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堪舆、商业出版与晚明社会

作者简介

张献忠（1973-），男，山东平邑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史、书籍史、科举学研究；

摘要

晚明时期，商业兴盛，商业出版异常活跃，各类堪舆书籍如雨后春笋出现。这些堪舆书籍种类繁多，大都由当时的达官显贵作序。从晚明堪舆类书籍的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员非常热衷堪舆术。不仅争相研读堪舆书籍，而且参与堪舆实践。此外当时堪舆学自身亦出现新情况，形法和理气派相互融合，举子弃业究心堪舆。

关键词

堪舆；商业出版；晚明社会

堪舆，又称风水、相宅、青乌、青鸟。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卜宅相地活动。从秦汉到宋元，堪舆书籍层出不穷，卜宅相地活动经久不衰。到了明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晚明商业出版异常活跃，堪舆类书籍亦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

一、晚明堪舆书籍刊刻盛况

晚明商业出版发达，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堪舆地理类书籍作为商业出版中的一类亦被大量刊刻。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书坊主刊刻的堪舆类书籍达31种。兹列一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发现，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刊刻的堪舆类书籍，数目众多，种类多样并且刊刻者众多，尤其是万历年间，共有21种堪舆类书籍的刊刻出版。

二、晚明商业出版中的堪舆类书籍特点

本文藉由《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下文简称《仙婆集》或《地理玄机仙婆集》）和《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下文简称《精校地理人子须知》或《地理人子须知》或《人子须知》）以及《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下文简称《地理统一全书》）这三本明代出版的堪舆书籍，探讨晚明商业出版中堪舆类书籍的特点、畅销原因，并由此进一步论述《仙婆集》《人子须知》和《地理统一全书》中体现的晚明社会图景。

《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由张鸣凤辑成。张鸣凤，字仪舜，别号龙墩，浮梁县人。早年“受业于星桥金太史，剖研理学，天地造化舍于一元，复遇李半仙于南昌，而公之术业与理学俱长”【2】。

  《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的作者是徐善继、徐善述两兄弟。据康熙《江西通志》载：“徐善继、徐善述，德兴人。初补邑庠生，以亲丧未厝，遂究心堪舆之学……遂深明其奥，指示阴阳休咎輙应，驰声于闽越间。迁县治易学基，士大夫莫不钦其慧识焉。”【3】

《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是余象斗(仰止)编集的堪舆书籍。“余象斗，名文台，象斗乃其字，号仰止子、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又有别名余世腾、余象乌、余季岳、余君召、子高父、元素等，是明后期建阳书坊中最负盛名的刻书家。”[1]（P286）叶德辉《书林清话》称：“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4】建安余氏从宋以来就是刻书大贾。

 晚明商业出版中的堪舆类书籍有四个特点：

其一，刊刻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明祁承爜所著《澹生堂藏书目》中收录的堪舆类书籍达57种之多。从《澹生堂藏书目》和上述表格可以看出晚明书坊主刊刻的堪舆类书籍，既有形法类和理气类书籍，如《人子须知》《八宅抽爻分房秘诀》；又有阳宅和阴宅书籍，如《阳宅新编》《阳宅大全》《阳宅本旨图解集成》《营宅圆机》《相宅图说》《重订相宅造福全书》（以上是阳宅图书）《葬经》《葬书演》《葬书古文》《青乌先生葬经》（以上是阴宅图书）《新刻杨救贫秘传阴阳二宅便用统宗》《新刻杨筠松秘传开门放水阴阳捷径》等；还有便于记诵的歌诀类堪舆书籍，如《新刊千金风水杀法妙诀》《重订校正魁板句解消砂经节图地理诀要雪心赋 增补秘传地理寻龙经诀法》《新锓京本句解消砂经节图雪心赋 寻龙经诀法》等；还有辑录各家之说，参以己见而合成一编的堪舆书籍，如《地理天机会元》，该书共收录29种堪舆书籍。

其二，市场需求大。同一书籍多次多地刊刻；同一书坊主多次刊刻堪舆书籍。徐善继、徐善述兄弟的《地理人子须知》就被多次刊刻。其在《郢中重刻自序》中说道：“铅山见溪王君，书林余氏虽昌两刻，病其未备。”【5】这说明此书至少在铅山王氏、书林余氏和郢中三个地方刊刻过，并且各地都至少刊刻过两次。上述表格中有23家书坊主参与了堪舆类书籍的刊刻出版，这些书坊主分布在福建、安徽、湖北等地。仅就表格所列，刘龙田乔山堂就刊刻过三种堪舆类书籍，分别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刊刻的《新刊地理纲目荣亲入眼福地先知》《新锓京本句解消砂经节图雪心赋 寻龙经诀法》和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刊刻的《新刻杨筠松秘传开门放水阴阳捷径》。此外多家书坊主在不同时期多次刊刻同一堪舆书籍，如《玉髓真经》分别在嘉靖二十九年、万历二十年、天启七年被福州府、何继高、书林陈孙贤刊刻出版。

其三，达官显贵纷纷作序。万历十一年（1583年）重刻的《精校地理人子须知》有两位官员为其作序，加上旧序的四位官员，一共有六位官员为其作序。这六位官员分别是“官至陕西少参，诰封工部尚书”【6】的曾璠，“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前陕西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翰林院国史修撰”【7】的李维桢，“赐进士及第，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经筵，国史总裁”的徐阶，“赐进士及第，南京国子监司业，前翰林院国史编修”的金达，“奉直大夫南京刑部”的余鋐以及张琨【8】。

 万历十五年（1587年）刊刻的《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有三位官员为其作序，分别是吕本、冯梦祯和虞淳熙。吕本官至“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再加少傅，階为光禄大夫”【9】。冯梦祯，“赐進士，朝列大夫，南国子祭酒”【10】。虞淳熙为“吏部员外”【11】。

崇祯元年（1628年）刊刻的《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有两位官员为其作序。一位是苏松巡抚祁彪佳【12】。另一位是“赐进士，大中大夫，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前南京户工二部郎中，奉敕督理北新钞关，湖广同考试官胡明佐”【13】。

其四，刊刻者和作者关系密切。万历十一年（1583年）《精校地理人子须知》的刊刻者曾璠曾延请余氏兄弟为其卜地。曾璠说：“余后自太史庐迎季子……于郢中亦为卜地计。”【14】此处的“季子”指徐善述。正因为此次延请，徐善述“容郢两寅，颇多隙日，乃取前书绪正之”，等徐善继从荆南归来，两兄弟“更相与讨论，润色删繁补遗”，书成，曾璠“不鄙，校梓广传”【15】。崇祯元年（1628年）书林余应虬、余应科兄弟刊刻的《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是其父亲余象斗(仰止)编集的堪舆书籍。祁彪佳说：“有闵知名之士两余生，亟进而见之……语次寻绎出其尊人仰止翁所辑著堪舆全书。”【16】仰止即是余象斗的号。 

三、晚明商业出版中堪舆类书籍畅销的社会背景

 晚明商业出版中的堪舆类书籍种类多，数量大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第一，堪舆历史悠久。堪舆相地卜宅之术古已有之。“昔神禹敷土，随山刊木，因九河之势，奠厥民居。公刘之迁者，相阴阳，观流泉。周公卜洛营周，居于洛邑。”【17】上至帝王定都，下至百姓择居，靡不卜宅。既然古圣先贤都有堪舆卜宅之事，那老百姓更要求得一块风水宝地以造福子孙。晚明时期，文人士大夫在父母去世时，为尽自己孝心，都延请堪舆家为其父母择地。吕本的母亲去世，皇帝准许吕本的父亲和母亲合葬，此时“四方术者川滃云集，言人人殊，欲求明于理者，千百中无一也”。后张鸣凤携其老师金达“尽历浙东山川，得慈溪之龙山为吉”“使二亲体魄得安”【18】。李维桢的父亲去世，地师为其父择葬地，“聚讼可否，众莫能决”，延请“（徐）维事（徐善述）来与计之”，“君徐出片语而定，人人逊弗如也”【19】。

  第二，圣贤垂训，孝道在心。徐阶在《地理人子须知》的序中提到：“诵夫子宅兆之训，程子五患之戒，则地理固人子当知之。”【20】金达亦说：“葬之起也，仁人孝子之心也……夫善爱亲者……葬不敢以付庸术，盖慎之也。是故乘生气，避五患以宁吾亲，以毕吾终天之愿。此仁人孝子所为心也。”【21】仁人孝子的愿望就是父母亲体魄得安。择一块风水宝地安葬父母，使父母的躯体不被乌鸢夺，蝼蚁食，这是人子的最大心愿了。徐阶指出：“人子于亲也，固当无所不用其极，况地理切于送终以当大事者乎。苟于其亲之没也，置蚁泉砂砾中，无异委壑，孝安在哉。”【22】

第三，“遗体受荫说”的影响。该理论出自郭璞的《葬书》。其曰：“葬者，乘生气也。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2]（P21~22）《葬书》认为人秉父母之精气而出生，和父母亲有一种特别的“气”相联系。那么父母去世，骸骨之气仍然可以和在世的子女沟通，若父母骸骨下葬时没有“乘生气”，那么骸骨会受到污然，而他在人世间的子女会遭受一些不幸或灾祸。葬地的这一祸福理论在明代受到许多人士信奉。张居正在其《葬地论》中提到：“世言：葬地能作人祸福。谓葬得吉壤，家必兴隆；得恶地，家必衰替。”[3]（P368）虽然张居正这篇文章是驳斥葬地祸福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晚明社会“遗体受荫说”的流行。吕本指出葬地祸福论起于秦汉之间，到了郭璞“作《葬书》出，其术始盛传”，到了明代“堪舆家注书立言遂至充栋，其中真赝纯驳不一，况习此术者多庸俗浅陋之人，遂使仁人孝子不忍死其亲”。在明代，由于祸福说的盛行，所以许多堪舆术士都纷纷著书立说，使得仁人孝子葬必“求亲体魄之安”【23】。

此外，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消费社会的形成，这些都促使地理堪舆类书籍的大量刊刻。

四、晚明堪舆类书籍所反映的社会图景

从《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和《地理人子须知》的序中可以看出晚明社会堪舆学书籍非常畅销，民众和官员都非常热衷堪舆学。兹以《仙婆集》和《人子须知》的序为中心，一窥晚明当时的社会图景。

第一，官员热衷堪舆学。官员们对堪舆书籍非常有兴趣。他们热衷堪舆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阅读谈论堪舆书籍，研究探讨堪舆理论，提出自己的堪舆见解，更有甚者自己著书立说，如金达。二是进行堪舆实践，包括葬亲延请堪舆师择地。

 为《仙婆集》作序的虞淳熙，雍正《浙江通志》称他：“搜奇猎秘，闭门钞写，方术阴符靡不通晓。”【24】堪舆属于方术类，自然也在虞淳熙的研究范围之内。他在《仙婆集》的序中提到：“严善思有云：‘葬得其所则神安，而后嗣昌；失其宜则神危，而后嗣损’。”【25】张鸣凤将自己收集的地理书给冯梦祯阅读，并且“索余（冯梦祯）名之序之”，冯梦祯“名之曰《仙婆集》”，并解说取名之义，称“梵书《仙婆集》一名四实，谓盐水器马”【26】。虞淳熙更直接明白指出：“‘仙婆’一名而四实者，《涅槃经》语也。比以圆门，无论盐水器马即形势理气四实也；龙穴砂水四实也；作法卦例图式盘针四实也；微而至于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如尧夫每乘以四之法，皆四实也。”【27】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虞淳熙、冯梦祯都曾研习过堪舆风水之术。虞淳熙更是深入了解“方术阴符”，他对堪舆学的要领、具体实践以及实践工具都了然于心。

《人子须知》刊刻后，文人士大夫争相传阅研读。李维桢说：“学士大夫雅好之，造请无虚日，庭中羔雁无群矣。”【28】曾璠曾于嘉靖辛酉年（1561年）的春天和金达在北京讨论“堪舆家书，不下数十百种，类皆繁杂，互相抵牾”，一旦遭遇大事，仁人孝子“无所适从”，之后金达给曾璠推荐了《人子须知》，并且称赞该书“会诸书而折衷之，足以破群疑，当大事也”。不仅在官的文人士大夫津津乐道《人子须知》，而且致仕在家的官员把研读《人子须知》当做退休生活调剂。曾璠称：“自商于致政，归访其书于坊间，两见刻本，深嘉二子用心之当，而服金太史之言非诬。”【29】八十四岁的张琨说：“予谢仕二十余年，于六经外百家之书靡不探究。惟……郭景纯之葬法，诚可以利天下者，皆得谓之仁术。宜乎。”并称赞《人子须知》“皆精神独得之妙也”【30】。

官员们不仅阅读堪舆书籍，而且阐发自己的堪舆见解。袁黄在《答徐与浦书》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穿宅之说的看法。他说：“历稽古书，皆云九星穿宅，未尝曰五行传宅也。惟层数既少，则五行尚不足用，而况九星乎。故止用五行相生之法。今在六层以上自合用九星矣。既用九星，则破军自合随武曲，禄存自合随巨门，何疑之有。独辅弼二星，有谓不宜随贪狼而置之两旁者，古《宅经》曾有是言，然亦不足凭也。其游年定宅，有所不合者，一则从坎宅上数，故天医在震；一则在巽上数，故天医在离耳。秘书与游年二刻，诚多未尽。”[4]（P1298）袁黄认为五层以下用五行穿宅法，六层以上就用九星穿宅法。既然选择九星穿宅当然应该按照辅弼、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顺序进行穿宅。

 作为“嘉靖……丙辰（1556年）冠南宫廷对第三人”【31】的金达同样热衷于堪舆术。金达直接指明“夫堪舆非术也”。认为时人轻视“相地之术”，实不可取。进而讨论郭璞《葬经》中的葬乘生气，批驳当时的“俚谈曲说之士”以“气休咎论祸福”。他认为：“葬之起也，盖仁人孝子之心也。不乘生气避五患，万一夺乌鸢而饲蝼蚁，其与委沟壑者何殊哉。夫善爱亲者，疾必择名医，葬不敢以付庸术。盖慎之也。是故乘生气，避五患，以宁吾亲，以毕吾终天之愿。此仁人孝子所为心也，非徒以祸福论休咎也。”【32】从金达的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他对于“遗体受荫”之说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为死去的父母亲择地是出于人的恻隐之心，希望让地下的亲人得以安息。在《人子须知》的序中，他进一步指出：“彼堪舆者，倘能以其所尝试者，藏遗器于造化，而毕吾仁人孝子之心，其道亦大矣哉，乌得而易视之。”【33】为了说明堪舆并非小道，同时也为了证明葬事为“乘生气，避五患”，避免“庸术之误”，金达“不远千里而来”，亲自为吕本的母亲择葬地【34】。嘉靖辛酉年（1561年）吕本的母亲逝世，嘉靖皇帝“特遣使者”赐吕本的“一品太夫人”和“先少保公合葬”，以此来嘉奖吕本。得到皇帝的赐葬诏令，四方的堪舆家都纷纷前来为太夫人择地安葬，然而“言人人殊，求明于理者，千百中无一也”。张鸣凤陪同金达“尽历浙东山川，得慈溪之龙山为吉。以峦头为主，理气为用，合五行相生之理，使二亲体魄得安”【35】。金达为吕本母亲选地采用实地踏勘方法，以形法派的“龙、砂、水、穴”四要为主，辅以理气派的五行生克。晚明的官员们都非常热衷于研究风水。李维桢的祖父去世，居丧期间，李维桢的父亲“取其书置几上，手校雠书弊，墨渝弗释也”。等李维桢的父亲去世，李维桢延请徐善述为其父亲择地。称赞徐善述“出片语而定，人人逊弗如也”【36】。

 第二，堪舆学的繁荣。堪舆学的繁荣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堪舆学形法派和理气派融合贯通，力求简明，摒弃“俚谈曲说”的祸福论。其二是儒者加入堪舆学的研究队伍中来，使得堪舆学由“术”入“理”，甚至有放弃举子业，究心堪舆之术的儒生。

徐善继、善述兄弟在《地理人子须知》中说道：“夫术家妙契阴阳，明通观察，虽代不乏人，然各私相授受，其流之弊，遂致矛盾冰炭。言天星者黜峦头，言形势者辟方位，穿凿附会之说与诋毁聚讼之谈纷然莫可究诘。”【37】徐氏兄弟认为由于历代堪舆家私相传授，严守形法和理气之门户，遂导致各种穿凿附会之说，而且两派之间还互相诋毁。鉴于“地理家诸书繁浩，条绪多端，真赝并列，未易悉辩”【38】，所以《地理人子须知》折衷诸说，参以己见，“先列峦头之要，次附天星之法，形势方位各有攸当”【39】，并且徐氏兄弟认为这是儒者分内之事。他们说：“吾儒穷理尽性，分内事也。若概视为术家之说，非予兄弟搜辑之本意矣。”【40】徐氏兄弟究心堪舆之术，实出自切身经历，因早年丧母，无法尽人子孝道，故究心堪舆，祈求母亲在地下安息。康熙《江西通志》记载：“徐善继、徐善述，德兴人。初补邑庠生，以亲丧未厝，遂究心堪舆之学。”【41】徐善述在《地理人子须知·自序》中亦谈及究心堪舆的原因，其自述道：“不幸先君早逝，生无以为养，所可图者，惟宅兆一事耳。于是与季兄弃举子业，治堪舆家言。”【42】

 尤值得一提的是金达。他既是当时大儒，又是朝廷高官，并且精通堪舆之学。其所著《心得要旨》被许绍獬称赞为：“其文雅，其理精，其识卓，其说详，而大小不遗其制，密而脉络分明。”[5]（P639下）陶允宜认为该书“其论理气，明二天、三元、甲子、三局致用之法，辨真伪贵贱之分；其论形势，备寻龙、认穴、消砂、纳水之要，其言皆执简以御繁，守分以达变，实得白鹤青乌之秘，非若他书泛而不切，繁而多误者比也。”【43】从陶允宜的陈述看，金达的《心得要旨》当是以自己的心得体会切论理气与形法，并且金达还将之用于堪舆实践，“为同志谋其宅兆，莫不获吉而致福，且历观各族之墓地断以祸福判如也”[5]（P639下）。

 张鸣凤是金达的学生，从金达受业理学。金达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隆道懋称张鸣凤：“受业于星桥金太史，剖研理学，天地造化合于一元。复遇李半仙于南昌，而公之术业与理学俱长。”【44】前文已论述金达反对“遗体受荫说”，并且从理学角度给出葬事起源仁人孝子的恻隐之心，而且金达给吕本母亲择地时以峦头为本，理气为辅。因而当张鸣凤受业于金达时，自然会抛弃庸俗浅陋的祸福说，并且在《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的编集中以峦头为主，参以理气。冯梦祯认为《仙婆集》“大都摘诸家之菁英，而断以己见”【45】。

万历年间刊刻的堪舆书籍融汇形势和理气之说，而到了崇祯年间书坊主刊刻的堪舆书籍专主峦头。祁彪佳在崇祯年间刊刻的《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序中谈及该书“专主龙峡水”【46】。余象斗自序亦说：“慎采群贤之格言，步武明师之指范，剪茅诛棘，距虎登龙，历考各墓，大都所重者，龙穴砂水。”【47】

 第三，堪舆兴盛，然非议之声亦处处可见。官员们热衷堪舆，礼请堪舆家卜地，但同时招致社会的垢病。辛巳（1581年）夏，徐氏兄弟被“中丞王公、太史李公召入郢中”为他们卜地，而此举遭到郢中人的诟骂，称徐氏兄弟“是商颜郜首而儒衣冠者”，使得徐氏兄弟“几无以自解”。旧刊本《人子须知》出版后，徐阶的一位座客对该书表达不满。客“遽矍然曰：‘人子之所当知者，岂惟是哉，且孝亦未易以言也。若大舜终身之慕，武周之继述，曾参之养志，斯孝矣。顾屑屑于一艺一能谓之曰孝，吾惑焉’”【48】。张居正更是直接指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觊之私，谬妄无稽之论也。”【49】

结 语

堪舆之术古已有之，历代都有出色的堪舆家、经典的堪舆书籍。到了明代，堪舆的发展已不同于前代。其不同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堪舆著作大量涌现。堪舆书籍的书写、编著、出版不再是上层知识分子的特权。晚明时期，大量书坊主以市场为导向，刊刻符合市场需求的堪舆书籍。如《地理人子须知》就曾在铅山、福建和郢中分别被王氏、书林余氏和曾璠刊刻。其次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热衷堪舆。官员们积极阅读堪舆书籍，热衷为堪舆书籍作序，提出自己的堪舆理论，甚至直接择地相宅。儒生们不习举业，究心堪舆之术。一般民众则对堪舆抱有偏见。最后是心学理论对堪舆产生影响。晚明时期社会思想多元，已不同于明初的独尊程朱。这一点从晚明时期许多科举时文可以窥见。正是由于思想的多元化，导致堪舆理论受到心学思想。如祝眉寿说：“所谓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故人子卜宅兆，要当以安亲为念，岂惟求诸地哉，必求诸吾灵台方寸之天，可也。”【50】祝眉寿就认为择一块好地葬亲固然可以安亲，而真正安亲应当求诸自己的心。

注释

【1】此表参考了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中的《明代命理风水类图书刊刻情况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2页；（明）祁承爜所著《澹生堂藏书目》，清宋氏漫堂抄本“子部三”所列堪舆风水类书籍。

【2】【44】隆道懋撰：《仙婆集序》，《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万历十五年建阳书林熊体忠刻本，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

【3】【41】康熙《江西通志》卷四十三《方技·饶州府》，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7页。

【4】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民国郋园先生全书本，第57页。

【5】【7】【15】徐善继、徐善述：《郢中重刻自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20、5、20页。

【6】同治《彭泽县志》卷九《进士》，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4页。

【8】【17】【20】【21】【22】【32】【33】【48】徐阶、金达、余鋐撰：《旧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7-9、7-8、7、8、7、8、8、7页。

【9】王世贞撰，董复表辑：《弇州史料》后集卷一《太傅吕文安公》，明万历四十二年杨鹤等刻本，第980页。

【10】柳琰修，曾春纂，林光校正：万历《嘉兴府志》，明弘治五年刻本，第22页。

【11】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纪士》，清武林掌故丛编本，第208页。

【12】雍正《浙江通志》卷133《选举十一·明·进士·天启二年壬戌科文震孟榜》，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470页。

【13】胡明佐撰：《地理统一全书序》，《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崇祯元年书林余应虬、余应科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14】曾璠撰：《重刊人子须知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6页。

【16】祁彪佳撰：《叙》，《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崇祯元年书林余应虬、余应科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18】【23】【35】吕本：《仙婆集序》，《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万历十五年建阳书林熊体忠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20】【28】【36】李维桢撰：《郢中重刻人子须知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5页。

【24】雍正《浙江通志》卷178《人物六·文苑一·杭州府·明》，第18页。

【25】【27】虞淳熙：《仙婆集序》，《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万历十五年建阳书林熊体忠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26】【45】冯梦祯：《仙婆集序》，《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万历十五年建阳书林熊体忠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29】曾璠撰：《重刊人子须知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6页。

【30】张琨撰：《旧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8页。

【31】康熙《江西通志》卷31《饶州府·人物》，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68页。

【34】吕本是金达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会试时的主考官。吕本自己说：“予南宫所取首魁浮梁金君达，习圣贤之学，明天地之理。”既因为金达明堪舆，又因为吕本是金达的座师，所以金达才不远千里来到浙江绍兴为吕本的母亲择地。

【37】【39】【40】【42】徐善继、徐善述：《自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19、3、19、19页。

【38】徐善继、徐善述：《凡例》，《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3页。

【43】陶允宜：《金星桥先生心得要旨·弁言》，《丛书集成续编》第4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639页上栏。

【46】祁彪佳撰：《叙》，《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崇祯元年书林余应虬、余应科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47】余象斗：《自叙》，《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崇祯元年书林余应虬、余应科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50】祝眉寿撰：《旧序》，《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明万历十一年曾璠刻本，第9页。