是少而未能引起重视。有了帛书《易传》，我们才得以窥见孔子易学的真容，才有机会超越王弼、孔颖达、程颐等前贤。所以，研究《周易》的卦爻辞，利用帛书《易传》等新材料激活传统文献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从《周易》卦爻辞语言的特点入手来把握其内在的哲理，寻求蕴含其中的文王、周公之道，这就是《周易》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