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勋：欧阳修怀疑《周易》蠡测

欧阳修怀疑《周易》不但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且是我国易学史和宋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至巨，不少见解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弄清欧阳修怀疑《周易》的真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欧阳修的疑经《周易》约始于景祐四年(1037)撰成的《易童子问》、《易或问》，对《易传》的怀疑已经比较完备。之后，他在庆历年间任职礼部和嘉祐年间任考官时所作的一些策问，又补充发展了他怀疑《周易》的思想和理论。此外，他陆陆续续创作的一些诗文作品也往往谈到这方面内容。

一

欧阳修怀疑《周易》的主要表现

(一)欧阳修对部分《易传》作者的怀疑

欧阳修相信传统经学有关《周易》的《经》和《彖》、《象》作者的说法，怀疑《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孔子作说，重点针对《系辞》和《文言》；《说卦》、《杂卦》涉及较少，只是在《易童子问》中认为是占书，《序卦》则没有具体反驳。他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繁衍丛脞。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认为《乾》卦的爻辞已经把意思表达明白，而《文言》却有四次重复，《系辞》又重复四次；对于《坤》卦，《系辞》本已“言虽约其义无不包”，却又详为之说，《说卦》也再次重复；对于观象系辞，《系辞》也有四次重复；此外的重复情况不胜枚举。他认为这说明它们出于众家之手，且杂取不精，“繁衍丛脞”，并非一人所为，尤非孔子所作。

2.自相乖戾。《文言》对《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这被称作四德。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认为《文言》“四德”与“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是两种不同的解释，互相矛盾；《系辞》有包羲受《河图》之说，也有包羲观象作八卦之说，《文言》又有生蓍立卦之说，欧阳修认为这三种说法互相抵牾。这种情况属于“自相乖戾”，存于一书，不合一人所作之情，不但说明它们并非出于圣人，而且有些说法“害经惑世”，对后世有不良影响，应该黜去。后来，在《南省试进士策问》中，欧阳修又将《系辞》中八卦产生的说法归纳为四种，并以此来询问当时的考生。

3.对“何谓”、“子曰”的认识。在《易或问》中，他认为《系辞》的“何谓”、“子曰”是“讲师之言”。在《易童子问》中，他又重申此说。在《传易图序》中，欧阳修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何谓”、“子曰”的情况：认为“子曰”是汉代经师择取孔子《文言》时所加，传世《文言》与孔子《文言》相比有亡佚；先言“何谓”后言“子曰”，“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这与《公羊》、《谷梁》中的情况类似；《系辞·上》的“子曰”也是讲师之说。此外的圣人言论都亡佚了，而就是存世的这些言论也因去取、流传而有“存者不完”和“伪谬之失”。

4.四德的出处。在《易或问》中，欧阳修发现“四德”的解释恰好出现在《左传》“鲁襄公九年”穆姜的话里，这早于孔子出生十五年，说明《文言》不是孔子所作，而是袭用了《左传》之文，否则左氏记载令人不解。在《易童子问》中，他补充了《文言》袭《左传》的理由：认为四德出于穆姜“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并不是《乾》之德；左氏在孔子之后传《春秋》，欲其书信于世，必不会混淆是非，把孔子之书当作他之前的说法，也不会把孔子之前已有的言论当作孔子作品，《左传》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这说明《文言》在《左传》成书时还没有被认为是孔子所作，孔子作《文言》说后起且在文献上与《左传》记载不合。后来在《诗解统序·十五国次解》中，他又重复了此论。

(二)欧阳修对《周易》经文的怀疑

虽然，欧阳修认为《周易》的《经》为文王、周公作，《彖》和《象》为孔子作；但是，他对这些内容也有怀疑。先秦古书历秦火一劫多已不完，而《周易》却相对完整，对此，历来有“《易》以卜筮得独不焚”之说。但是，欧阳修却没有盲从此说，而是保留了一定的怀疑态度。他说：“今《易》皆出乎讲师临时之说矣，幸而讲师所引者得载于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岂不多邪？”认为传世《周易》有亡佚。他曾用其他经书征引文来考订传世《周易》的文本：“然如经解所引，考于今《易》亡之，岂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为完书也”。由于文献有缺，欧阳修这句话的具体所指已不可详考。此外，他又指出“《易·需》之辞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辞曰：‘艮其限列其夤’，《暌》之辞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是皆险怪奇绝，非世常言，无为有训故(一作诂)考证，而学者出其臆见，随事为解，果得圣人之传邪？”认为《周易·需》卦六四爻辞、《艮》卦九三爻辞和《暌》卦上九爻辞均为“臆出之说”，不可尽信。

综上所述，欧阳修的结论是：存世的《系辞》原出于孔子的赞《易》之文，但有亡佚、有讹误、有重复、有矛盾，为经师杂取而成，去取不精，问题较多。《文言》为汉代经师纂辑，其中有孔子《文言》的言论，也有亡佚和谬误，而且还有经师的解释。存世的《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都不是孔子的作品，经文也有亡佚和“臆出之说”。

二

欧阳修怀疑《周易》的主要思想

应该说，欧阳修对《周易》的怀疑较为全面，有根有据，认识较前人有发展，有其深刻之处，反映了欧阳修敏锐的识见，从“繁衍丛脞”和“自相乖戾”两方面说明《系辞》等系古人取材多处、杂糅众说而成，接近了事实真相。应该说《十翼》均非孔子所作，说《十翼》孔子作明显有“显立其传”的倾向。

但是，从欧阳修论证的过程和本质来看，欧阳修的这些观点又有一定的思想动机，有鲜明的主观倾向。虽然《十翼》非孔子作，但也与孔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确为儒家言论，至少可以确认为战国时期的儒士所为，这从《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以及《十翼》本身都能看出这一点，从马王堆帛书《周易》、上博简也可得到印证。《十翼》的成书正反映了儒士们在孔子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积极吸取各方面材料，将《周易》及其理论纳入儒家体系发展儒学思想的努力。也许因此孔子作《十翼》的说法才成为汉人的共识。这样看来，欧阳修的见解就不乏师心自用的主观成见了，是其经学思想的体现。欧阳修指出的“繁衍丛脞”就明显有以经书“言简义深”为说来否定《系辞》等非圣人作的主观倾向，有在特殊经学思想指导下以经疑传的倾向。今天看来，先秦古人言论多有为而发，文章多出于后人所记，思想体系并不一定就决定着文章结构，更何况不同的记录者和流传者也可能会出现不同，《论语》的情况正表现了这一点，可见，“繁衍丛脞”可能反而反映了古书记载的内容较古老、真实，“言简义深”则有可能经过后人的加工，人们怀疑《老子》为战国时作品即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欧阳修这种方法本身并非客观的文献学思路，是以推崇经义的思想来看待经籍，有经学向义理发展的意味。这也是他没有具体论证却认为《说卦》、《序卦》和《杂卦》均非孔子所作的原因。

而其“自相乖戾”不但在文本的理解中有欧阳修的个人意气，而且不少地方还表现了“众辞淆乱质诸圣”的倾向：如《文言》四德与非四德的说明本是从不同的角度立论的，二者不存在矛盾，但主观意气已使欧阳修看不到这一点。对于八卦的产生，欧阳修指出三种说法自相乖戾，但却并非就此而止，而是进一步指出其中有“害经惑世”之言需“黜去”：他否定《河图》说，看似因其与“观象立卦说”矛盾，实际却因天授《河图》说有谶纬色彩，与“子不语怪”矛盾；他反对生蓍立卦说，表明他承王弼重视《周易》义理，但也表明他反对视《周易》为占筮之书，反对怪妄迷信之说。此二说正是欧阳修所言“害经惑世”的具体所指，因此他要用“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的精神将其黜去。实际上，《系辞》有多神论和占筮迷信色彩，不少地方讲有意志的天，这也许是欧阳修重视反驳《系辞》的原因。他的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他对《系辞》和《文言》的认识：他认为《文言》“子曰”是孔子的原文，《系辞》“子曰”却是经师的解说，表明他更严于批评《系辞》。这表现出欧阳修经学中有较强的理性主义成分，而且较孔子的理性主义有了突出的发展。

“四德”的问题，欧阳修认为自己的认识最言之凿凿，但却经不住推敲：因为穆姜有这方面的言论，并不妨碍儒家以此来解《周易》、作《文言》。《左传》、《国语》中有多条《周易》筮例，说明《周易》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左传》所记为穆姜的言论，本不必出现孔子之名，这对认识孔子取资《易传》并无妨碍，《诗》、《书》等先孔子存在，先秦典籍引用时均不标明孔子，这并不妨碍人们认定孔子与《诗》、《书》的关系，更何况《易》的《乾》卦和《随》卦都是“元亨利贞”的吉卦，存世《文言》只有《乾文言》和《坤文言》(欧阳修也承认《文言》有亡佚)了；尤其是欧阳修一方面承认存世的《文言》原出于孔子《文言》，一方面又否定《文言》与孔子的直接关系，陷入了自相矛盾。可见，一方面欧阳修的论证并不严密，甚至还有疏漏；另一方面他本已认识到《系辞》、《文言》有孔子之前、孔子之后之别，却又自己把它混淆自相矛盾。都表明他研治《周易》重在怀疑，意气使其并不深入和客观，甚至是主观混淆自己认识以构成矛盾来达到否定孔子作《系辞》、《文言》的目的，具有明显的思想倾向。欧阳修对《周易》经文的怀疑是由于这些言论“皆险怪奇绝”，亦表现出浓郁的理性主义思想。

《周易》本为占筮之书，自《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已有孔子作《十翼》说，《河图》《洛书》、生蓍等说也都由来已久；但欧阳修却“勇于敢为”，对之进行了大胆怀疑。欧阳修作《易或问》、《易童子问》之后，一再申明自己尊经贬传的思想和对《系辞》的怀疑，把它当作进士策问的题目来询问考生，并于去世那年作《系辞说》重申此论时自信地说“稍稍以余言为然也”、“予之言久当见信于人矣”。如此汲汲地怀疑《系辞》等传，努力扩大其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汉代经学是在五德终始、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神学目的论基础上建立的。这种经学与上古人们较低的认识水平有关。中唐以来，这种粗糙的神学目的论与人们日渐提高的认识水平相比已明显滞后，失去了市场。针对佛教轮回报应等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从理性主义出发都对神学天命说提出了怀疑和批判，力图用经验的方法重新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秦汉经学理论。欧阳修发展了韩愈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在运用理性主义和经验方法重新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反对谶纬迷信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这是他专心怀疑《周易》的《系辞》等传的原因。

今天看来，欧阳修怀疑《周易》虽然有一些文献依据，有些认识比较深入；但又并非完全依据文献的结果，有些论述也不严谨(当然，这与文献学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他得出的结论也并不比汉唐经学更符合经书的原貌。事实上，经籍的内容庞杂、成书情况复杂，与孔子的关系十分微妙。经书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和经书内容的合理性是两个问题，因时代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并不能用经书内容不合理说明经书本身不真实；传统的经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明显表现了儒学的发展，不能以此认为传不解经，更不能说传者不是孔子的传人。

但是，欧阳修在论述中却无视这些论证上的不严密，以他当时的思想为出发点，推尊孔子和经义，把凡是不合宋代思想的内容都认为不是孔子和其弟子所为，是值得怀疑的“伪说”、“异说”、“杂乱之说”，要用“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的精神将之“黜去”，这就使其疑经脱离了文献学范畴，具有使经书脱离原始神学和占筮迷信之书的性质从而转化为纯粹儒家经典的倾向，并且在具体进行中糅合进了提高了的客观理性意识。这明显与儒学复兴运动中反对佛老思想和谶纬迷信以期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的学术背景吻合。这说明在符合时代、学术发展的需要下，欧阳修将经学与儒学、孔子言论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其怀疑《周易》体现了他努力运用时代思想来纯洁经书内容、提升经书品位、恢复经学活力，从而达到维护经书、尊经崇圣的目的，这才是欧阳修怀疑《周易》的真实内涵。这与欧阳修复兴儒学的思想相表里，也与宋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向形上发展的理路相一致，说明他复兴的儒学是一种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