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乾：正本清源，钩深致远——郑万耕先生与当代易学研究

郑万耕先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担任过的重要学术职务有北京师大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国际易学研究》执行编委，华夏国际易道研究院副院长，《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哲学卷·易学哲学问题研究丛书》主编、四川省扬雄研究会名誉会长等。郑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特别是易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丰硕；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建树良多，素为学界所称道。

【提要】郑万耕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特别是易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丰硕，建树良多。他继承和弘扬易学优良传统，尤其是大力发扬朱伯崑先生的易学思想，阐发朱伯崑先生所强调的易学哲学，并有多方面的独立创获。郑先生的系列工作始终贯穿着“正本清源”的原则，体现出“钩深致远”的胸怀。他也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打着易学旗号搞各种迷信活动；更通过培养易学后备人才，撰写易学教材，编辑易学刊物，组织高端学术论坛，在当代易学研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具体的易学贡献则体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除了撰著《太玄校释》，进而推进杨雄思想研究以外，还涉及通行本《周易》的研究中诸多聚讼不已的难题，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相关疑问；并对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做了回应，意义重大。

一、叩其两端 正本清源

郑先生的系列工作，特别是在当代易学研究中，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始终贯穿着“正本清源”的原则。

《周易》是极其重要而又形式特殊的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它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它是“群经之首”——当然，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如郑先生所论：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周易》对我国古代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风俗习惯都起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华元典中，《周易》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就其广度和深度说，没有一部典籍可以同它相媲美。[①]

最初，《周易》是卜筮之书的一种，也就是说用来指导“算卦”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卜筮的理解，往往过于功利化和简单化。事实上，“卜筮”本来就有探问探求和推算的意思，且古代有专人负责，也不能随意使用：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师，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问龟曰卜”。）[②]

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礼记·礼运》）[③]

故圣人制法，皆象天之心意也，守一而乐上卜。卜者，问也，常乐上行而卜问不止者。大吉，最上之路也。故上字一画，直上而卜。下为字者，一下而卜，卜，问也。常思念问，下行者，极无下，故乐下益者，不复得上也。(《太平经丙部·三合相通诀》) [④]

即使在科技昌明的今天，因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危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困惑并没有减少。所以，人们还是希望能有一套理论或者机制来解疑释惑，各种努力努力自古至今，都从未停止过。《周易》有一套卦象符号，又有一套演算的方法和解释的理论。这其实都体现了人类试图掌握自己命运，把握得失吉凶的一种努力。正如朱伯崑先生所指出的：

《周易》作为上古时代算命的典籍，强调人的努力和智谋，不是一切听命于天启，显然是我先民理性思维发展的产物。如果说，占为古代迷信之一，但此种卜问吉凶的方式，确乎是一种文明的创造，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所没有的，体现了先民处于困境和逆境中，企图摆脱不幸命运的忧患意识和生活智慧，虽然披着神秘的外衣。[⑤]

问题在于，总有人狭隘地把《周易》只视为“算卦”的书，也有一批人打着“预测”、或者“科学预测”的名义来混淆视听，招摇撞骗。依笔者愚见，郑先生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梳理和阐发《周易》本身的文化价值和它的哲理思想，这是重点；另一个方面则是分析《周易》这本书在体例和内容上的特殊性，亦即讲说义理不能够离开象数，这是基础。

这两个方面，也是对朱伯崑先生所论“《周易》有两套语言”的重要易学观的进一步阐发：

易学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其显著的特点，是通对《周易》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辞的解释，来表达其哲学观点的。这是他流派的哲学所没有的。研究易学哲学史，如果看不到其自身的特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总结其理论思维的内容，抽象地探讨两条思维路线的斗争，不去揭示易学哲学发展程中的特殊矛盾，其结果对易学哲学史的研究，不仅流于一般化，而且容易将古代的论现代化。因此，朱伯崑先生紧紧抓住易学的这一特点，注意区分易学中解经的两套言，即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既不把哲学语言归之于谈筮法问题，抹煞其哲学意义不以哲学语言代替筮法语言，抹煞筮法的内容，从而揭示易学每个发展时期的历史特点阐明其特有的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进程，真正达到了经学史与哲学史的高度统一。[⑥]

要区分《易传》解经的两套语言。由于《易传》的特征是将《易经》哲理化，因而其对《周易》的解释，便有两套语言，即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前者谈筮法问题，后者谈哲学问题，谈哲学问题往往又不脱离筮法问题。因此，我们阅读《易传》，要注意区分其所谈问题的性质。就其解《易》的两种语言说，所谈论的问题的性质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谈筮法，如《系辞》“大衍之数”章，“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章，“易有太极”章；又如讲“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唯变所适等，都是讲筮法问题；又如《说卦》传中对取象和取义说的概括，提出“乾坤父卦”说，亦是讲筮法问题。二是谈哲理，如《系辞》“易与天地准”章，“一阴一之谓道”章，三陈九卦章等，都属于哲学语言。三是既讲筮法，又谈哲理，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况较为普遍，而以《彖》《象》二传最为突出，充分体现了《易传》解经的特色。[⑦]

“两套语言”可谓易学的“一体两端”，朱先生所强调的二者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对于中国经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⑧]

郑先生一再引用朱伯崑先生的立场，强调易学与江湖术数不可同日而语：

朱伯崑先生明确指出, 易学与术数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这两种文化传统,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混淆易学与江湖术数的区别, 视占术为象数之学, 或将象数之学归结为占术的观念, 都是对《周易》文化精神的曲解。[⑨]

郑先生曾经主编过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名为《算命透视》[⑩]。所谓“透视”，就是对各种“算命”现象的产生、表现以及消极影响进行立体透彻的分析和批评。郑先生还通过撰写文章，发表学术演讲以及接受采访等形式，包括他在历届“中国国际易道论坛”上的主旨发言，都不断强调学习和研究《周易》，一定要有正本清源的意识。他的这些工作，对于易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郑先生在易学方面“叩其两端、正本清源”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于德行修养的重视：

《周易》卦爻辞中含有劝戒之义, 反映了先民的生活智慧和某种忧患意识。

《易传》所倡导的“忧患意识”, 对易学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1]

《易传》以孔子的易学观为指导, 又吸取先哲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言说方式, 三陈九卦, 便将孔子“观其(易卦)德义” 、“求其德”的思想, 具体化了。它要求人们不断提高道德境界, 以此作为化凶为吉, 防止和解除忧患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以来儒家道德修养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对儒家人文主义的易学观的确立, 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2]

如郑先生所论，“三陈九卦”无论是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集中体现了《易传》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以“德”为核心的修养论。这对于当代及未来的社会建设，亦是源头活水。

二、汇通经史 突出哲学

在“六经”之中,《周易》的哲学性无疑是最强的。没有对《周易》哲学的 正本清源,钩深致远，完整把握,可能会导致对中国哲学的结构、内容与学派归属的误解。[13]朱伯崑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的哲学接触以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高的。”[14]郑万耕先生继而指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基于道德生活的要求,出于道德直觉或道德体验的 观念,是由于脱离经学史研究,孤立地分析一些哲学概念和命题,而产生的一种误解。”[15]

把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以道德体验或心性修养为主,不讲客观性、逻辑性的误解可谓由来已久,而流布广泛。[16]正如郑先生所具体分析的:“以宋明道学为例,其形上学和本体论,是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和阐发建立起来的。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理事、道器、理气、天人之辨、阴阳变易学说等等,都是从其易学命题中引申和推衍出来的。”[17]

郑先生的分析和论述洞中肯綮。在此基础上，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周易》经传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18]讨论道德内容、道德体验、道德修养无疑是《易传》中的重要内容，但《周易》所表述的道德论，不是以心性论或情感论为基础，而是基于对卦象、卦形的解释和引申，这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建构途径。[19]

同时，郑先生一直强调从历史的、过程的眼光研读《周易》：“经、传、学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具特色，不能混为一谈。”[20]另一方面，《周易》的经、传、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观以及珍贵的历史史料。[21]

另外，郑先生也特别强调《周易》对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的深刻影响，他指出：

司马迁十分推崇《周易》,视其为圣人之书;“致命遂志”是司马迁的最高价值追求;“殊途同归”、“易简”、“时变”等观念是其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易》中的很多辞句,成为其立论的依据。[22]

班固视《周易》为五经之首, 大道之原, 并以此为创作《汉书》的理论基础。”又阐发其阴阳变易学说, 提出了一个元气论的宇宙生成理论;《汉书》推崇天人谐调论, 表现了一种“顺天应人的圣人史观” ;班固以“致命遂志”为其价值理想, 欲以文章扬名于后世, 没世而不朽。[23]

如果说司马迁《史记》运用《周易》的通变思想提出了“见盛观衰”的史学观, 班固《汉书》以通变学说考察了学术渊源的流变, 那么, 范晔则在继承二氏史学传统的基础上, 更以“物穷则变生”为天地人物的必然法则, 去观察和说明社会历史的变迁。[24]

郑先生的这些论断推陈出新，对于深化史学理论及推进《周易》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郑先生也时刻关注当代易学的进展，他对朱伯崑先生的学术贡献有特别深入和全面的阐发：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深化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此种问题意识,在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研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主要表现在:讲哲学史何以不谈易学?中国哲学是出于道德体验吗?《系辞》"易有太极"章是讲世界形成还是筮法问题?王弼大衍义是否主张太极本体与万事万物"体用一如"?能否将朱子学说与西方哲学作简单比附?等等。正因为如此,朱先生的学术研究才取得了许多超迈前贤的创造性成果,为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终于成长为继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之后,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代大家。[25]

朱伯崑先生开创了哲学史研究同经学史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为弘扬中化优秀传统文化和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6]

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了儒家传统哲学的形上学和本体论,来源于其易学体系,不是基于道德生活的要求的思想。[27]

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研究的贡献还在于将易学思维区分为四个层次,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而以辩证思维最为丰富,有自己的民族特色。[28]

在长期的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历史主义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学风,是朱伯崑先生的又一贡献。[29]

郑先生还特别提到了朱先生于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文，如郑先生所言：

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关于哲学史问题的大辩论。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就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30]

得益于郑先生的提示，年轻一代学人可以了解到1957年关于哲学史问题大辩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朱伯崑先生的重要贡献。[31]

郑先生在易学研究中汇通经史而突出哲学，注重易学中的思维方式，真可谓“不诬古人，不误今人与后人”。

三、释难解疑 探赜索隐

郑先生对于易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对于诸多疑难问题的探究，包括他对于《太玄》研究的关键性推进。刘歆曾经当面评价《太玄》说：

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扬雄的反应则是“笑而不应”。（《汉书·扬雄传》）郑先生先后出版《太玄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华书局2014年）、《扬雄及其太玄》（北京师范出版社2009年；巴蜀书社2018年）等专著，并领衔推出了《扬雄研究系列丛书》（巴蜀书社2018年）。张岱年先生评价说：

扬雄作《太玄》以拟《易》，虽属模拟之书，实质上不失为一个新的创作。……郑万耕同志研究扬雄哲学，在昔人注解的基础上，更加钻研，写成《太玄校释》一书，对于扬雄所用的方言奇字作了疏释，对于《太玄》所包括的天文学知识作了说明，力求使《太玄》成为一部可懂的书，这是近年研究古典哲学的新成就。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重要意义。[32]

杨庆中教授评论说《太玄校释》是近年来颇有影响的一部精品，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一书中，有《郑万耕及其太玄研究》一文，做了专门评述。[33]

而在《周易》的学派归属上，郑先生从辩证思维的角度，一方面指出《易传》与《老子》思想的相通之处，比如“物极则反”；[34]另一方面也强调从“阴阳”、“刚柔”、“动静”、“自然”等角度，《老子》与《易传》有明显区别。郑先生同意余敦康先生的判断，并进一步指出：

《易传》的辩证思维, 既不能说与《老子》的思想体系根本对立, 毫不相关, 也不能说属于道家系统。实际上, 它是在战国中后期学术大融合的形势下, 汲取各家学说的营养, 加以综合创新, 而形成了一个非道非儒,亦道亦儒, 儒道互补, 超越各家的新型世界观。[35]

笔者深以为然。而郑先生的这些论断，也是对朱伯崑先生易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近年来出土文献的研究的颇为时兴，郑先生也十分关注，但他的立论坚持历史考察与哲学分析相结合，所发表的成果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比如，他结合楚竹书《周易》，对于《随》卦上六爻辞，《大畜》卦六五爻辞、上九交辞，《遯》卦初六爻辞，《夬》卦上六爻辞，《姤》卦九四爻辞，《旅》卦六二爻辞及《蹇》卦之“蹇”的训释及相关文句的句读,都有自己的新说。他同时强调：“如果没有切实可靠的史料根据, 就随意加字改字, 疏通文义, 不仅很难接近古书本义, 反而会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不可不慎之又慎。”[36]

即使在通行本《周易》的研究中，也有诸多聚讼不已的难题，郑先生独具只眼，也有重要建树。例如他对于《说卦传》早于《序卦传》的论证：

诸家考辨“ 十翼” 之作者及年代, 均未曾涉及《说卦》与《序卦》之关系。

本来, 在《说卦》中, “ 乾健坤顺, 震动巽人, 坎陷离丽, 良止兑说” , 是“ 专说八卦” 的文字, 而且一气呵成, 文从字顺; 而《序卦》却取其对六子卦的说明, 插人对六十四卦的解说之中。《说卦》此章完全主取义说, 体例一致; 而《序卦》以乾坤为天地, 是主取象说,其它六子卦却主取义说, 显然是对《说卦传》不同章节的摘取。《说卦》此章对八经卦的解说, 与以下各章对八经卦的解说, 完全依照“ 乾坤父母” 与“ 长男长女” 、“ 中男中女” 、“ 少男少女” 的次序排列, 逻辑严密; 而《序卦》为了论述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 只好将其拆开, 分列四处, 以适应对六十四卦顺序的解说。由此看来, 说《序卦》摘引了《说卦》的文字, 是可以肯定的。[37]

郑先生的这些研究，不仅是“以经解经”的典型，也是“经史互证”的范例。

在出土文献中，还有一些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如关于马王堆帛书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恒先”问题，郑先生认为：

这一范畴的形成，是对先秦关于道体学说的高度概括和创造性综合。标志着道家哲学的新发展。[38]

可见，郑先生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既注意到学派归属的问题，又没有门户之见，而是坚持从文献本身出发，给予实事求是地论说。

郑先生在多年的研究、教学及学术组织中，审视古今，关切天人，睿理古典，回应挑战。他持论公允，既有宏大的格局，又有精细的考辨，可谓探赜索隐与钩深致远兼备，足以正本清源，承前启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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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郑万耕：《易学与哲学》，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② 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4页。

③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14页。

④ 王明：《太平经合校》（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7页。“卜，问也”，该书标点作“卜、问也”，恐误。

⑤ 朱伯崑：《请来认识易经》，《国文天地》1991年4月号。转引自郑万耕：《易学与哲学》，第441页。

⑥ 郑万耕：《朱伯崑先生易学研究的贡献》，见于王博主编：《中国哲学与易学——朱伯崑先生八十寿庆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0页。

⑦ 郑万耕： 《易学与哲学》，第17页。

⑧ 参见王博《哲学与经学之间——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的贡献》，《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⑨ 参见郭君铭：《朱伯崑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得到社会更全面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郑万耕教授访谈》，《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⑩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于1997。

11.郑万耕：《易传忧患意识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

12 郑万耕：《“三陈九卦”章考释》，《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

13.参见拙文：《<周易〉究竟属于哪一家——<周易>学派归属问题研究综述》，《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2期。

14.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

15.郑万耕：《易学与哲学》，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4页。

16.如牟宗三有言：“中国既然确有哲学，那么它的形态与特质怎样? 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 (Subjectivity)’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氏著《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页）。

17.郑万耕：《易学与哲学》，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4页。

18.《周易》之哲理，并非只出现于传，而不见于经。对此，廖名春先生有精彩论说，参见其《从“乾”“坤”之本字论〈周易〉的哲学内涵》一文，载于氏著《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第207-227页。

19.参见拙文：《解象、释名、析理————<周易>与中国哲学的论说方式》，《船山学刊》2015年第3期。

20.郑万耕：《易学与哲学》，第17页。

21.参见章伟文：《易学历史观研究》，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

22.郑万耕：《史记〉与〈周易〉》，《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3.郑万耕：《〈汉书〉与〈周易〉》，《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4..郑万耕：《〈后汉书〉与〈周易〉》，《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5. 郑万耕：《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国学学刊》2016年第1期。郑先生所主编的《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哲学卷·易学哲学问题研究丛书》就是以“易学哲学问题研究”为主轴的，已出版社的著作包括郑万耕《易学与哲学》、赵建功《中国哲学天人观及其与易学关系之研究》、章伟文《易学历史观研究》、郭君铭《易学阴阳观研究》等。

26.郑万耕：《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研究的贡献》，见于王博主编《中国哲学与易学——朱伯崑先生八十寿庆纪念文集》，第329页。

27.同上，第331页。

28.同上，第333页。

29.同上，第335页。

30.郑万耕：《记朱伯崑先生》，《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1. “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学术会议，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参见：《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赵修义、张翼星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2.张岱年：《郑万耕太玄校释序》，见于《太玄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33.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0-316页。

34.郑万耕：《易学中的物极则反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35.郑万耕：《<易传〉与<老子〉的辩证思维》，《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1期。

36.郑万耕：《〈周易〉释读八则——以楚竹书为参照》，《周易研究》2005年第2 期。

37.郑万耕：《〈序卦〉晚于<说卦〉的一个例证》，《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1期。

38.郑万耕：《楚竹书〈恒先〉简说》，《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赵建功则进一步认为“恒”即“道”，不宜与“先”连读。（赵建功：《〈恒先〉意解》，《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