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军：『风水术』概说

“风水”，主要是指古代人们选择建筑 地点时，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 观等各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建 筑营造中的布局、某些技术的运用和种种禁忌的总概括，简单说是人们对生前居住环境和身后墓葬环境的选择和处理。它起 源于人类早期的择地定居，形成于汉晋之际，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时日臻完善。风水理论大致分为两个流派：一是形势派, 着眼于山川形胜和建筑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一是理气派，注重于建筑方位朝向和布局。而各派又有側重阳宅（住宅）和阴 宅（坟墓）之区分。在古代，风水术盛行 于全国各地，成了左右人们衣食住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藏风得水”

笃公刘！

既溥既长，既景遇冈，相其阴阳。

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

微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

这是《诗经·大雅·公刘》中的一章。这首诗描绘了周人的先祖公划迁居到时的情景——智慧的公刘相土尝水，观察山川的阴阳向背，选择居处营建住房，又率领其军旅和百姓治理田地，收种食粮。山麓上建筑格次鳞比，田务中庄稼丰收在望，好一派温馨悠哉、安居乐业的田园风光。

自古以来，我们的先祖就把选址定居作为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来对待。选址定居的经验日积月累，及至后来日臻成熟，便形成了一门选址的学问——相地术。相地术又称堪舆术，是古代中国流行的一门关于相宅相墓的学问，它的主要内容是指导人们如何去选择住宅和坟墓的位置、朝向，以及确定的布局和营建的时间。由于受对自然界现象认识的局限，加之古人相信“气运图谶”之说，大凡兴工动土，必察看地理形势，审辨基地是否“藏风得水”，然后选择一个环境优美、形胜俱佳，所谓“阴阳之交”、“藏风聚气”的宜土进行营造活动。所以堪奥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建筑的规划布局和设计施工，其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堪舆”是什么意思呢？许慎在《淮南子》中注曰：“堪，天道也；奥，地道也。”张晏也认为“堪舆，天地总名也”（《汉书·扬雄传》）。“堪”意又通“勘”，有勘察之意，堪天道，就是勘察天空日月星辰的方位与运动情况。“舆”本指车厢，有负载之意，引喻为疆土和地道。舆地道，就是勘察地面的自然环境情况。

所谓堪舆，就是对天地自然的观察和理解，所以“堪舆”有相地、占卜的意思。 《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褚少孙言论：“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辩讼不决。”可见堪舆家为古代占家流派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文中的堪舆是指北斗星神，由此而知堪舆家是利用天文与地理的对应关系方面的学问而占卜凶吉的。这和《易经》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相应的。所以这些记载均说明古人认为堪舆是门涉及天地万物的学问。因古相地术中有相当的内容与堪舆术有关，后来堪舆便逐渐成为相地的代名词。

作为一种相地的学问，相地术起初仅涉及到宅邑的选址和定向，其理论和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地理地貌、气候环境等因素与人们居住条件协调的经验总结和运用，所以科学成份也较多。至汉代时，在《易经》玄学思想及董仲舒“天人感应”等谶纬学说的影响下，原有的相地术与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结合在一起，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哲学基础和逻辑推理条件。唐宋后，程朱理学兴起，相地术的理论构架日臻完善，其不仅着眼于山川形势、藏风得水等方面的内容，而又与占卜、宅主“命相”和“黄道吉日”等穿凿附会，加入了方位理气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明清之际蒋大鸿的玄空大卦和沈竹乃的九星术，使其掺入了相当多的迷信色彩和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成为骗子骗人钱财的手段。

相地术的理论是建立在古代中国哲学“气”的概念之上的。古人认为宇宙是由“气”生成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漏漏，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霸，虚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大意是说，天地未形成之前只是一个“无”，“无”中生“太始元气”，天地便是太始元气而生成的，轻的气上升成为天，重的气下降成为地。这轻的气和重的气也就是阴阳二气。《管子·枢言》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这种认识来源于人体自身呼吸气息的事实，认为人活气行，人死气绝，气的重要性后由身体推类于万物，认为世上万物都是气的生化结果，天上的星辰，地下的五谷和人的福寿天祸均与气有极大关系。

可以说气是风水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理论和方法都是围绕“聚气”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以致有的风水家这样说：“地理师若能认识气，他就理解了风水的全部内容。”堪舆术书因而每每对气讲解一番。晋代郭璞《葬经》开篇说：

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二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髌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道也。

郭璞认为死人遗骨是生气之凝结物，选一个聚气的地方下葬，与地气相通，就会保护好遗骨不朽，如此死者的灵魂便会得到安慰并庇护生者。古代的洗骨葬风俗证明古人的确有这种认识。古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民族，人过世后要葬两次，第一次将尸体简陋地埋于一个地方，叫做“凶葬”。待其若干年尸体腐烂以后，再拣出其骨洗净装入一个俗称“金塔”的陶缸内，然后择地选吉日再次入葬，这叫“吉葬”。

基于这种对气的认识，古人安居下葬必择“生气”旺盛的“藏风聚气”之地。堪舆家认为生气与地脉、地形有关，在自然环境中，气和风与水的关系最大，因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蔡元定注郭璞《葬经》)。生气忌风喜水，风要藏，水要聚，“藏风得水”，生气才旺盛。清人范宜宾进一步解释说：“无水则风到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重。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意思是说近水且靠山背风，生机盎然的地方总是好的居处。堪舆家以相地中风与水这两大要素概括这个理论，因而后世“风水”一词又成为堪舆的代名词。实际上，因风水一词主要源自重相地术的形势派，所以用风水命名的堪舆著作较为少见，仅有元代朱震享的《风水问答》及清代袁培松的《风水本义》等寥寥数本，可见风水仅是堪舆的一个俗称而已。

但是这种对“风水”本意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晋代郭璞《葬经》原著是风水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后世对其本意的理解有着较大偏差，这是导致风水学陷入歧途的原因之一。比如在对风水本意的理解上后人就曲解了郭璞的原义。宋代朱熹的弟子蔡元定在注释《葬经》时说：“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其实，在郭璞的原著里面并没有“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这句话。《葬经》原著说：“葬者，藏也，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郭璞的生气是地表下运行的能量，以“土”元素为代表，是地表万物的生长的要素，生气也就是土气，生气溢出地表后就形成了风，而不是指外在气流而形成的风，前者才是风水中“风”的本义。所以郭璞《葬经》又说：“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这里又讲到水的概念，气是水的母体，水是随气而运动的，并不是气“界水而止”。所以风水中的水，除了一般的江河湖塘等宏观的水外，主要是随生气而运动的或有关联水，还包括生气中的水分子，即微观水。所以风水的正确概念应该是“水土”的概念。实质上是指地表生态和气候的关系，风水好不好就是一个地方的水土好不好，地表生态和气候情况协不协调。故中国朴素的风水学是以探究建筑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为基本目的的。

堪舆术的别称很多，除称相地术、风水术外，还有青乌、青囊、地理、相地、相宅、卜地、卜宅、图宅、图墓、葬术等名称。青乌的典故出于《轩辕本纪》：“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旧唐书·经籍志》则记载青乌子乃汉代相地家，相传其著有《青乌子》三卷流行于世，因而青乌子成为风水学的别名。汉代以前的书是在竹简上书写而后编成卷册的，“册”字便是竹简成编的象形字，“卷”字本意也是指竹简叠卷的样子。从出土的大量汉简可了解这一事实。外出携带简册要用布袋来盛，“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堪舆著述在古代是归于选择术数一类的，古人常以青色囊袋盛术数之书，有“青囊妙计”（锦囊妙计）之说，因而风水有“青囊”之称。“相”的意思是察看、审定，引转古之面相、手相、星相等相术称谓，择地故称相地。“图”的古义是斟酌、图谋之意，古之营宅建墓乃一件大事，所以要深思熟虑，详细计划。因之，从事风水这个行业的人就相应的被人称为风水先生、堪舆家、地理先生、阴阳先生、宅相家、葬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