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的故事

杨践行丨薛学潜丨唐文治丨熊十力……就历代哲人的《易》学研究来说，潘先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文章载自刘衍文先生《寄庐杂笔》

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一）

我对每一个有德之人，每一个读书有得之人，都是很敬重的。但如问我究竟对谁的学问最为敬仰，古人且不说，今人则除了钱锺书先生而外，就是潘雨廷先生了。

潘先生精通古今中外的哲学，对于《易经》的各种流派，《易经》在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影响下的变化及其得失，说来真是如数家珍。最初，请他来上海教育学院对教师开设讲座，是我征得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蒋锡康先生的允若而安排的，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是我向过去的朋友，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副所长的叶百丰先生力荐的，而他评上副研究员、正教授，前后也都是由我写出鉴定的。

那些评职称的送审材料委实不能代表潘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人对之颇多挑剔，由于不了解先生的苦衷，这是难怪的；有人却把他奉若神明，甚至某些新闻报道和小说也大加渲染、神乎其神，而一些医生、技击家、气功师、术数家则纷纷借其名以自重，以为获得他的真传，那也简直是胡说八道。先生学术的精粹之处这班人全然不晓，只抱住一点，就随心所欲，任意发挥，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这里只想如实写下一点我之所知所感，以为永怀，并奉献对《周易》有同好者。

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二)

潘先生自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一直居家研《易》，在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任职前，从未正式有过工作。他的父亲是旧日浦东银行的总经理。我的难友、原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吴企尧先生与其父、其兄皆有交往，但与其本人却不熟悉。正是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有优裕的环境足供他长期向学。据潘先生自己说，他的研《易》，所以能锲而不舍，最初和他母亲的病痛乃至逝世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能 “转益多师”，就历代哲人的《易》学研究来说，他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问：《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死，活的微言没了，以后弟子亡，纲领也散。现在看来，二千年的《易经》竟大部分没抓到原意，《易经》原来一直是晦的。

先生言：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二千年来的《易经》，也就是澄清二千年的中国文化。此是我的责任，认清客观时空和主观时空后抉择，故和政治界、艺术界、民间等息息相通，但绝对不卷入去。（大意如是）

问：此我理解到。

先生言：《易》完全抛掉也不关，而是借《易》来通天道，理解宇宙人，解决生死问题，了生死。（大意）

问：此也早理解到。

对潘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践行先生和薛学潜先生。当初我和王逢年先生、丁济华医生一起，由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介绍，并陪同我们去潘家听过杨、薛两位先生及潘先生约三周的课，随即因十年浩劫与世隔绝。及至拨乱反正、恢复自由后，再因张大文、黄福康诸君之介，重新与潘先生有了联系。才知杨、薛两位先生都已归道山，当时听课的王逢年和丁济华也已先后去世，惟成一先生健在。同时得交与杨、薛两家有通家之好的傅紫显先生。潘先生曾对我们谈起杨、薛两先生的轶事，而傅先生尤知其详。可惜我今撰此文时，成一先生早已辞世，两年前，傅先生又忽告病故。不然，很多存疑的事，都可向他们请益的，这是很大的遗憾。

当初我们去听课，是由薛先生首先开讲的。薛先生是近代著名经办洋务的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薛福成（1838—1894）的长孙，父薛翼运（1862—1929），字南溟。薛先生小时，其父聘请钱基博先生为家庭教师，讲授过查理·斯密所编的《小代数学》。钱老有文记其事，但没有道出他这位学生的名字。先生字毓津，尝游历世界各国，创办实业，著有《政本论》。桐城吴挚甫（汝纶）先生就是他的外祖父，程序他“可绳乃祖”。后潜心于《易》学，专著有《<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等书，颇流行于海外。我们去听课时，薛先生又有新著两种陆续印行。他对我们讲的似乎是“宇宙起源与河图、洛书”这一命题，发了二十多页讲义。听课的人很多，男女老少，济济一堂，有的还不时点头，我们却都听得莫名其妙。只约略记得论证宇宙星云的布局与河图、洛书的运行规律完全一致，我想这里面是否会有些牵强附会呢？上面提到的后两本书我都翻过，但一点不得要领。老友傅先生见告，旧书店有廉价可得，是否把他买来？我说，我买书只讲实用，要是买书不看，或看不懂，何必虚张门面呢？前几年傅先生又与其亲友联系，想整理薛先生全部遗著，要我作序，我说，对薛先生的学问，我一点门径都摸不着，让我如何下手去写？倘潘先生在，那就好了。

潘先生曾和我讲起薛先生的一个奇论：他说人们都讥笑“历史循环论”的非是，其实，宇宙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全部都是循环的。“朝茵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推而广之再广之，扩而充之再充之，由于时间过长过久，人类的历史和智力尚不能见，故不能知。薛先生提出了一个计算方法，以星际间的距离速度，转换为时间的长度，得出十二亿年为一最大循环的结论。曾演讲给我听，问我信也不信。这是薛先生不轻易为人言的，估记于此。

杨先生字圣一，生活清苦，度日维艰，平时薛先生常有所资助。他潜心《易》理，坚毅不拔。他的讲课，皆平正通达。近人根据马王堆出土文物才发现的，杨先生大都皆先行推断而得。他的著作，傅先生都借我看过。潘先生尝从杨先生学气功和太极拳，但我陪潘先生去看尢彭熙博士时，尢说其站桩姿势先就不对，气犹未通，途径走错了，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又请几位有气功的人来检测，奇怪的是，不论气功师功力高下如何悬殊，测别人的气功能量都大致不差，他们都一致认为潘先生其实无气可言，好像并未练过功。为此我请教了傅先生，而傅也早有察觉，曾私下问过潘，潘回答说：练与不练是一样的，一通百通嘛。《易》之道无所不包，有了《易》，什么都解决了。

我不知杨先生的气功究竟功力如何。但他始终忠于他的研究。潘先生说，杨先生曾和他私下谈起，说曾三次梦见伏羲，与之论道，得益甚多。问我信也不信？我说：精诚所至，日夕怀之，自然就会形诸梦寐的。孔子欲从周，就经常梦见周公；刘彦和崇拜孔子，“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寐，乃怡然而喜”（见《文心雕龙·序志》），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完全是可以解释的。但潘先生认为，此事绝非如此简单，当是精神的贯通感召有以致之。并说他曾几度梦见虞翻云云。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执着的“通人之弊”吧。杨先生后来得癌症而死，据潘先生说，照理杨先生是不会生癌的。别的事他都想得开，但儿子划上右派，一时转不过来，刺激太大，癌症就发作了。

潘先生年轻时到唐尉芝（文治）先生家拜过门，唐的《年谱》中有记载。潘先生平常是不赞成卜卦的，他屡屡以“不疑何卜”告诫人，疑而能解者亦不卜，有大疑大惑者才偶尔卜之。他说到唐夫子只在清末明初交替之际，对自己的出处卜了一卦，得一“遯”卦，才下定决心，退出官场，专心壹志于教育事业。这与南宋时朱熹欲上奏章弹劾奸臣，因蔡元定为其卜得一“遯”卦而就此缩手，其事殊而其情类。潘认为这是一种触机，原有天意在。我则以为卜卦是有极大地偶然性的，只是一时的凑巧而已，又有点像摇奖，以之为戏则可，为之执迷则不可取。

潘先生也尝拜在熊十力的先生门下。我们知道，熊先生在金陵刻经处与其师欧阳竟无大师及其同门友吕澂先生决裂，后与马一浮先生也搞得不欢而散，很多人都有意见，觉得熊无非是要故意标新而争胜于人，正确的还是原来的师徒传统承受。傅先生认为：老潘水平不知要高出熊多少，何必凑热闹屈尊拜其为师。我也委婉地向潘先生说了熊先生《新唯识论》、《乾坤衍》中的一些疑问。潘先生解释说：《易》学在各个时代都会与其他学派结合而有所变化发展。唐代中国佛教兴盛，从《华严经》带来的《易》学新课题，却经历宋元明清皆付阙如，熊先生是最初填补了这方面的缺陷的，在《易》学史上会有一定的地位。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史略》讲法相宗甚精辟，涉及禅宗的就有多处错误。顾毓琇先生专讲禅宗发展史虽有微误，但可补吕书之不足。顾毓琇、毓瑔兄弟都与潘先生相熟，毓琇先生有书从美国寄赠予潘，我因得略翻一过。毓瑔先生则我也相识，一度往来甚密。他尝介绍多人来潘家听讲，又与尢彭熙先生交好，跟尢学气功，过从甚密。但我之结识毓琇先生却是因难友黄睿思的推介，与上述诸公无涉。后来我们在潘、尢两府都不期而遇，彼此一怔，觉得上海虽大，亦何其狭小！

潘先生曾告诉我一件熊先生的“秘密”，现在他们两位都已作古，就不妨斗胆公开了吧。潘说，熊先生在其行将易箦时，深自忏悔，觉得自己所以会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乃是晚年辟佛所致。于是不断念诵《往生咒》，以赎罪其罪愆云。

到潘先生家里听课的人很多，有一位S先生，据潘先生暗里对我说，这位先生自称练功已出“阴神”，结果不慎飘入母猪肚内，变成小猪生出，幸得灵心未泯，不食而死，遂得生还，但所有功力都已荡然无存，一切只好从头做起。其入定所得，都写成韵语，出示于人，很多人都抄录了下来。我看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门面语，最不像样的狂禅语录也要比它高明。S先生已经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看似活不长久了，但他却沾沾自喜，自信功德即将圆满，尸解飞升。他人当然是老实的，不会也不必要骗人，那一定是走火入魔了。我和潘先生说，旧笔记小说有类似记载，只说有人死后魂入猪肚，变为小猪，闻秽不食，饿死再生，但没有说是练气功。不知S先生是否精神恍惚，认梦成真了吧。

听课者中又有刘公纯先生，在唐山大地震期间，闻北京也将发生地震，匆匆赶往梁漱溟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光景，挥汗抄录了梁先生的著作返杭。他是马一浮先生的得意弟子，惟恐梁先生会地震遭难，人稿惧亡。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通义》，就是他校点的。以马氏弟子而能对梁先生著作如此关心爱护，尤重异量之美，实是难得。他比梁年轻的多，但想不到先梁而辞世。我们则因他的劳力而比别人早一些读到了梁先生的未刊著述。

据傅紫显先生说，这种民间讲学的形式可追溯到解放之前。过去来讲课的先生，曾有一位来自昆山，一位来自嘉兴，也各有特色，且都在薛家开讲，听课的大都留饭，竟有三桌之多。解放后那两位先生也就从此未曾再来，现已不记其名姓，也不知其下落了。又苏州沈祖绵、沈廷发父子，与潘先生有通家之好，其《沈氏悬空学》在海外煞是风行，潘原有著者惠赠的一部，却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未能一睹内容。有一次沈廷发先生来沪讲学，本约我与之相会，复因忙而失之交臂。在潘先生家，一次有一位张竹铭老先生自美国来访。张老是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的高足，于道教最有心得。我尝献数疑，蒙其一一指点，虽相聚恨短，而受益实多。至于听讲者中，有专门研究“西藏学”的吴中先生，为白教传人，现尚健在，可惜我身体不好，不能向其求教了。

现摘录刘衍文先生《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部分章节以飨好友，全文见刘衍文《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刘文对潘先生记述仅供参考，望明辨之。

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三）

潘先生讲课，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从下午一时半讲到五时光景，不喝一口水，不休息一分钟，如此精力，如此纯熟，实为平生所罕见。有时偶翻一页书给听者看看，似乎页数都能背出的。但其本人却从不翻看，文本皆脱口而出，绝无差错。如此教学，亦实为平生所仅见。我尝见好多报导和纪念性的文章，夸奖某些闻人、名人授课吸引力之大，及至后来问起听过课的人，都微微一笑道：写得好看就是了。而潘先生上课的谈吐和风度，却真是光彩夺目的。假如把他的讲课录音整理出来，都会成为洋洋大观的一篇篇好文章。

然而，奇怪的是，潘先生驾驭文字的技术，却不能与他的语言能力相一致。本来，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固有一定差距，那是无足为怪的，如王充之文，就滞重而拖沓；俞正燮之文，尤芜杂而繁琐。即以上面提及的梁漱溟先生，他之为文也散漫而欠通顺。目下很有些人嫌陈寅恪先生为文噜苏叨絮，我想这或许与其失明有关。但那些则责备他文字不佳的人，试反观其本人之为文，则或芜杂寡要，或西拉东扯，也大抵全无法度的，这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凡自诩能文者，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看上去犹不免沉闷；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等，也平庸而枯竭乏味。学者之文能如章炳麟就、刘师培、黄侃诸前辈，或如梁任公、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是极为难得的了。求之近今学人，惟吕思勉、钱宾四、冯友兰先生叙写最为条畅，李长之、刘大杰先生文字最活泼生动。当然，作家而兼学者的钱锺书先生更是奇峰突起、不同凡响的了。

潘先生之文，倘与上述诸公比较起来，只能和梁漱溟处于伯仲之间，这该是他最大的不足之处吧。而潘先生本人起初犹未能自知。他曾为研究生讲解他写的一篇序文，并说用的全是《庄子》笔法，听者不禁暗自失笑。当时就有好几个人跑来责备我，说你怎么介绍这样一个文理不通的人来执教！又譬如他在校点古籍时，即使较一般的句式，其断句差错犹多，遂也牵累到我这个推荐者。我于是辩说：用人当用其所长，看人亦当看其擅，诸位不妨听听他的课堂效应吧！

然而我的辩解又遇到了问题。原来，潘先生在家里为我们讲课真称得上“俯拾即是，尽得风流”的，谁知在对教育学院教师讲课时，就不由得有些拘谨了。或拘于其时思想禁锢犹严，惟恐有人说他讲《易经》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涉于封建迷信，遂根据清代焦循《易学三书》的立论和方法，参照他的老师薛学潜先生的观点，加以贯通发挥，意图证明《易》理不惟与近代的数学、物理学相通，而且与最尖端的科学成就都是融洽无间的。这种说法，专研文科的听来不甚了了，攻数理的，又感到把这种现代人的常识或科学发现，附会到几千年前的哲理上去，未免牵强，又有何用！假如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了这么先进的思想和智慧，且不说历史的原因，为何至今未有开发应用，偏让外国人处处领先呢？

正是这个原因，于副研究员评审时就有人激烈反对，几乎不能通过。倒是徐震堮教授力排众议，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要大家全面对待他的学术观点，不要只抓小处不放，才得以勉强通过。事后，潘先生以为他的职称获得通过，乃是靠某些人的帮忙与支持，却未料所谓的“某些人”正是反对最激烈的。

潘先生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也是想把科学与玄学结合为一种指导性的新学所进行的尝试，可以说与前述今文学大师廖季平的“第六变”之设想有些殊途同归。只是廖所处的时代，西学东渐，尚不普遍；而科学本身尤及不上今天的突飞猛进，所以不会有什么相对论、量子论、多维空间等后起的学说观念包含在内。连类而及建国后说到某些古代的学说或某些文学作品，总要引证一段马恩列斯如何如何说，然后下结论，说这是“相通的”、“一致的”，或者加上“由此可知”、“足以证明”之类的话头，这与潘先生的观点相比，充其量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不过是一个用伟人导师的话语进行时髦可爱的妆点，一个用近代科学的成就作惊世骇俗的附会罢了。

潘先生如此谈《易》，不仅只是由于“心有余悸”之故，恐也有他的另一种“通人之弊”存焉。而薛先生的著述，我看还是因其过剩的聪明才智，出国考察，既读了许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本其家学和外祖父及其家庭教师钱基博的影响，文章亦雄健酣畅，正不妨把彼此抟合一起玩玩。按《易·系辞上传》有云：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也许薛先生就是从此受到启发，而以“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乐的。所谓“演易”，实际上也可谓是从认识世界到游戏为乐的一种过渡。以数为戏，原是愈演愈繁、愈演愈巧的，这与牙牌书中雅致的入《兰闺清玩》，通俗的入“过五关、斩六将”之类的一人戏本无二致的。不过《兰闺清玩》加之藻绘，薛先生则通之以科学，如实而已，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次子永明，是研究高等数学的，曾见其书，亦觉无甚高明之处，用以闲中自我消遣，以增游艺乐趣，固无不可；倘若因此立论，以明“中学远过于西学，古人远胜于今人”，那就像纪韵所批评的戴震一样的不是了。潘先生或许是完全知道其中奥秘的，不便明说罢了。不过我想，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大千世界存此一派一说，也是无伤大雅的吧。

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四）

潘先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最初倒不是由于《易》学，而是缘于经过拨乱反正，初步打破闭关自守后对外来学者的接待。

潘先生见告，有一个法籍荷兰人自取中文名施博尔，字舟人，与其法籍夫人来到中国，要约访对道教有研究的学者。他在北京找不到多少人，又到上海，希望政府推荐一些。当时道教的研究尚是一个空白点，《道藏》还属于禁区，大学图书馆虽有其书，却都封藏而不得借阅。政府多方查访，而华东师大以潘研《易》，或与道教关联，又物色了会谈佛教的苏渊雷教授同去接待。殊不知他们两人，严格说来都还属外行之列。

施舟人说，他为着对道教的兴趣，曾在台湾拜一有名的道士为师，为他尽心干活达六年之久，受到老道信任，获得了真传，遂于研究能有所进展。说到《道藏》，他说在法国，几乎像中国街道这一组织所辖的小范围内，起码也有一部存放可借的。

《道藏》中是收有有关《易》学著作的，因此潘先生提到了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施舟人是看过近人考证的：“这是后蜀道士彭晓的伪托之作，怎么会是魏伯阳的呢？”潘先生回答说：虞氏《易》中，曾引及魏伯阳此书。虞翻（164—233）是三国吴人，书中自不可能引及比他年代还要晚这么多年的人的著作。这一下施舟人先生震惊了，这可是他闻所未闻的。于是又问对《周易参同契》看法，潘说正在为此书作注。施舟人先生极其兴奋地说：出书以后请您一定要寄赠一本。接着又问潘先生懂得符箓否？潘说不知。而施舟人先生说他是从老道那里学会的，完全明白其用意和作用。

从此，《道藏》那时就特准专为潘先生的一人开放了，学校的、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都无一例外。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如今《道藏》重印，有钱即可自备，图书馆中也已人人能够查阅，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于是潘先生就一直浏览《道藏》，后来又自备其书，接着又被选为上海市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兼带研习道教经典的研究生，我还曾为其所带的研究生主持过答辩呢。

《周易》中，“观象玩辞”与“观变玩占”最复杂难通的就是“虞氏易”，惠栋、张惠言写过这方面的书，焦循也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命题，但都留下了一些无法解答的难点和疑点。焦循甚至认为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潘先生却一一把它通解出来了。这真是空前杰出的贡献。所以在潘先生的著作中，我以为当以《周易虞氏易象释》为最有价值，与之相辅弼的则有《过半刃言》、《黼爻》、《衍变通论》和《易则》等书。《过半刃言》是阐发义理的完辞之作，书名取义于《系辞下》“智者观其辞，则思过半矣”语；《黼爻》所涉为玩九、用六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编次以先天图为序；《衍变通论》论筮占，阐明大衍数之变化，自用数之四十九演变为六十四的过程和法则；《易则》八篇，论河图、洛书和先后天图的变化。

我曾听过潘先生讲过《坤》卦的一段，又听过《系辞》的一段，真有如陆放翁《读宛陵诗》的“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之感（见《剑南诗稿》卷六十），但未能一直听下去，真是很可惜的。

虞氏易是汉易象数之学发展下来的最主要的一支，也是最深奥、最难摸索的一门哲理。潘先生精通虞氏易，重视象数，自然反对晋人王弼的“扫象”。王弼的学说，影响极大，当时反对他的人并不少，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文献保留下来。清儒中反对他的人尤多，也都未击中他的要害。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一段最有名的话：

义苟在建，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

近人顾颉刚先生在《论<诗序>附会的方法》中，显然还是赞同王弼的说法的。他说：

我从前读《易经》，觉得解释的话圆通得很，坤卦未始不可讲成乾卦，革卦未始不可讲成鼎卦。近读《诗经》，又有同样的感想，觉得他们的话无施不可。（见《古史辨》第三册四〇四页）

清儒中驳其说者都讲得不甚清楚，没有什么说服力。潘先生则滔滔不绝，从易象的演变来说明乾为马、坤为牛之理，绝对不可倒而置之。令人十分信服，又可惜我当时未及记下。但那时我想，纵使潘先生的行文不甚条畅，其书或迟或早总能出版的。我其时尚不能集中精力探索此书，因颇想在退休以后，若能天假我年，必当摒弃一切，着力揣摩，遇有疑难，可以当面请教。不意他年龄比我小得多，反而先我而逝；又想不到他这么重要的稿子，交托了一位也算是他学生的人带往北京出版，不料却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幸得傅紫显先生录有副本，但其抄本密密麻麻，全是蝇头小字，又把《易经》的正文、虞注和潘先生的绎义并在一起，既不分段，又不分行，弄得眉目不清。我曾建议傅先生，稿子当分章分段分节重行抄过，而且不能如此节约纸张，只有科举时代的“作弊夹带”才会如此抄写。否则一般人不惟阅读吃力，有伤目力，而且常常看漏看错，又怎能据此排印。傅先生答应重抄，可几年前他又不幸逝世。潘先生的这份遗稿究竟怎么办？潘师母金德仪先生尝向我提及，我也时时关注，盼望它能早日出版。

除了上述这些书稿外，潘先生还有《读易提要》一书，也是极为难得的著作。因系一人所著，内容体例统一，不像《四库提要》之成于众手，虽经纪昀统稿修饰，文句自佳，然内容未能全面细察，且轻重比例，各有偏倚。又潘先生此著，于各书皆概括其精神要点，然后加以评述，故其所叙文字较多，有类全书缩影，这又是《四库提要》所莫能及的。该书介绍的典籍约有三百种，本早可出版，审稿者以其行文未善而搁置。倘请他人润色，则以其中多有专门术语。我以为文固欠佳，然未妨研读，其实听之任之，通晓《易》理者自能明其神髓，不必去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存其原始之真，又有何不可？如梁漱溟之书，岂不照样一一出版了吗！近闻此书不久即可问世，这是颇堪告慰于先生及世人的。

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五）

我在潘家听讲课，《易经》只零星听过数次，不像傅紫显先生那么完整，也不能如黄福康君的从不间断。但我却听过先生讲授《庄子》、《华严经》、《维摩诘经》等的全部课程。潘先生所讲《庄子》的《内篇》七篇很有见地，其中讲《天下篇》尤为精微。传闻从前沈士远先生在北京大学预科班讲《庄子·天下篇》，竟足足讲了一个学期之多，因此有了“沈天下”的声誉。我不知沈先生是怎样一个讲法，如果只是集释、集注似地一路讲下去，那只要有时间和勤奋的功夫就成。我听潘先生的讲课，实是阐述各种学派的要义，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也不专注于名物训诂，而是贯通了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的《季春季第二·圜道》和《序易》以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几乎就是一部先秦思想史的总评。这些文字，现在大体都收在《易与佛教·易与老庄》一书之中，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当然内容比我们所听讲的要简单一些，但也可窥见一斑。

由道家与《易》学的关系，自然就想到别有所传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过去我曾化大力探索过，但不得其解。听了潘先生的讲述，才得以弄清其脉络条理和象数计算。

按邵雍(1011—1077)字尧夫，祖先是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西北）人，从其父几经迁徙后，定居于河南洛阳。名其居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卒后谥康节。著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书》等。

邵雍之学，源于陈抟，抟传穆修，修传李挺之。邵受学于李，加以发扬光大。孔平仲在《珩璜新论》中，认为那是“无所从授”的心得。同时还记载了一个传说：说邵雍是他父亲所得江邻几学士家婢女所生，这个家婢带了许多秘藏的图书过去，邵雍才有机会尽读而精通之。邵雍这个号称“先天之学”的“皇极经世”学说，当时已为名臣富弼、司马光、吕公著所叹服。后来朱熹虽然认为他的书与《易经》全无关系，却赞之为“人豪”。邵雍死后，有关他的传说和故事就渲染得愈来愈神乎其神了，几乎与姜子牙、鬼谷子、诸葛亮、袁天纲、李淳风、罗隐，以及后代的刘基、徐文长一样，成为某一类型的“箭垛式”人物。

《皇极经世书》见收于《四库全书》和《道藏》，两种本子出入极大。我过去所见是《四部备要》本，根据的大约就是《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请潘先生校点的，用的底本却是《道藏》本。据潘先生说，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此书本该早就印出，或因经费问题而搁置下来，不久当可与读者见面。我常以《四库提要》卷一〇八说“此书之取象配数，又往往实不可解”为问，以为既无人能解，那就不必去解吧？潘先生微笑说：怎么不能解呢？只是修《四库》的馆臣们不懂其法罢了。因此特地对我们讲了一个多星期，遂初步了悟其究竟。潘先生为该书写的《前言》也见收于《易学提要》，为我们所讲的内容，大体都包括在内。

事隔不久，香港有个高级工程师名叫姜福钧的来沪公干，他也好《皇极经世书》，曾排列邵氏之数，画成一个图表，想找沪上的知音谈谈。姜跟尤彭熙先生学过气功和技击，他找到尢，又适逢不是毕修勺先生就是顾毓瑔先生也在座，于是就一起陪他去了潘家。其时我也正好在那里。姜先生不是研究《易经》的专家，于邵雍也没有深切的认识，但所画的图表却不完全正确。姜先生在潘先生的指导和协助下，后来还发表过好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不过据潘先生说，姜的表解，虽正确尚嫌粗糙；天津有一老人，要画得更为详细，但秘不示人，曾给潘看过。老人的大名至今我已忘却了。

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六）

潘先生是十分自尊和自信的，他在讲课或与人闲谈，往往总要提到我，说我和他在人和物的认识关系上有一个根本的分歧。我赞成世界和人生有可供寻绎的规律性，而他则赞成生命的轨迹是可以人为操纵的。我说，人们批评泰纳实证主义的艺术观为“庸俗社会学”，其实他的《艺术哲学》中所说的艺术批评三要素，即种族、环境、时代，倘稍作补充修正，还是颠扑不破的。种族是内部主源，是先天的、生理的和遗传的禀赋；环境是外部压力，包括自然、社会、政治和气候；时代是后天的力量，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泰纳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全部脱离他的时代，人绝对不会在刮平的版上起作用，而只是在已标了印迹的版上起作用的，印迹的差别则依人们在此一时还是彼一时取其版所决定。所以我们个人能起的主观作用原很有限，处处会受生理、心理、社会、时代与特定机遇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命运。潘先生说我没有通晓易理，所以摸不清世态，才会吃了二十三年的苦头。他则不论处于怎样的情况之下，皆能定位自己的卦象，从“未济”走向“既济”的，所以命运难不倒他，能够“无往而不自适”。同时他又特别提到了袁了凡的故事，说袁了凡尝遇一铁版数的术士，推算他的过去，事事皆有奇验，后袁日日记下“功过格”，功渐多而过渐少，最后终于有功无过，术士所推就不灵了。但潘先生说，袁不过以行善来改变自己的前途，还不像他那样更进一层，能用易理来驾驭自身。他是相信“铁版数”（或称“皇极数”）的，但认为只通用于常人，而不适用于他这个深明大道的哲士。

就在姜福钧先生来访那天，潘先生又重提上面的争论了。我说，袁黄，字了凡，他原是一个陋儒，并不知“铁版数”的底蕴。清叶名沣在《桥西杂记》中早已指出：“大都已往验，而未来之事多不足凭。”其所以“不足凭”之理，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曾记录安徽人苏日新对他所说的道理认为“先天数”只能推算过去，于后来之事便不准；若用“后天数”推算，对将来之事就能件件应验入神了。苏君曾遇到一个术士，定要恳求他用“后天数”推算，结果无一不准，后却遭了天谴。所以，袁了凡行善而改变命运的看法，是不足为凭的。

所有在场的人于是都纷纷议论起“铁版数”来了，他们大都有过亲身经历和经验，而我正在懊悔没有机缘遇见如此的奇人异事，不然也可讨教一二时，傅紫显却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忍不住开口就说：你们真是一群书呆子，这都是假的，骗骗人的！一时间大家竟和他辩论起来。傅先生对着潘先生又说：“老潘，你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怎么也会上这个大当！”

的确，我们都上了这个千年骗局的大当了。统治阶级中人自不必说，愚夫愚妇更不用提，文人学士不但听而信之，还为之引入了高深哲理来析解，则其谎言和手段的巧妙，恐怕也可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要不是遇到傅先生，连潘先生也会和过去的经学大师等人一样的“堕其术中”。我也几乎被它困惑了大半生。

按“铁版数”，上海人称“铁算盘”，原名“皇极数”，亦称“太极数”、“先天数”、“蠢子数”、“前定数”、《皇极经世书》，术者自称乃是得邵康节先生所秘传之妙诀，甚至认为另外公开于世的《皇极经世书》，尚是其糟糠或糟粕，真传并不在彼而却在此。

而且民间故老还流传一则这些术士杜撰出来的传说：邵康节把三本内容各不相同的“铁版神数” 传给了他的三个徒弟，一个行术在洛阳，后来逐渐传至燕、赵与晋，故统称北派；一个行术到浙江，故称浙派；还有一个行术到广东，故称粤派或南派。有些人去请他们推算，根据他们的生辰八字查不出结果的，北派会推说在浙派，浙派又推说在南派，粤派又推说在其他两派之内。他们承认各自获得的“真传”都不全，言下颇有遗憾之感。但他们又都不肯将自己的宝书献出，凑成“完璧”。其所以要这样说的最大原因，怕是可以让自己有时有个“落场戏”好做。

叶名沣所记更加增加了人们访求其书的兴致。他说曾经到内阁大库中去看“前定数”，仅存数十册，而且篇页凌乱，听守库老人说，在三十年前，有某相国取走了一大半，又听说在稷山县库也藏有写本。如此说来，这些原来都是完整的，是后来被人明取暗偷而残缺了的。

这些书的存留也许是可能的，但无疑的都是作伪之人所为。叶氏的记载中有几句话很重要，他曾“玩其纸墨”，断定它是“明人所为”，而决不能上推到邵雍。

我所看到的“铁版神数”刊本，共有四种：一种是锦章书局出版的，其中很多只有数字而无文字。另一种是千顷堂印行的，约有八千多条。还有就是前几年台湾出版的，书有精装四厚册，共有一万二千多条，据称是南派即粤派所传，又声称书中官制，多有沿用清朝的，因此断定系清人所为。特别其中有一条内容，是“黄泉无旅舍，今夜宿谁家”，谓是金圣叹的诗，遂断此书当成于金死之后。实则此诗乃五代江为所作（首二句为“街骨侵人急，西倾日欲斜”。）见《五代史补》），年代还在邵雍之前呢！又有钞本一种，计四十八册，且参以姓名纳音所化数字，就愈来愈觉难于推算了。

说到推算方法，作书者又专喜在这方面故作高深，它牵涉到《皇极经世书》中的元、会、运、世、和年、月、日、辰，又牵涉到河图、洛书的配数，还有爻辰、纳甲、卦气、升降、紫微斗数、太乙、奇门、六壬等等，几乎是所有术数的集大成者。我们再四研讨，都不得其门而入。但据傅先生说，那根本是在故弄玄虚，装装门面，目的就是要人感到莫测高深哩。

旧版《辞源》于“铁版数”条目下写道：

占法之一，用本人父母本身八字，配合五音八卦，每一时分八刻，每刻分十五分，故须屡次推试，得前事数年符合，始为的准时刻，吉凶祸福，预撰成语，以此检查原书，事皆前定，故名铁版数。俗传为宋邵雍所作。

这里除了说它是“占法之一”有错误外，其馀的话,大致袭用流俗所传，可见写此条目的人也是深信其术的。台湾出的《铁版神数考释》则于“铁版”二字的解释又有别说，认为这书实际上是一个号称铁卜子者所为，不过假名邵雍而已。

后来我把旧《辞源》中的话翻给傅先生看，傅说：“诀窍和机巧就出在‘故须屡次推试，使你自己说出父母妻子的情况，其他的事就好办了。但要学会它也不是很容易的，我是在即将解放时，化了三十元大洋才学来的，不过要我保证不得以此谋生。”傅先生当然无意厕身于江湖术士之林，他足足化了三个多月，终于弄通了其中的关键。其书的页码、抄写，每条的编号及其所系的词，完全可由术者自行编排，也可参考现成的。书最好用抄本，就愈显名贵，纸张愈黄愈旧，就显渊源古老。因此术者往往将抄本用蒸笼蒸过再晒干，令人有古色古香之感。

傅先生接着又向我们揭穿了术者的行骗过程。他说，行术时技巧的熟练是很重要的。桌下安置两个活动的小圆盘和图表，这是帮助记忆用的，必须处置得当，不露痕迹；条目和编码，还有打的数字，可随心所欲预先做好暗记。翻检时某事在某页分毫不差，所以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训练。他问我想不想学，随时都可以教会我的。我回答说：骗人的东西学他干什么，难道我要去做骗子吗？

过去已有人认为这种推算没有什么希奇，如徐朗西先生就是。他原名应庚，后以字行，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陪同其一道亡命日本多年的。有篇文章说他是中山先生的秘书，这并不确实。当时有个极有名的“铁算盘”为他推牌多时，弄得满头大汗，结果一无所得。朗西先生以为这就像查电话号码，查到就是，查不到就罢，毫不稀奇的，也不想深究，淡然处之而已。但却不知道这竟是一个骗局，而且绵延了近千年之久。最早提到“皇极数”的似是《水浒传》第六十四回。上过它当的，达官贵人之外，学人文士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袁黄、叶名沣、俞樾，另外还有许仲元（见《三异笔谈》卷一“蠢子数”条）、龙阳才子易顺鼎等人。易曾有诗记其事，解其后来所以不验之故，胡说其年龄当从民国元年为一岁起算，直是强作解人！这与俞樾等人于“先天数”和“后天数”的解释，几乎同样是在梦中说梦。

傅先生要我不得外传，他宅心仁厚，说应该让这些术士有口饭吃吃。但我以为让人上当受骗，总不是一件好事，故在其身后就把它公开出来。我想，拨开千古迷雾，揭示其真相，破除迷信，净化心灵，未始不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感谢傅先生，在与潘先生友人的交往中，可以说，这件事是我得益最大的，于潘先生的帮助可也不小！

人物生平

潘雨廷（1925—1991），著名道教学者,易学专家,上海人,生前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一生撰写了大量道教史和道教文化等方面的论著。治易40年,既继承了传统的象数理论,又发展了象数学义理,代表著有《周易终始》、《周易表解》、《易学史论文集》、《周易参同契考证》等。

主要事迹

潘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先后师从周善培、唐文治、熊十力、马一浮、杨践形、薛学潜等先生研究中西学术，专心致志于学问数十年，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在国际国内有相当的影响。潘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和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对中华学术中的《周易》和道教，有极深入的体验和心得。

主要著作介绍

《易学史丛论》潘雨廷撰，张文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易与佛教 易与老庄》潘雨延撰，张文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易表解》潘雨廷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读易提要》潘雨延　撰，张文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道教史发微》潘雨廷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周易虞氏易象释》《易则》潘雨廷撰，张文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易参同契考证》 潘雨廷 孟乃昌著 中国道教协会编

《易老与养生》 潘雨廷撰，张文江整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易学史发微》潘雨廷撰 复旦大学出版社

《道藏书目提要》潘雨廷撰上海古籍

《易学三种》潘雨廷撰 上海古籍

整理的古籍

《周易集解篡疏》[清]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中华书局，收入《十三经清人注疏》。《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是潘雨廷先生一九八六年一月（《补遗》延伸至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间的主要谈话记录，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科学与宗教，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对中华学术中的《周易》和道教，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他的著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