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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状况及实际势力所及可知，司马迁所说的“河洛”，是泛指以嵩山、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诸地区，它包括了北及晋南冀中、西至关中、南达汉水、东到鲁西江淮这样一个范围比较广阔的地域。这片广袤的沃土是中华先民最古老的繁衍生息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因此，一般谈及华夏民族，追溯中华远古文明，都要谈到“河洛”，正所谓“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这种“煌煌祖宗业”的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历代，贯穿中国整个封建社会。
中国是一个地域文化多元的国家。河洛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和吴越、荆楚、湖湘、闽粤、巴蜀、陇右等地域文化相比，其产生、发展有许多相近和相同之处。但由于“河洛”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农业发达，夏商周汉唐宋等历代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这种特殊的区位优势及强大的政治优势，就使得河洛文化与上述各地域文化相比又有很突出、很明显的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不同就是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处于主干、主导与核心地位。
一、河洛文化不仅仅是河洛先民创造的，也是集各地域文化之大成而形成的，因而长期处于发达与领先地位。夏商周三代及其后，河洛先民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精英，其代表人物如夏禹、伊尹、傅说、姜尚、周公、老子、庄子、墨子、商鞅、子产、申不害、韩非、吴起、鬼谷子、苏秦、邓析、公孙衍等，他们对中国早期的儒、道、法、兵、墨、名、纵横等河洛文化流派的形成起到开创与奠基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地域文化的早期创始者，如孔子、管子等对河洛文化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孔子不仅问礼于洛，而且率弟子游学于河洛各地，为河洛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如他的国家一统思想、仁德为政思想、孝悌伦理思想、重农抑商思想等。对周边地域的文化，河洛地区的学术流派也不断地吸收，不断地扬弃，从而使自身日臻完善与成熟。河洛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共融性是其发达与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之功，不仅在河洛先民，也是不同地域文化滋育之结果。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诸子在问学、游学和接受河洛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也受到很大的启迪，大量吸收了河洛文化的先进内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和学派。还以孔子为例，孔子早期之学，只是偏于一隅的齐鲁一派，尚不系统，更不成熟，经过中原的问礼，大量吸收周朝先王之遗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才逐步发育成“儒学”。孔子等贤哲对周文化的肯定、吸收与传播，则进一步扩大和张扬了河洛文化。
二、河洛文化由于受政治势力的推崇，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具有极大的辐射力。自“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之后，汉、唐至宋，十数个王朝都在河洛地区立国建都，河洛地区由此长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河洛文化也由此成为强势文化。河洛文化为政治力量所推行有多种形式，其中力度最大、效果最显著的有两种：一是统治者把河洛文化作为官方文化用制度安排的方式加以固化，要求朝野奉行，成为巩固政权和加强国家管理的支撑。周公在洛阳的“制礼作乐”，把传统的河洛文化规范化、法制化，从而奠定了河洛文化作为官方文化的基础，加之孔子的称赞、推崇和理论化，河洛文化在秦汉以后的正统地位就更加牢固。二是用行政的手段大力向全国进行普及。在文化传承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但周文化最强。周朝建立之后，加强了分封制，数百年间，不断把大批在河洛地区成长并深谙周礼的人分封到全国各地，这些人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河洛文化，还一而再地不断进行“改制”，从而使“东夷”、“西戎”、“苗蛮”各部族华夏化。如周公东征获胜后，其子伯禽被周封为鲁公，伯禽就国鲁地后很快就着手“变其俗，革其礼”。吕尚就任齐后，更是软硬兼施，不遗余力地推行周制。即使如周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与敬王争夺嗣承权失败后逃往楚国，为了以后的发展，逃亡时还不忘周朝的文化―――“奉典籍以奔楚”，为楚国推行河洛文化创造了便利。至于周成王之弟叔虞分封于唐（晋）、召公分封于燕，实行了“启以夏政，强以戎索”之策，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本身就是河洛文化包容大度之风的结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河洛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在当地得到大力的普及。明于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秦汉时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快地由车同轨、书同文而实现了文化的大统一―――周代的基础性工作功不可没。
三、“经”文化是河洛文化的一个独特个性，士人的信奉与张扬，使其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当辽阔的南苗、东夷、西戎、北胡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经济的发达，河洛地区率先进入奴隶制社会，从而结束了社会的“部落”或“邦”形式，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禹都阳城”，在毫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创造了华夏国家形态的原生形态，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之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和青铜器，标志着河洛文明已经达到全新的阶段。考古证明，作为服务于国家统治的各种文化，如礼、乐、历法等典章制度，在夏代都已基本具备。殷承夏制，周因殷礼，至周朝时不仅更加完备，也更加自觉，突出表现在理论上的惊人建树―――从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的划分、从确立王制到对庶民的管理与教育、从人的思维方式到处世态度、从生产生活到人的思想信仰等，形成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典册和对典籍的阐述，如《书》、《礼》、《易》、《乐》、《诗》、《春秋》等。由于这些典籍的官方化、权威性、规范性，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与推行，更为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阶层所张扬，或为其传，或为其疏，自汉代起更是一直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人们立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修之“经”。河洛文化中的这种“经”文化特点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河洛文化中“经”的地位的确立，使其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处于“正统”、主流的地位更加巩固与稳定，这也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河洛文化从其形成、发展到日臻成熟和强大，是一个不断向上的兴盛过程，以至其在时间上影响整个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空间上传承和影响了大一统的整个中国各地域，这种只有不断发展壮大而从没有式微的现象，也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重要特征。
责任编辑：谷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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