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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中，似乎难以找出一部像《周易》这样具有如此独异的思想和学术品格的书来。其卦爻符号系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语符；其文辞的简古玄奥；加以卦爻符号系统与文辞之间语义关系的错综复杂、朦胧游移，颇显得这位中华“智者”的脾性刁钻古怪。的确，当代读者与《周易》之间存在着比较巨大的文化时差，这是漫长的历史距离。对一系列卦爻语境的译码，亦即接受与被接受，确是发生在今人与古人之间的一场颇为艰苦而有趣的“对话”。
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周易》是一个中华古代的“综合知识库”，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代表之作。卡普拉(F·Capra)《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曾经指出，“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2000多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冯友兰也曾经说过，《周易》是一个“空套子”，似乎什么都可以填进去，消化得了，解释得通。这很难说是思想走入迷途，而在说明《周易》的思想容量及其朴素的辨证思维的确有点非同一般。冠居“群经”的《周易》，无疑具有撩人魂魄的学术魅力。当然，就其思想品格而言，它自有其陈旧的一面。在千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中，大概这就是易学基础上一直是显学的原因之一，而其陈旧之处自应受到合理的扬弃。
当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大致具有沿袭传统易学、试图拓展研究思路与方法、且成果颇丰的特点。近十数年“周易热”的经久未衰，成为新时期所出现的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学术景观。其间，各地竞相重印大批历代易学名著、出版今人新作，数量之巨，前所未见。其中不乏古今严谨学者的优秀著论，亦难免良莠不齐。一些与易学相关的民间方术杂学之书占有相当比重，弄得有些“滥”。从易学研究的社团学术组织来看，除了较早成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周易研究会”之外，北京、上海、吉林、山东、福建、河南、陕西与广西等地，关于易学的“学会”、“中心”、“研究所”之类纷纷面世并展开活动，其团体之伙，人群之众，看来非其它学术领域可以相比。至于不同规模与层次的易学研讨会，大有彼伏此起之势。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欧美、亚洲诸多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易学研究的交流。这说明中国当代易学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笔者以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及其成果，大致上可以分为彼此相联系的六个方面：
一、“传统易”。基本沿着中国易学史上易学研究的传统思路与方法，对《周易》通行本进行卦爻符号与文辞的全面笺注与解读，是传统“象数易”与“义理易”的承续与发展。
二、“考古易”。即从考古角度进入对《周易》的研究。这方面可以帛书《周易》与所谓“数图形卦”的研究为代表，其研究由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其成果引人注目。“考古易”是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之治易较为严谨的一个领域，也是多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除对帛书《周易》与“数图形卦”考证之外，还有关于对“三易”、太极、河图、洛书、先天与后天八卦方位等问题的考证，论文甚多，恕不在此赘述。
三、“科学易”。试图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待与研究《周易》，探讨《周易》所涵蕴的朴素的自然科学思想因子与数理、生化、天文等科学的内在联系。所谓“科学易”的提法（最早见于潘雨廷《科学易》一文，载于《周易纵横录》一书），并不是说涵蕴着数理因素的《周易》占筮术本身及卦爻符号系统是什么“科学”，而是说，《周易》作为一个中国古老的文化形态，首先是由于它的朴素辨证的哲理因素、同时也因其包含着“数”的因子，从而建构起这门古老学问与现代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联系。
四、“历史易”。所谓“以史说易”，从历史角度治易。它包括两大内容：（一）认为《周易》卦爻符号及经、传文辞所记述或影射的是历史、史事。（二）对中国易学史的研究，包括易学哲学通史、断代易学史以及古代易学家著论研究等。
五、“预测易。”《周易》原本占筮之书，《易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筮即所谓周易预测，是其原始功能之一。
六、“文化易”。试图对《周易》进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是近年比较新起的治易学术观与方法论。关于“文化易”研究，是建立在《周易》是中华先秦“十分重要”的文化学巨著”、“也是古华古代诸多文化智慧的综合体”（拙著《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这一认识基础上的。
总之，当有中国的易文化研究基本上表现为本文前述的六种趋势，其中“文化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其以前五大治易课题的综合。笔者以为，对《周易》的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并且我们期望，通过众多学人的共同努力，实事求是、探赜索微，在《周易》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关系及其转换上建构中国当代易学文化体系，这是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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