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周易》经学三论

一、论变易不易皆之大义

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比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

《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署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易变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只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

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说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才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

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义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训乎。

二、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读《易》者当先知伏羲为何画八卦，其画八卦有何用处。

《正义》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牺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又《坤灵图》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纬文耀钩》曰：伏羲作《易》名官。《礼纬合文嘉》曰：伏者别也，戏者献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

郑君论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以厚君民之别。郑专以厚君民之别为说，盖本孔子云，君亲以尊，臣子以顺之义，陆贾新语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畅其说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卧之言去言去，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

焦循谓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删书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备也，赞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设卦观象，定嫁娶以别男女，始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然则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为首出之君，前此无夫妇父子，即无君臣，凡纬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九头五龙摄提合雒等纪，无容议矣。

《庄子缮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按庄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饮食男女，虽禽兽虫豸生而即知，然牝牡无定偶，故有母而无父，自伏羲画八卦而人道定，有夫妇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赞《易》，所以极称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乱，何以得至一，故无伏羲画卦，则无夫妇，无父子，无君臣，而以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真妄论矣！

阮嗣宗《通论》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嗣宗亦庄生之流，而论《易》则称伏羲之功，不拾漆园唾余，然谓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谓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时晦，而伏羲氏复之，则无稽耳。

锡瑞案：焦氏发明伏羲画卦之功尤畅，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为泰，天地为否，似与此义相反，盖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阔绝，而上下之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四语本苏子瞻。昧者欲矫其弊，遂议尽去上下之分，岂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乎。

三、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

《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

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与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羡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杨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

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八，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巳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羲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

《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台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土地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沣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易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

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

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传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