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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易道之广大，儒家尊其为“群经之首”，道家将其列为“三玄之一”，后世视其为一切文化的“源头活水”。《易经》以卜筮解卦为内容，为卜筮之天书。《易经》虽晦涩难懂，但对日本思想政治文化却影响深远。该文着重对《易经》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及对日本思想政治文化的影响进行梳理分析，以图对理解日本的文化现象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有所助益。
《易经》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含义深邃，虽表面形式是以卜筮断卦为基础内容，但其内涵及真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和文化的精髓，凝结了华夏上古圣贤之士睿智卓识的哲思深意。作为中华思想的源泉和文明文化先锋，《易经》素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著称，可谓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对思想认识的精髓，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现代学科体系，包括社会学、哲学、物理、数学等学科体系，以及人类的伦理道德、中医的治病方式、艺术的创造原理、军事的用兵之道等等均可窥见“易”的魅力与精粹。
《易经》自古以来便被列为六经之首，是古代读书人的必学经典。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易经》也是推崇备至、执着研究。所谓“韦编三绝”，就体现了孔子对《易经》的浓厚兴趣。相传孔子对《易经》爱不释手，反复阅读，潜心专研，以致串连竹简的绳子多次断裂。然而《易经》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内容深奥，极赋思理，并且伸缩性强，言简意赅，数理奥博，连孔子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由此，足见《易经》之玄奥莫测。溯源察流，据传《易经》的奠基人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文化之神伏羲，其基本内容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后经周代的开国君主周文王加以丰富，到了春秋时期，在孔子的潜心研究下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人类留下了这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易经》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一般认为，《传》为孔子整理完备，中间渗透了孔子的思想观点。
《易经》在日本社会的植入与传承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文化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也承认自身属于东洋文化圈，日本文化的形成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中儒家思想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思想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观已经深入渗透于日本的整个历史和社会中，并沉淀于日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和深层心理，根植于日本人的心灵世界，演变为日本的主流文化并发展出其自身的特色。
《易经》对日本文化的陶养塑造起着关键的作用。纵观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无处不彰显出易理的魅力。日本对《易经》的挚爱是贯穿古今的，专攻中日文化的知名学者吉野裕子在仔细考察日本最早的史料《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后指出，创世纪和最初建都的日本古代社会活动都以《易经》哲学为基础的，这说明《易经》思想已深深地扎根于古代日本的深层。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崛起的重要里程碑，《五条誓文》是明治天皇的施政纲领，其中第二条为：“上下一心，以盛行经论”，这里的“经论”就是《易经》。明治天皇还明确提出：“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的组阁原则，使得举国上下掀起学易、用易的热潮，直到现在，上至天皇、内阁总理、各省大臣，下至民间百姓、经济财团、企业老板无不用“易”。人们纷纷向《易经》中探求经世之道，明辨穷通、卜问休咎的易学成了社会的行为指导。
《易经》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所涵盖的思想内容不仅仅是儒学，道教、佛教等精髓深究下来也能窥见易之真理。但《易经》在日本的传入与推广，与儒学是分不开的。《易经》这部文化瑰宝具体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已经无从考据，一般认为是在公元6世纪通过朝鲜随着儒学经典流入日本的。
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513年（继体天皇7年）从百济派往日本五经博士后，日本人开始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和《周易》。当时的日本刚刚迈入文明社会，基本上以神道立国，原始宗教占统治地位。比起以伦理本位为中心的儒学理性思想体系，以卜筮为主要内容的《易经》更容易被日本社会接受，它的神秘色彩正好符合了日本神道的模式。正如日本知名学者吉野先生所说，在日本的古代祭祀中，细节理念中尽是《易经》的阴阳五行的道理。
从最初的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逐步到大化革新时期建立较为完备的学校体系，以易理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开始逐步统摄日本人的心灵。吉野裕子在他的《易经与日本祭祀》的要旨里指出，日本在从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期之间的文化摇篮期，有识之士就开始学习《易经》，努力深入探索其中的奥妙并把它应用于祭祀行政方面，以图国家的安宁与发展。当时的皇室和贵族都在学习儒家经典，吸取中国先进文化思想。
日本古代自大化革新直至12世纪后期，在中央有设在京城的大学寮，地方有国学（日本地方最高行政单位称“寮”），此外还有大学寮别曹和私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这些学校即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日本8世纪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明确规定《周易》为教科书之一，是必读经书。
由上可见，《易经》对日本的影响早在古代就已经展开，是日本在吸收消化中国儒学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推广的。在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关于“易”的中国典籍有三十三种共一百七十七卷。现存于东山御文库的《周易抄》一卷多认为是宇多天皇亲笔写本。
《易经》对日本思想政治文化的影响
《易经》对日本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主要是体现在政治领域。从天皇年号的选定，便可看出日本为政者的易学政治思想。为政者甄选年号，寄寓着选择者的政治理念，表现了他们想树立的天皇政治形象。因而选定年号是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政治实践活动。
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总数为247个，约出自百部中国经典。其中有27次出自《易经》。如日本第122代天皇明治（1868—1912），名睦仁，其年号“明治”即典出《周易·说卦》：“‘离’者，明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中将政治的方向定位为“明”，明确指出政治要以开明为使命。日本政权在《易经》中发掘出“明”和“治”这两个代表古老政治思想的词，使之成为日本近代革新的年号和口号，也将这种思想贯穿日本近代化过程的始终。
《易经》以其社会化、世俗化的宇宙观陶冶塑造了日本文化。《易经》的宇宙观指出：“易有两极，是生两仪……”，进一步将两仪解释为阴阳二气，此二气源自太极，彼消此长而最终形成天地，“道”便蕴含其中。于是导出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则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在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义理下，形成了为君之德、以民为本、上下尊卑的政治统治纲常，更好地服务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
特别在《彖传》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神的最高体现即“天”的，被赋予了非常抽象化的概念。于是只有先古圣贤及当代明君去“观天之神道”并“以神道设教”才能实现“天下服矣”，这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大化革新运动中，于646年正式颁布“改革新诏”之前，孝德天皇曾下诏历数私田制和部民制之弊，就以《周易》中《彖》的“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为据，主张改革。易理为封建君主确立封建社会建立初期的统治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日本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史上起到了奠基作用。
《周易》的政治思想也被后世政治思想家所运用、发挥，在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约》中的第二条便是“上下一心，大展经纶”。“经纶”一词语出《周易·上经·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之卦象是为云雷聚，云行于上，雷动于下。按《象传》以雨比恩泽，以雷比刑。谓君子观此卦象和卦名，则善于兼用恩泽与刑罚，以经纬国家。云雷交动，万物“初生”，艰难困顿此际，君子当胸怀天下，经略四海大业。
此外，《易经》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其他领域也非常深远。在宗教领域里，日本的祭祀制度及内容都具有浓厚的《易经》理念；在民俗领域里，日本的忌讳中深含易理的奥义；在管理学的领域，《易经》经世致用的思想及“三易”（即“简易”、“不易”、“变易”）观，成为企业管理理论的基本理念和核心思想。
可以说，从日本的意志结构和伦理本位的形成，到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架构，都渗透着深邃的易理内涵。在日本，《易经》被奉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哲学之书，指导着先古和当代人们的学习、工作、处世等日常行为。《易经》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千丝万缕且错综复杂，是当今中日文化交流探索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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